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文坛]竺伟的随笔《公厕的那些冏事儿》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公厕这个“新生事物”的兴起和发展；至所以把这方面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是想告诉我们的后代：这不是冷笑话，这不是幽默，这些冏事真真实实地发生过。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黄石城区几乎没有私厕，到处都是公厕。星罗棋布，疏密有致，点缀城区各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和居民小区里。住在平房宿舍的居民普遍使用的是公厕；即使是住在楼房的住民，也是一层七八户共用一两个单间小公厕。记得当年我所住的广场路菜园村商业局平房宿舍有一二百户居民，也就有两间公厕。  

那时的公厕建造得很简陋，而且几乎都是“旱厕”；窗户一般建得有一人多高，是种扁扁形的没有窗扇的宽窗，门就只安个框，有的甚至连木门框都没有，在门的前面砌面砖墙当作屏障。公厕里面是三合土的地面。一侧一溜儿下来有六七个蹲坑，蹲坑之间通常用砖砌有一米左右高的隔档（有的连隔档都没有），人蹲下去，虽看不到隔壁蹲坑的人的下半身，但隔壁蹲坑的人面部五官还是看得分明的。各蹲坑的下面连着是个硕大的粪窖。  

正因为公厕过于简陋，入厕“方便”其实不便。在滴水成冰、吐气成雾的腊月，如刀的寒风从门、窗、顶棚的天窗、脚下的蹲坑，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至，人的上下两处赤裸受冻，难以忍受；在赤日炎炎、暑气灸人的七月，成团的蛆蝇在头、脚、后背、耳旁，从各个角度朝你乱撞，令你恶心欲晕。那时的公厕是无人愿去，但又每天不得不去的地方。  

每天进同一公厕的通常是左邻右舍的熟人，正因为是熟人，所以在公厕里相互寒暄是要有“技巧”的：一是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包括称呼人：一小孩在街上叫“叔叔”、“阿姨”是礼貌，在那场合会令人尴尬；二是非说不可的话，尽量长话短说，没有“急事”，谁也不会到厕所来，更不会在这臭气薰天的地方听你娓娓道来。这些入厕小“贴士”我小时耳闻目睹都会了。其实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在公厕里相遇，甚至同一“进行时”是有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视而不见、含而不露，听而不闻、做而不说等，人们在此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会猜测道的。  

每天清晨，是公厕最“繁忙”的时候：居在公厕附近几十百把户几百号人，都要“光临”公厕“清空”一夜的“积存”。那公厕男女就各七八个“档位”，“櫈”少客多，故而公厕门外无可奈何抽着香烟者有之，满眼焦虑提着裤带者有之，长抒短叹唠唠叨叨者有之，更有甚者，直接冲进去，采取“盯人抢位”者也有之。那情景有点象如今在国外旅游，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司机一下把车停在只有两个档位的小公厕，车上几十人蜂拥而至……“占个茅坑不拉屎”，道尽了人们当时的怨恨和无奈心情，这句话至今还有生命力。  

深夜的公厕格外神秘。特别是碰上公厕的电灯损坏时，入厕仿佛执行一项恐怖而神秘的任务：清冷的天气、漆黑的房屋、酸臭的气味，这样的氛围对孩子、妇女和老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尽管他（她）中有人手里拿着火柴甚至电筒，摸摸索索、忐忑不安入厕的完成了整个流程。可有些孩子根本不敢独自进去，就悄悄地把“雷”埋在厕所门口，以至于后入厕者不小心碰了“雷”后，“踩着屎都不知道臭”，。提着裤子往家跑。  

我那时也有十来岁，正是爱面子、知恐怖的年龄，在家里坐便盆不干，上无灯的公厕又没勇气，于是就到离家不远的工人电影院对面的公厕或市大轮码头侯船室公厕“解决”。据我所知，这两处公厕是当时黄石中心城区最好的公厕：定时水冲式，水磨石地面、半人多高瓷砖墙，电灯多且亮，给人以安全感。

