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国的来龙去脉 刘合聪 在中华文明史上有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关键国家——鄂国。研究鄂国的来龙去脉有利于找到中华文明的一条宝贵的“黄金线索”。 作为国名的（含“王”）“噩”字，见于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先秦文献则写作（含右“阝”） “鄂”字，这两个汉字当有演化关系。“鄂”西周金文也写为“噩”，学者多认为像鳄（鱷）鱼之形而造字。鳄又称为蛟龙，鄂部族以其地多扬子鳄而奉鳄鱼为部族文化图腾，并用作国名。鳄图腾是龙图腾最初的主要原型之一。另外有学者认为“噩”是一种观星仪器或重要仪仗，也有学者认为“噩”是依据某种美丽花朵的形态造出的象形字，还有学者认为“噩”是“器”字的原始写法，推测在当时的部落联盟的社会分工中最早由鄂氏族世代承担为王室铸造青铜器的重任。“噩”字这个极具神秘色彩的汉字，最初有几种含义至今尚无一致的定论。 鄂国相传最早是黄帝姞姓子孙和女娲后裔所建的重要诸侯国。姞姓为黄帝后裔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十二个分封得姓之一。姞姓鄂国存在于夏、商、周三代，最后为楚国所吞并。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一作鬼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从史籍记载可知在商纣王统治时期，鄂侯、九侯与西伯侯姬昌并列为商朝三公，鄂国在商代已经是一个实力强大的老牌诸侯国。商王室、周王室和鄂国先后都有联姻关系，和鄂国的联姻也可以看作是和女娲后裔的联姻。因为南伯侯鄂崇禹和西伯侯姬昌都受到商纣王的残酷迫害，鄂国自然成为商末周初周王朝重要的联合对象。 商代鄂国背靠吕梁山，在汾河和黄河两河的交汇地区，即在今山西省乡宁县黄河岸边一带，主要活动范围大约在吕梁山和太行山两大山脉环抱中的今山西境内的的汾河盆地，核心区大约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以黄河串连的区域（包括今山西省临汾市、运城市，含乡宁县、吉县、洪洞县等），并有向南方迁徙的发展趋势。在中国地图上商代鄂国的核心活动范围也就是在九曲黄河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典型的“黄河V型湾区”内。 西周初年，鄂国南迁到汉水流域的随州，扼守中原通往江汉平原和鄂东的战略要道。鄂国迁到随州后很快恢复元气，得到发展壮大，成为周朝在南方倚重的一大诸侯国，并成为周王朝重要的联姻对象国。西周初期周王朝主要的用兵方向是原商王朝的统治区，东夷、淮夷的控制区和当时南方江汉地区的楚蛮之地。西周初期和中期鄂国与周王室保持着友好关系。据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鄂国故土出土的文物“噩侯驭方鼎”铭文记载：“王南征，伐角、僪。唯还自征，噩侯驭方纳壶于王，乃祼之。驭方侑王，王休偃，乃射。驭方，王射。驭方休阑，王扬，咸饮。王亲赐玉五瑴，马四匹，矢五束……”青铜礼器“噩侯驭方鼎”铭文记载了西周时期鄂侯和周天子之间的一次重要的外交事件：周王南征角夷，自征地返回，途经鄂国，噩侯驭方前来献礼，并宴请周王，又陪同周王行射礼。周王显然十分重视鄂国，亲自赏赐给噩侯玉、马、矢。噩侯驭方拜谢周王，并以此事为荣，噩侯随后制造刻有铭文的宝鼎留给子孙后代，以志纪念。从“噩侯驭方鼎”铭文记载的历史事件可以看出，西周初期、中期的鄂国是当时周王朝在南方举足轻重的大国。 西周晚期（周夷王后期或周厉王时期），噩国与周王朝矛盾激化，噩侯驭方联合东南方蛮夷部落大举反周，噩、周双方发生了改变两国国运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大战。据陕西出土的铸造于西周时期的“禹鼎”（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铭文记载： ……乌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侯御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御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匌恇，弗克伐噩。肆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御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穆。