柯尊解,湖北省作协会员,黄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吴培、徐铁志二位先生鼎力助我草成此文,谨致谢忱。 本文部分资料源于《武昌县志》、黄石电视台专题片《金牛客》及《金牛志》,谨此致谢。 ——柯尊解 3、鄂王城、鄂县、鄂县人 薛季宣在金牛街上写完他的考察报告《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簿书稍暇”,他决意要藉此去拜谒鄂王城。 关于鄂王城,《武昌县志》介绍说: 鄂王城在县南(按:当作西南)一百二十里,周夷王时,楚熊渠封中子红於鄂。(《奥地纪胜》按:《名胜志》引《九洲记》: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属马迹乡。考马迹乡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距府治一百八十里,与《寰宇记》所称在鄂州百八十二里正合。今遗址关门石尚存。土人呼为鄂王城。其为楚封址无疑。) 鄂王城就在金牛街西向不过十里之遥的马迹乡。薛季宣在父老陪同下,出西街梢过西山冠,兴致勃勃前往马迹乡高河河畔,凭吊鄂王城。但他看到的却是一片废墟,残亘断壁,衰草狐兔,令他感叹唏嘘。 千万感慨集于笔端,薛季宣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鄂墟赋》。此赋转引自清光绪版《武昌县志》,他处难得一见,故恭录如下,以观全貌,不求甚解: 按藉披图,乃窥鄂墟。有邑无民,荒城已芜。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乎其北。有峰有峦,有陂有泽。林麓苍苍,环流漾碧,万顷涟漪,际天一色。吏指图而告曰:此三代之建邦也。在楚熊渠,始大宗周,寖微载拓东境,穷兵极兹,乃命子红王而有之。而已知其非是,红归国废,爰始邑焉。吴迁以替,是为周睨之荆蛮,专封之旧地也。走蹙然而应之曰:是则然也,而非尔之所及,感昔伤怀,凄然以泣曰:蛮宗以大,非熊渠之罪也。夫天王至贵,匪夷之类,犹之在人,足元孔异。使周王能保文武之基绪不失周公之典制,外睦诸候,下安万汇。礼乐征伐,惟王是出,后稷之功,有隆不替。蠢尔荆蛮,胡宁以害?伊其自绝,何伤日月?不见崇侯,俄然而灭。自彼成康既亡,昭缪志荒,京邑昏昏,仪於四方。废法专征,诸侯是常。楚越徐吴,於焉僭王。则无荒服之侵凌,为天王之政庞也。熊渠何罪哉?封红於鄂,此其大累,废红而復,岂无还善意邪?而王不是改也。乃有骊戎犯顺,鼎彝屡震,楚及郊畿,重轻是问。则斯僭窃之狂图,非当时之大常规也。且夫百姓何知,观德攸归,楚之盛强,惟能抚之。彼社稷宗庙,尚为禾黍。夫何鄂侯之覆哉!若夫都之故城。哲夫是城,版筑经营,再千尔龄,而犹巍峨弗倾。今之为城者反是,岂夫人之或异版靡不施,工程靡不至,在旦落成而夕颓,委地观夫僭窃之荆蛮,又匪予今之所喟也。走尝观古中都,先王矩抚,而今已亡,犹存此墟。走不知人力斯至邪,将以为皇天之意夫。 《武昌县志》关于鄂王城的介绍,源自《史记.楚世家第十》: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代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熊渠的第二个儿子熊红是第一任鄂王,但没过多久就取消了这个封号,《史记》上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这就是《鄂墟赋》所说的:“乃命子红王而有之,而已知其非是,红归国废。” 首任鄂王熊红后来立为楚国国王,并迁往长江边上的鄂州,有据可考。 但是,为鄂王所筑的鄂王城,决不会因为取消了“鄂王”封号而被拆毁,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鄂墟赋》也说“爰始邑焉”。鄂王城后来或许就成为楚国封君的治所。楚国在历史上出现过大量封君,其中最有名的当是春申君黄歇,其次就应该是鄂君子晳了,好像还有一个郢君,事迹不详。子晳是楚康王宠爱的弟弟,其生卒年代约在公元前530年前后。其后,关于鄂君,史书似乎再无明文记载。