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文坛]倪胜林的随笔《重忆儿时检猪粪》

重忆儿时检猪粪  

每当我看现在到上学的时候，路上大人替小孩背着书包，送小孩上学。或看到临近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长龙般的家长们伸长脖子，围在学校门口等待接小孩回家的情景，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我的童年，忆起了我的学生时代。  

1973年3月12日下午，为哥哥结婚的木料而连续3天在山上砍伐树木的父亲，天黑收工回家后称身体不舒服，晚饭没吃就上床睡觉了，这一睡父亲就再也没起来了。三天后，连病因都没查清楚的父亲，于同年3月15日死在了三溪医院。直到几年后，在部队医院工作的二叔根据父亲发病时的症状，才确定父亲是死于狂吠病。  

父亲的去世，无疑是对我家重头一击。从此，也彻底的改变了我家人的命运。父亲过世那年，已成年的大姐已经出嫁，家里最大的大哥刚刚18岁，最少的妹妹仅仅3个月，母亲那年也只有39岁。  

在那仅凭‘工分’获得口粮的年代，父亲健在时，家里年年都是‘起支户’。没了父亲这个男主劳动力，家里更是雪上加霜，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柔弱的母亲身上，养活7个未成的子女，母亲个中的艰辛，不用描述也能想象。  

那一年，为了维系生计，身体状况极差的母亲，只得选择专门为生产队检猪粪折算工分。每向生产队交纳百斤猪粪，折算工分1.5分。在当时，一个正常男动劳力劳作一天，算工分10分，一个正常女劳动力劳作一天，算工分8分。如果按工分8分换算，母亲每天得向生产队上交534斤猪粪。  

自母亲开始以检猪粪折算工分那天起，检粪兜便成了我每天必用的工具。我开始帮母亲检猪粪那年，还不到十岁，正在大队小学上三年级。那时，我的身高也只比大人用的检粪兜稍高那么一丁点儿。母亲就改用平日挑土用的低矮粪兜，让我提着满湾检，满巷转。一句话，只要有时间，就得检猪粪，这一检就检了整整五年多。  

说起检猪粪，对于城里人或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是天方夜谭。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知道检猪粪的辛酸，尤其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  

在本湾帮母亲检猪粪，只是牺牲下课或放学后的玩耍时间，或不小心将猪粪弄到身上、脸上，惹来部分同学的耻笑。我对于这些，并不算什么。因为，我时常听到大人夸我：“这小孩听话懂事，别人家像我这么大的小孩都只知道玩，我天天帮母亲检猪粪”等之类的鼓励话语。  

检猪粪，让我印象最深，而且最难忘的是初中的那三年。1976年，小学毕业的我，转到离家约5里路程的横溪中学读书，许多家境稍好点的同学，均选择了住读。唯我只能选择走读，因为走读，可以不用上晚自习，下午放学后，就可以直接回家，每天可以继续帮母亲检猪粪换工分。  

虽说我上了初中，我每天依然离不开粪兜。我就读的学校周边，是几个小自然湾，而且湾子里也有大人在检猪粪。猪粪，相对就没有在本湾那么好检。我每天得利用中午放学时间，不停的循环在几个湾子跑动，稍不加快速度跑，就会迟到，就会罚站。我每天必须赶在上课预备铃声响起之前，把猪粪检好。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手机或手表掌握时间。等下午放学后，我就背着几十斤猪粪，步行四五里路回家。经常不是身上粘有猪粪臭味，就是靠近粪兜部位的衣服，留有猪粪的痕迹。  

检猪粪这些年，我最难忘的一次，初一上学期的一个秋天。至今我仍清楚的记得，那天天气晴好，我像往常一样，趁中午放学的时间，将猪粪检了满满一粪兜，只等下午放学后，就可以像往常一样背猪粪回家了。可等我下午放学去藏猪粪的地方时，中午检的一粪兜猪粪，不知啥时候被觅食的鸡群，啄爬得只剩四散的残渣。此时的我，急得当时嚎啕大哭了起来。我之所以哭，主要是十月的天气，天黑得早，再去重检，天肯定会更黑了。天黑了，本就胆小的我，就不敢走大人们常说‘出鬼’的付家墩。不重检，又不忍心提到每天等我背猪粪回家的母亲失望。只得边哭边检猪粪边擦眼泪，那晚，因为我心里害怕，一路小跑跑回了家，我将猪粪背到家时，湾子里许多睡得早的人家，已经熄灯睡觉了。  

我每天能坚持帮母亲多检猪粪，实质上是想多换几个工分，尽可能用更多的工分，多在生产队里换回一些口粮回家。这样，我和我的兄妹，就能少挨几顿饿肚。  

                                2020年10月25日  

倪胜林，六十年代出生于阳新县东源乡的一个古老山村。一个想用文字记录曾经岁月，用只语叙述过往流年的人。偶有拙作散见于报刊或微信等媒体平台。

《新东西》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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