唯西六师、殷八师伐噩侯御方，勿遗寿幼！”……禹以武公徒、御至于噩，敦伐噩，休，获厥君御方。肆禹有成…… 西周晚期“禹鼎”铭文记载的是鼎的主人“禹”奉命征伐噩国，俘获噩侯御方的功业。噩侯御方率领淮夷和东夷在周朝的东方诸国和南方诸国大肆侵伐，严重威胁到周王朝的统治和天下共主的权威。周王极为震怒，派遣周王朝主力军队西六师和殷八师南征噩国，并严厉命令将噩国人无论老幼尽皆屠灭。椐据西周分封制要求，每逢大的战争，西周王师出征，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往往要派军队协助王师作战。西周晚期周王讨伐噩国的大战，很显然是当时中国南北双方两大联军的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尽管周王动用了几乎全部主力来讨伐噩国，但短时间内仍然无法取胜，“弗克伐噩”，战争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可见当时噩国的强大。为打破周、噩双方的战争僵局，武公于是派遣大将禹率领属下军队增援。禹率领新的援军投入僵持的战场，全力进攻，最终击溃噩国，生擒噩侯御方。经此一战，噩国受到沉重打击，几乎亡国。噩国遗民四散逃亡，其中一部分被迁往南阳盆地，后世称之为西鄂，一部分则越过长江逃往鄂东南，与前期到达鄂东南的鄂国族人及扬越族人相结合，后世称之为东鄂。“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经此恶战，周王朝同样损失惨重。此战之后，周王朝和鄂国都已经没有实力有效控制南方。周王朝和噩国交战双方精疲力竭之时，南方的楚国乘势崛起，填补了周王朝和噩国在南方的权力真空，成为中国南方新的霸主。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楚国，国君为芈姓、熊氏。楚君出自黄帝之孙高阳氏颛顼。楚人先祖为火神祝融，楚人以凤为图腾，并把凤视为火神祝融的化身。商末芈姓季连部落酋长鬻熊，审时度势，率族投靠西周，担任文王的火师，参加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周成王封鬻熊后代熊绎于楚蛮之地，子爵，姓芈姓，居丹阳。到西周晚期，楚国崛起的关键人物——一代雄主楚君熊渠掌握蕴藏丰富铜铁等金属资源的鄂东南后，楚国加速崛起，成为江汉地区的第一强国。鄂国到达的南阳、随州、鄂州三地最后都为楚国所统一。 通过对有关鄂国在多地出土的文物提供的线索和有关历史典籍对鄂国的文字记载提供的信息分析可以看出，鄂国人从商代到西周晚期的迁徙路线的起点是今山西境内的汾河与黄河交汇区，终点是今湖北境内的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区，鄂国人迁徙路线的重要节点是今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运城市，河南省洛阳市、南阳市，湖北省襄阳市、随州市、鄂州市、大冶市。从中国地图上看，鄂国人从商代到西周晚期的迁移范围是从晋、陕、豫三省交界的“黄河V形湾区”到达鄂、湘、赣三省交界的“长江V形湾区”。 经研究可以发现，鄂国从北向南的迁徙路线和商、周时期中国从南向北的青铜运输路线“铜路”基本重合。文字、城市和金属工具是人类文明产生的三大标志。从现在已知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信息看，文字应该是由黄河文明所提供，冶金技术和金属原料应该是由长江文明所提供。掌握金属原料、冶炼知识和金属器具的制造技术，是商、周时期提升军力和国力的关键，也是当时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关键标志。从商代殷商都城出土的青铜器可以看出，商代青铜原料冶炼和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经达到相同高的水平。而对商代同期的遗址考古发现，商代同期中国境内除殷商都城遗址和殷商贵族墓地以外，其他地方很少有青铜器出土。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商王朝为了保证对其他邦国和部落的绝对竞争优势，对青铜原料和青铜铸造技术进行了严格控制，商王朝长期掌控着对青铜战略资源的分配权。商王朝前期和中期的对外战争很可能长期是青铜兵器对木石兵器的战争，在率先掌握青铜兵器的商朝大军面前，其他邦国或部落的军队很可能长期处于被猎杀、被碾压的状态。而当时中国的青铜产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沿岸的少数几个地区。