但1957年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鄂君启节”,实物证明,在鄂君子晳以后约200年,公元前323年,还有一位名叫启的鄂君,此人是楚怀王的弟弟。 从鄂王红到鄂君子晳,再到鄂君启,至少延续了五六百年,鄂王故城一直存在。它能够存续五六百年甚至可能更悠久,其市政规模及城市繁华文明程度,应当是可圈可点的。我们在前面说过,以金牛街为中心的古马迹、灵溪、贤庾、符石四乡所属地域,在古代极有可能就是一个县。《宋书.州郡志》载,太康元年,復立鄂县,而武昌如故,似可为证。 《晋书.地理志》的记载更为明确,引文如下: 武昌郡,吴置。统七县,户一万四千八百。 武昌,故东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此。 柴桑,有湓口关。 阳新。 沙羡,有夏口,对沔口,有津。 沙阳。 鄂,有新兴、马头铁官。 官陵。 按《晋书.地理志》说,武昌郡是东吴时期创置,统七县,包含鄂县。可见无论西晋东晋,甚至上溯到三国东吴时期,武昌郡都确实有鄂县。 鄂县县治在哪里呢? 薛季宣的《武昌土俗编》认为,马迹乡的鄂王城,直至晋代仍然是一座县城。清光绪版《武昌县志》更进一步说明:“鄂县盖东近兴国军界。《路史.国名纪》今兴国军有故鄂城,盖马迹乡,本永兴地也。据此则楚鄂故城,即今马迹乡之鄂王城。” 百度上说得更明确:“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分武昌县为武昌、鄂两县,鄂县治所在今大冶市西畈,两县隶属武昌郡,属江州。” 照薛季宣《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分析:“金牛、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在本县南。隔絶大冶县界一百三十馀里。”古武昌县所属九乡,四乡在樊湖以北,金牛及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在樊湖以南,若把武昌县分为两县,自是以樊湖以南、被大冶县界隔绝一百三十里的金牛及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自立为一县,最为妥当。 百度虽未注明何以为据,但总不至于是无稽之谈,所言“西畈”即马迹乡故鄂王城所在地,这个结论也与清光绪版《武昌县志》完全一致。 由此应当可以确定,古鄂县县治在马迹乡鄂王城。 因为晋代确有“武昌鄂县”,《武昌县志》就理直气壮地认定:孟嘉是武昌人,并且,堂而皇之地为孟嘉立了一篇近千字的正传: 孟嘉,字万年。(案:陶渊明《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作江夏鄂人。《晋书.地理志》江夏无鄂县,而武昌郡有之。则陶集或系刊本之误也。《世说新语》作武昌人。又嘉弟陋为阳新人,详儒林传。而陶集叙占藉之由,尤为明悉。嘉为渊明外祖,其传可凭,故不復依《晋书》也。)曾祖宗,一名仁,以孝行称,仕吴司空,祖父揖,(案:邵志作父缉,误。)晋元康中为庐陵太守。宗葬武昌阳新县,子孙家焉,遂为县人也。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孟宗、孟嘉、陶渊明,都是名重古今的人物。 孟嘉的曾祖孟宗,曾任三国东吴司空,位居三司,应当是个很不小的官。因为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字元宗,孟宗为避讳,曾改名孟仁。中国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孟宗哭竹”即为其一。故事说,孟宗小时候,父亲早逝,家里非常贫困。一年冬天,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可治母病。适值严冬,漫天风雪,哪里会有竹笋啊!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抱着竹子痛哭。 