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零工记事
说起来，我也是个打工的“老麻雀”。出道那年我还未满14岁，算是一名“大童工”。也就从那时起、我断断续续做零时工至大学毕业的26岁。其间既有作为初、高中生的打工经历，也有在大学做零时工的经历。尝过了做零时工的酸甜苦辣。 1969年春，父亲带母亲和我们四兄妹回到阔别24年的故乡——宁波镇海省亲。这趟省亲共花了三百多元，在当时这可不是小数字。相当于父母三个月的工资，也是全家七口人三个月吃喝住穿的全部的开销。当时父母的当月工资当月花完，既没有什么节余，也没有什么赊欠，家里突然出现这大个经济缺口，母亲非常着急，还没待我放暑假（1969年7月），便给我找了份零时工：在商业局修建队给泥工师傅当小工，提灰桶、搬砖头。我高兴极了，一来作为长子能为家里解决点困难，二来还可落点零用钱：母亲答应，上班每天给一角钱零用。 当年一放暑假，母亲便带着我去修建队报到。修建队的负责人叫陈祖德，也是父母的熟人和同事，相信他会关心我。与陈祖德叔叔一见面，母亲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孩子小了点，但他懂事听话，这请你放心，当然也给你添麻烦。陈叔叔笑了笑：没关系，我家丫头不也来了；他一指，五六个差不多年龄孩子在一旁说话，只不过好像我与陈叔叔姑娘显得还小点。 修建队就在我家后面（现百乐门酒店），上班两分钟要不了。初来几天，队长安排我们这些“小工人”在修建队里做一些整理場地，清理垃圾、摆放砖头木料之类事，太阳虽大，天气炎热，毕竟有个荫凉处，回家喝水也方便。 经过几天“热身”，我们这群“小工人”正式“上岗”。我分配给一位姓袁的师傅和一位叫喜哥的副工打下手，在八卦嘴仓库搞房屋维修。工作无非是当喜哥和泥时，我给他搬沙、提水；当袁师傅需要砖或泥灰时，我协助喜哥将砖或泥灰递给袁师傅。拿钱做事，天经地义。我做事不偷懒耍赖，但毕竟年少力薄，事不遂愿。喜哥一次拿五六块红砖，我却只能拿二三块；提灰桶更有意思，喜哥可左右手各提一桶，我却双手提一桶。我提桶行走的姿势也颇有特点，叫“抛式前进”：用手将泥桶尽力向前一抛，人赶紧跟着泥桶向前走两三步，袁师傅看了，摇摇头，笑了笑。袁师傅和喜哥心地善良，总是尽量安排些我力所能及的事让我做，从不以大欺小，以熟欺生。给袁师傅送泥多半由喜哥干，即使我送泥，喜哥也只装个大半桶，怕我提不动为难。 像这样做了十来天，学校通知我要参加什么活动，我怕老师和同学知道我做零时工，搞“资本主义”，挨批评、受被同学笑话，不敢向学校请假；向修建队几天请假，又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无奈回家与父母商量此事。还是母亲有办法，叫我大弟冒名顶我去上班。嘱咐大弟明天上班时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大弟小我两岁，虽上小学五年级，平时喜爱篮球运动，个头与我差不多，长得也很壮实，力气不比我这个大哥逊色。大弟很听母亲的话，第二天还真地去修建队冒名顶替我上班。期间，师傅们叫我的名字，他也答应，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敢多说一句话，怕露了茬。这个“狸猫换狸猫”的小把戏不到半天就穿了帮。师傅们说“这个'细肥头’蛮有味哩，问他什么不吭声，其实他心里明白的很。”大弟的工作态度和力气很快得到师傅们认可。我兄弟俩都长得肥头肥脑，师傅们称大弟为“细肥头”，我则被称为“大肥头”，以示对我兄弟俩的区分。这件事我家因而得福，我大弟从此参加“革命工作”。尽管我和大弟的工资只有区区一元钱一天，可我兄弟俩一暑假硬是为家里挣来百把元，这笔钱除了开学交兄妹四人的学费，还可以偿还部分借款，这让父母足足高兴一阵子；当然我也落下几元零用钱买了几本书看。 我全家首次尝到了做零时工的甜头，从那时起，我和大弟每个寒暑假都到修建队做零时工。到后来，做工是轻车熟路，做工与学习的“工学矛盾”我兄弟俩处理井井有条：今天到学校领成绩单和假期作业，明天就在修建队上了班；今天还在修建队提泥桶搬砖，明天就背着书包上学，既不误一天赚钱，又不误一天上学。假期作业则利用星期天完成。