商朝末期西周军队有实力向商朝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说明西周已经获得大量青铜资源，并且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青铜兵器已经武装西周军队，同时也说明商王朝已经不能完全掌控青铜资源的分配权。 商王朝、周王朝的兴衰都跟鄂国和鄂地有着重大关联。鄂国和鄂地的归属，对青铜这一当时决定各国军力和国力的重要战略资源的掌控权的激烈争夺成为改变竞争各方力量对比的关键，“铜路”（或“金路”）是商王朝的生命线，也是周王朝的生命线。商周时期的铜锡资源和现代的钢铁资源一样是富国强兵的必备战略资源。西周初期周昭王多次南征楚蛮之地，战略目的主要是为了掌控江南的铜锡资源，保障西周铜路的畅通。当楚国牢固占有盛产金属的鄂地之后，周王朝难以再获得大量青铜兵器武装军队。失掉了青铜资源的掌控权和分配权，西周军队的装备能力迟早必然大幅下降，西周的衰落只是时间问题。同时，掌握了战略资源和国之利器，楚国的崛起也只是时间问题。 湖北随州是炎帝故里，鄂侯、楚王都是黄帝后裔，扬越氏为女娲后裔，湖北人称为炎黄子孙、女娲后裔符合湖北民族融合的历史逻辑。华夏民族的融合过程也是“龙图腾”的产生和完善过程，华夏民族成龙的过程既是吸收各部族优秀的遗传基因的过程，也是吸收各部族优秀的文化基因、文明成果进而增强自身力量的过程。 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发展经验证明，冶金工业及其金属加工制造产业是决定国力的关键产业。不管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工业制造能力决定着工业的发展水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农业的发展水平。古鄂国族人从“黄河V形湾区”到“长江V形湾区”的迁徙路线同时也是中国当时南北文明交流的“黄金线索”，是金属原料的运输路线，也是金属原料冶炼和金属器具的分工制造路线，同时也是一条主要的中国南北战争的路线。商王朝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器轻道”，而周王朝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道轻器”。道无器相配，道必难行。商王朝、周王朝、楚国的崛起都离不开鄂地的工业力量，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发展也首选鄂东地区。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证明，鄂东地区是中国工业基因最为强大和持久的地区，有着发展工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农业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古代中国，鄂国却是一个有着显著冶金工业基因传承的诸侯国。研究鄂国的来龙去脉可以找到中华文明的一条宝贵的“黄金线索”，也可以找到中华文明中原始的工业制造基因传承。 楚公熊渠、鄂王熊红、鄂君子晳、鄂君启等成为鄂东南地区最早的一批有文字记载的重要历史人物。 楚国在鄂东南地区所建造的鄂王城，是楚文化在鄂东南的地理标志，也是鄂文化与楚文化在鄂东南融合的标志。进驻鄂东南，建造鄂王城，大兴炉冶，成为火神后裔楚人崛起的关键一招。 有一个古老的国家从黄河之滨来到长江之滨，有一条灿烂的“金线”紧密联系着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鄂国人民的迁徙之路同时是古老中华的一条主要的文明交流传播和融合发展之路。 研究清楚鄂国和鄂国人的来龙去脉，对湖北简称为“鄂”的文化内涵会有更全面、更好的理解。
刘合聪，湖北大冶人，鄂王故里百年老校大冶二中教师，《鄂王城》期刊副主编，《大冶二中教学月报》副主编，2002年大学毕业后来二中工作至今。作者喜读文史著作，好游历山川，考察地理形势，对东楚历史文化名镇鄂王故里金牛镇，楚文化，“中三角”，长江文明等有研究兴趣，有个人作品50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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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向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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