（二）  

十年“文革”，城市公厕也难以“幸免”。  

“文革”初期，公厕曾短暂的“香过”一时。城市里的公厕被作为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好地方”而受到“造反派”的“青睐”，频频安排“没改造好的坏分子”来此“深造”。有的还是“反动学术权威”，当时的中国，“牛棚”、“猪圈”和“公厕”似乎成了“坏分子们”的“三大名校”这些公厕也在“没改造好的坏分子”关照下而变得“吃香”。  

然而公厕的“香”景不长，随着“文革”的“深入”，社会上“打砸抢”兴起，城市的一些党政机关遭到人为破坏，城市管理缺失。城市各处各公厕也不同程度“遭受其害”。先是城市周边农村的个别农民乘社会动荡，在夜深人静之时，挑着粪桶或拉着粪车步行十几里来各公厕“偷粪”，他们用一种特制的长杷子直接从蹲坑把“所需之物”捞出来，装进粪桶里，挑（拉）回农村。据说大粪在村里“蛮值钱”，一担粪水超过“正劳动力”一天的收入。毕竟是“偷”，来者心虚胆怯，慌里慌张，现场留下的“痕迹”难以让人睁眼、吸气、下脚，引得周边“革命群众”极大愤慨。于是凡来偷粪的农民，“革命群众”一经发现，大呼大叫，进行驱赶。“散兵游勇”的农民挑着空粪桶走十几里进城，连一点粪渣子都没捞着，确实使人沮丧。后来农民们学习“造反派”在打砸抢中的“套路”，来硬的，组织了“抢粪队”。十几、二三十人一伙，“明目张胆”抢粪：夜半时分，他们戴着柳条编的安全帽，挑着粪桶，提着粪瓢，直奔公厕。他们分工明确，动作流畅，效率高速：先着砸开粪窖上的铁锁，掀开盖板，有人掏粪、有人递桶、有人转运、有人放哨，一池大粪一抢而空，扬长而去，留下疮痍满目。如有居民发现，上前阻止或叫喊，“警戒的”当即横握粪瓢，双目怒视，步步威逼。望着那“黄灿灿”的粪瓢，“革命群众”无不望“瓢”而退，哑口无言。  

为应对偷粪抢粪不堪骚扰，周边革命群众也仿效运动中的作法，与周边农村联系，派贫下中农代表直接“接管”公厕：在公厕旁搭一间栖身的棚子，对公厕实行24小时无间隙严管：白天在公厕边吃饭，顺带打扫公厕卫生；晚上则在公厕旁睡觉，防偷赶盗。时刻关注肥水积攒进度，隔三差五调来精壮农民和马车木船转运肥水。一时间，黄石城区几乎所有的公厕旁边都搭有一个简陋的棚子，各个大小公厕皆被“贫下中农”牢牢占领。  

这些占领公厕的“贫下中农”都非常善于团结周围的人民群众：新麦割了，给邻居们送两三斤新麦面做饼；绿豆收了，匀一两升新绿豆给居民们熬绿豆汤。从而赢得了“革命市民”的好感，受到了“革命市民”的拥戴。即使有人来偷粪，“革命市民”会自动站在“贫下中农”的一边共同御盗抗抢。  

这个“文革”期间公厕发生的现象，随着文革的结束，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而慢慢消失。  

当时公厕还时常发生一种“反革命现象”：有人把印有“最高指示”或“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当成手纸擦了屁股。当时的报纸，天天都要刋登“最高指示”，隔三差五、逢年过节还要刋登“伟大领袖”的照片，而过期的报纸又是每个家庭、每个人当成手纸的首选。一些粗心的人或小孩用纸不细心，往往看了报纸的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屡屡造成这种“反革命现象”发生。开始大家看到擦了屁股的“最高指示”报纸诚恐诚惶，后来大家见多了，习以为常。但是一旦发现将印有“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当成了手纸，那是要报案的，派出所对这类事是要过问的。于是，久而久之，人们上公厕有一“习惯动作”，擦屁股前，看看手中要用的报纸有没有“伟大领袖”的照片和语录，尽量避免这类“反革命现象”发生。  