暑假通常可做两个多月，寒假也可做二十来天。 那时做工我也差点出大事。一次可能是早上来不及吃饭，上班后又不好意思请假买早餐，且天气炎热，撑到十一点多钟，人全身虚汗淋漓，眼花心慌，硬是撑不住，在三层楼高的的跳板行走时，一下子掉下来。下落的过程中，人忽地警醒，手腾地抱住了脚手架，袁师傅和喜哥望着那地上乱七八糟的砖头、钢筋、木板，吓得半响说不出话来。还有一次在八卦嘴仓库干活，我找来板车记不清拉砖头还是水泥，那儿出门是个大下坡，我没拉板车经验，装好东西，刚把板车一放平，板车就自个儿往前跑，，我试着跟着走几步，没想到那板车是越跑越快，我想停也停不下来，板车是推着我跑、催着我跑、逼着我跑，可我两只脚硬是跑不过板车，眼看着板车从我身上压过去，路两边的行人冲着我大喊：把手抬起来！把手抬起来！这时我大脑一片空白，却不知怎么抬手使板车停下来。这时冲上来一个年轻人一把死死拽住板车，使我脱离险境。路边群众指着我七嘴八舌：这家的大人太狠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出来做工，孩子的小命差点没了。我很内疚，是自己平时不注意观察别人是如何工作，让父母给我背黑锅。 随着年龄增长、个头长高、力气增大，劳动技能熟练，当然也有修建队关照，（寒暑假在修建队做零时工的全部是商业系统子弟，都是为了挣学费。）两个假期后，我和大弟的日工资涨到了一元二角八分，两人一个暑假可挣百几十元，真叫人开心。象这样，我和大弟直做零时工到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前，班主任张老师来家家访，征求父母意见，建议我留下读高中。我兄妹四人、外婆全家七人，家里收入主要靠父母每月一百二十多元工资。我满16岁，那时无论是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大学有数年未招生），毕业后，只要未有影响劳动的残疾，都得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两三年，再招工回城。早下放农村早回城工作，减轻家里经济负担，是我和父母的初衷，也是当年许多城里居民的想法。老师给父母说：读高中要不了多少钱，吃饭加双筷子，书本学杂费一个学期才十来元钱；孩子到农村，您每月还是不是要给你几元钱零用？您的孩子学习成绩不错，别荒废了他，为了孩，您咬牙再苦两年（当时高中是两年半）。感谢张老师给我和父母指点迷津，父母同意张老师建议，支持我读高中，使我把握了人生的机遇。我很珍惜读高中这个机遇，也感谢父母在家庭最困难时候，决定让我读高中。 进高中前夕，父亲调到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任党委书记。他公司有个负责黄石港一带厂矿企业收购废旧物资的业务员叫李守元。他得知家里窘景后，告诉我母亲，他那里每个星期都要请零时工给收来的废旧物资打包上车，请别人也是请，请你儿子也是请。只要你儿子愿意，我保证个个星期天都有事做。母亲喜出望外。悄悄嘱咐李守元：这事不能让孩子他爸知道。他肯定要说干部子女搞特殊，把事情搅黄了。 就这样，当我一进高中，每个星期天，我和大弟到黄石港一带厂矿企业做零工。给废旧物资打包四五个人就够用，起初，我和大弟由两三个年纪在五六十岁的老人带着干，做了两三个月，我和大弟能独立操作打包码包，李守元辞掉那几个老人，新增加了我小学同学艾子强和他弟弟艾跃进，我一下成了“带班的大师傅”。所谓打包就是将把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向厂矿企业收购的废布、废纸、废橡胶等通过踩结压实，用绳子捆成约五六十公分长、四五十公分高和宽的包裹，然后将包码放整齐，把包数告诉李守元叔叔，为以后过磅、调汽车拖运提供依据。 星期六下午放学，我将老师布置的作业全部完成，星期天一早和大弟拧着饭盒到黄石港与艾子强兄弟会合找李守元叔叔给我们派工：或是到黄石棉纺厂捆废包皮布，或是到黄石橡胶厂捆废鞋底、鞋帮，或是到黄石轮胎厂捆废橡胶，或是到华新水泥厂捆工人上交的废雨衣、套鞋，或是到黄石日报社印刷厂捆废纸；我们一次必须将一个企业的卖给废旧物资公司的全部废品打包完成，但工资按天计，每人每天一元五角二分。