孝心终于感动天地,少顷忽然地裂,雪地里长出数株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 孟宗后来做了官,起初是个管渔业的小官,他独自在外工作,十分挂念母亲,就托人从任所带一包鲊孝敬母亲。母亲不肯打开那个包,原封不动退还给他,并附信教训道:你是管理渔业的官员,却给我寄包鲊,这就有以权谋私的嫌疑。既为官,这是不可以不慎重的! 孟宗大愧,再三检讨自己,发誓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决不以权谋私。 据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上说,孟宗逝后安葬在武昌郡的阳新县,他的后人就在阳新安家了,孟嘉的弟弟孟陋就是阳新人,至于孟嘉后来又怎么成为了鄂县人,就不得而知了。 孟嘉青少年时就有美名传扬。他语言简默,很有度量,二十岁时已经受到同辈人的敬佩,好名声甚至传到了京城。 当年,太尉庾亮以皇帝舅舅的身份坐镇武昌(郡治在今鄂州市),兼任江州刺史。他听说孟嘉贤能有才华,就召孟嘉任庐陵郡的从事(副长官)。 一次孟嘉从庐陵郡回来,庾亮询问他下面民风民情如何,孟嘉却回答说:“我不知道啊,我可以回去问问下面的人。”庾亮掩口而笑。其实,这种官样的例行公事,孟嘉本可以随便编几句瞎话来敷衍上司的,可他不肯这样做。等到别人都走了,庾亮就对他弟弟说:“孟嘉到底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啊。” 太傅诸裒是个渊博沉稳而又善识人才的人,当时担任豫章太守。一次他从豫章来拜见庾亮,恰逢正月初一,庾亮大会州府人士,很多贤达俊彦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孟嘉座位离主座较远。 诸裒不认识孟嘉,就问庾亮:“江州有位才俊孟嘉,他也来了吗?” 庾亮说:“在座呀,你自己去找吧。” 诸裒环顾众人,竟指着远处的孟嘉说:“难道不是他吗?” 庾亮欣然而笑,善于识人才的诸裒能在这么多人的聚会上一眼就能认出孟嘉,实在是件令人惊奇的事情,这不是也证明孟嘉的器宇风度有多么出众吗? 庾亮因此更加器重孟嘉。 孟嘉被推举为秀才,后来成为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参军,也就是参谋人员。桓温也十分看重孟嘉,提拔他做了长史,长史相当于秘书长或参谋长一类。 桓温是个有谋逆野心的人,孟嘉不愿同流合污,他就经常驾车跑到龙山上独自饮酒,一直到太阳快要落山了才回家。桓温问他:“酒有什么好的,你这么喜欢喝酒。”孟嘉回答:“您的兴趣不在酒里,所以你不知道酒的妙处。” 孟嘉身处乱世,不愿显身扬名。 晋穆帝知道了孟嘉的名声,也要在皇宫内召见他。孟嘉却借口自己的脚有毛病,不方便向皇帝跪拜,不肯见皇帝。皇帝竟然迁就他,让人扶他进皇宫。 因为孟嘉的名气太大,到了唐代,房玄龄等人作《晋书》的时候,就在《桓温传》后面,也为孟嘉附了一篇四百字的小传。 不过,这个小传却惹了麻烦,它说,孟嘉是江夏鄳县人。 但是,陶渊明专门为孟嘉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却是明明写道:“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 陶渊明与孟嘉是什么关系呢?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大将军陶侃。陶侃以其第十女妻孟嘉。孟嘉是陶渊明曾祖的女婿,夫人是陶渊明的姑奶奶。更重要的是,陶渊明的母亲,又是孟嘉的第四个女儿,就是说,孟嘉是陶渊明的亲外公。 陶渊明为外公作传,怎么可能把他的藉贯写错呢? 但是,《晋书.地理志》上,江夏郡确实没有鄂县,只有鄳县,而鄂县在武昌郡。所以,一伙人就说,是刊本把“武昌”错成了“江夏”;另一伙人却说,不对,江夏是没有错的,是有人把“鄳县”错成了“鄂县”。 古代刊本刻印或书写,都是竖排文字,把“阳新”两个字颠倒成“新阳”,这完全有可能,而且不容易看出来。 但是,把“武昌”两个字错成“江夏”,真没有可能。 至于“鄳”与“鄂”这两个字,也很难弄错。 晋代的书写流行汉隶,这两个字区别明显;到了南宋以后,刻本已经多用近似于今天的印刷体,这两个字的字形,就更难混为一谈了。 