如果那时说用印有“最高指示”和“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入厕是人们的粗心失误的话，那么公厕里发现“反动标语”（俗称“反标”），则是有人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有意渲泄和报复。在“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公厕发现过“反标”，有的是多次发现“反标”。客观地说，公厕多为“反标”的发生地。  

一次，我为图清静，径直到家旁公厕最里面蹲坑“办事”，正在快畅，陡然发现隔墙上有五个粉笔字：打倒△△△。这是典型“反标”，十三四岁的我吓慌了手脚，匆匆擦了屁股提着裤子跑了出去，在公厕外，好久没缓过神来。我打定主意，既不告诉家人，也不报警：发现反标时只有我一人，报警怕没人证明说不清楚。一会儿，有人进了公厕，又有人慌慌张张跑出来，再过一会儿来了两三个警察拿着照相机进了公厕，公厕外马上聚集了很多人，他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要对笔迹，有人说要设暗哨，不一而足。而这这间公厕己发现多起“反标”事件了，可从来没有听到破案的消息。为什么“文革”时期，公厕屡屡出现“反标”，这迄今还真是个谜。  

（三）  

1974年初冬，我作为知青下放大冶陈贵一王姓村庄，开始接触农民和农村，也见识了农村的厕所。由于山里林场的知青点没建好，起初我住在村的一农户家里。房东是位四十多岁的“光棍”大叔，他有祖上留下的一套明三暗五青砖到顶“豪宅”。遗憾的是，诺大的房子里竟没有厕所——他的私厕在离他家不远的自留地旁。村里又没有公厕。如需“方便”，作为男青年的我，白天、雨天、甚至落雪天都能克服，但是冬天晚上“起夜”还真麻烦。好在“光棍”有“光棍”的法子：他带我看了看后房的一个大粪桶说：满了我俩抬到地里去。  

三个月后的开春，各村的知青到已建成的南山林场知青点生活和劳动。知青点的知青宿舍和食堂已建成，可“公厕”来不及建。林场山沟沟里一下子来几十名青年人，一大部分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为了应急，农场将原来几名农工用的厕所扩为“公用”。这所农村公厕也颇有特色：在地下坑里埋口大水缸，缸上摆放两块三四寸宽、约三尺长的木板，沿着水缸外围，用什么茅草、油毛毡围成个圆锥形，留个进出的口子。见物思名，大概这是农村人们叫“茅厕”的由来吧。这“茅厕”不分男女，先来先用。  

大泉沟的男知青颇有绅士风度，小“方便”，到什么墙边、树边等偏僻处解决；大方便，不得己才求助“茅厕”。一早一晚是“茅厕”使用的“高峰期”，知青们使用很快形成“默契”；男知青用厕一是嘴里叼根烟，如有人来，以咳嗽为“暗号”：此处客满，稍后再来。如晚上入厕，一有动静，则用手电筒对着厕外乱晃，发出灯语：此处有人，请务前行。女知青入厕就简单多了：一人“办事”、一人放哨，时间一到，相互“轮岗”。  

我也无可奈何地用了一段时期的茅厕，个中苦楚一言难尽。我一直对这种茅房心存“敬畏”的：我总担心象我这体重偏高的人，入厕时踩断了那两根支撑我全部重量的木板，以致于入厕“操作时”始终不敢使劲，事后难言畅快。如遇到雨雪天气，望着那湿又湿又滑的木板，甚至不敢在那上面多呆一分钟。  

两个多月后，林场的知青公厕大功告成。此公厕与城里也有不同之处：多了个猪圈，少了盞电灯。尽管美中不足，但知青们入厕终于迎来了幸福时光。  

这就是几十年前公厕的那些囧事，现在年轻人可以向你们的父母“求证”，阿伟我说的这些可是没“掺水”的哦！  

                                              写于2020年7月  

竺伟，俗名"伟哥。花甲已过，直奔古稀。祖籍浙江宁波。当过知青，做过工人。1977年有幸考入大学，而毕业后″不务正业"，改行作市党政机关秘书至退休。工余饭后，偶有感悟，片纸涂鸦，权当消遣，自娱自乐。年轻时，当过多次市报(台)优秀通讯员，曾有数篇″拙作"获省市有关征文奖。

《新东西》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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