而且,说孟嘉藉贯是“鄳县”而不是“鄂县”,于情不合,于理不合。 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明明白白说:“宗葬武昌新阳县,子孙家焉,遂为县人也。” 祖坟在阳新,家人居阳新。当时的阳新县当在今天阳新西南六十里,而鄂县东近兴国界。《路史.国名纪》云,今兴国军有故鄂城,盖马迹乡,本永兴地也。就是说,阳新、马迹这两个地方同属兴国军,相距非常近,是毗邻。 “鄳县”在哪里呢? 鄳县为西汉所置,位置在今天河南省信阳市以北的罗山县以西,过了长江,又过了武圣关,还要往北走,离长江估计在一二百里之外。 东晋属南北朝时期,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为“五胡十六国”所有,鄳县一带虽然仍属东晋,但其地孤悬江北,危机四伏,战祸频仍。孟嘉身为东晋名士,他怎么可能抛舍家人,从江南的阳新县移居江北一两百里外的鄳县? 说他就近移居鄂县,倒是很有可能。 此为于情不合。 陶渊明为他的外公作传,事在公元401年到公元402年之间,与孟嘉是同时代,弄错藉贯的可能性极小;而房玄龄等人作《晋书》,却在公元646年至公元648年间,离孟嘉已经相去二百五十年,出现错讹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在西汉末年江夏郡所属十四县中,既有鄂县,也有鄳县,此为证据之一。 事实上,《晋书.地理志》只是沿袭古代典藉,对个别郡县的变化,并没有作详细记载,错漏是确实存在的。 譬如江夏郡的平春县,东晋太元中因避简文郑太后(阿春)名讳,曾经改为平阳县。那么,在这一历史时期,江夏郡就只有平阳县,而没有平春县。但《晋书.地理志》却只记为“平春县”,未作任何说明。 由此可以怀疑,所谓“江夏无鄂县”的问题,会不会与此类似呢? 再譬如江夏鄳县,西晋建立后,鄳县改属义阳国。东晋十六国时,虽为东晋政权据有,却仍属义阳君,事实上,东晋时江夏郡并无鄳县。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江夏郡的问题的确比较复杂。 三国鼎立之时,北方的曹魏政权设置有江夏郡,江南的孙吴政权也设置有江夏郡,在这同一历史时期,长江南北就同时存在两个江夏郡。 江北曹魏的江夏郡不可能管辖到江南,它就只有鄳县,肯定没有武昌县,更不会有鄂县。 但江南孙吴的江夏郡所属,就极有可能同时有武昌县和鄂县,而没有鄳县。 这是不辨自明的道理。而江南孙吴的江夏郡所管辖地域,又有过变更。 史载,孙权以鄂为都后,曾经改鄂为武昌,另立武昌郡。不久又恢复江夏郡,以武昌县隶属。在这一历史时期,既然连武昌都属于江夏郡,鄂县就同样应该属于江夏郡,如何能说江夏郡无鄂县呢? 吴亡晋兴,长江南北统一于同一个政权,又把孙吴的江夏郡改为武昌郡,而把原来魏国立的江夏郡迁回到安陆旧城。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情况,就极有可能把鄂县隶属于武昌郡,而将鄳县隶属于江夏郡了! 由此而论,孙吴时江夏郡是应该有鄂县的,考虑到孟嘉曾祖孟宗仕吴司空,那么,五柳先生陶渊明说他的外祖父孟嘉是“江夏鄂人”,是不错的。 鄂县县治鄂王城,在马迹乡,即今天的金牛街西向十里之遥的高河河畔。那么,我们说孟嘉是金牛人,几乎可以确定无疑了。但想到陶渊明与孟嘉的关系,直说五柳先生是金牛的外甥,心里又惶惶然,不敢结论,毕竟这个人太有名了。可是,“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这句话,真的就是陶渊明自己说的啊! 且将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恭录在这里备查吧。
《新东西》编辑部
主 编:向天笑
征稿启事:
1 、原创首发,诗歌(除旧体诗词外)、散文、小说、评论、收藏、书画等作品,拒绝一稿多投。百字内简介加个人清晰生活照一张。
2、作者文责自负,如有抄袭侵犯他人权益,本平台不承担任何法律连带责任。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