工作时，两个年龄小的负责将摆好绳索，沿箱边箱底铺上大块纸张或布块，再将废旧物资抱进打包箱内，两个年长的负责将箱内废旧物资踩结压实，用绳索系紧码好。事情在那里摆着，尽管没有人监督，四人谁也没有想到偷懒，也不敢敷衍了事，尽责尽力做完事情回家。 中午吃饭也有点意思。通常我象工厂其他工人一样，将饭盒里的约一斤米洗净后，放到厂里食堂的大汽缸内蒸熟，大约到吃饭时间，将饭取出拿到工作埸地充饥。在黄石橡胶厂和黄石日报社印刷厂做工时则走到附近的黄石六食堂（当时黄石市所有的国营餐馆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餐。六食堂当时是黄石港一带最大的餐馆，现在看来也小得可怜：整个大厅大约只有七八张方桌，每张桌子四边置四条长凳，更谈不上有什么包厢雅座。中午来吃饭的客人同样少得可怜：好不容易来两三个人，大都是点碗阳春面、混沌之类，匆匆吃完了事。我们几个人拧着饭盒进来就借六食堂的桌椅用餐，引起服务员异样的目光。当然，我们当时也不懂什么礼节，吃完饭抬腿拍屁股走人，现在看来，不能不说人家服务员可能有想法。 这段时间打零工，我和大弟闹得最多的事是谁提饭盒。利用星期天做零工，在家里是怕父亲知道，其实父亲在我俩上班的第一天就知道，但私心战胜公心；默认了干部子弟“以权谋私”行为；在外面怕老师同学知道，一大清早，拧着个大饭盒在大街上走，同学遇见怎么答、老师看见怎么躲？学生伢星期天做零工，在当时是一项“地下工作”。好在我俩还有点默契，偶遇我的同学，我会将饭盒悄悄塞给大弟，他遇到同学也是如此塞给我。当然我俩也有分工，要么早上我提去，下午他提回；反之亦然。一个月下来，我兄弟俩正常发挥，可做八个工，有十二元多钱。 每年的寒暑假我兄弟俩做零工的安排，还真为难了李守元叔叔。他那里毕竟只有这多事，那时的人拍领导干部的马屁不象现在不讲原则，把干部子弟安排在那里坐一坐、玩一玩，发点钱了事；或者甚至直接给干部孩子“发个红包”。他是正而八经托人给我找零工做，两年多高中的寒暑假期间，我曾在黄石纺织机械厂操作压力机将车床车下的铁屑压成铁饼块，在黄石棉纺厂扩建工程给拉板车运土填塘的民工过磅，在黄石橡胶杂件厂上三班， 做零工最紧张当数高中毕业后至下放农村前的几个月（1974年5月至10月下旬），毕业前，李叔叔给我找了个在橡胶杂件厂上三班的工作；市商业局修建队为照顾本系统即将下放农村的子弟，也给我安排了工作；还有每个周日李叔叔固定安排的打包工作。我想去农村前多带点零用钱，为家里作大一点的贡献，三份工作我都不想放弃任何一个。我与杂件厂商量只上中班夜班，将白班时间留给到修建队上，周日到李叔叔那打包也不受影响。父母坚决不同意我这样“胡来”，我一再表示可以“试试”。在读高中的三年里，我一直坚持长跑锻炼身体，身体较为壮实。那时，上班是骑着父亲的自行车“公车”漫天飞：如果是杂件厂的中班，修建队的白班下班后，回家匆匆吃完外婆留好的饭菜，急速赶到杂件厂上班，晚上12点下班则匆匆骑车回家，洗澡后倒头便睡，早上七点半，闹钟一响，翻身便起，洗漱过吃着外婆准备好早餐，便往修建队赶。如是上夜班，则一下白班马上吃饭洗澡睡觉，睡到11点半，起床骑车到杂件厂上班，下了夜班也不回家，而是骑车直接到修建队上白班。象这样连轴转，我一直做了两三个月，尽管感到很累，可很快乐。那个时期，家人对我特别关爱：只要我在睡觉，家人做事尽量不发出声响，怕影响我休息；做点好菜也首先留给我吃。我每个月发三次工资，累计有一百多元，比父亲的工资还高，令弟妹们羡慕。 好景不长，那年十月下旬，我结束了那段辛苦的打零工生活下放农村。这段打零工生活为我即将开始的知青生活奠定了良好基础。尽管起初在农村这个新环境里也有不适应，但我老老实实做事，干活不偷懒耍滑，舍得出力，很快得到农民的认可和喜爱，三个月后的年终，村里按正劳动力标准给我定十个底分，不到两年，我还在农村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多被农民推荐招工回城进大冶钢厂学开汽车。学开汽车一年多，我报名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有幸被湖北农机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汽车专业录取，开始了四年大学新生活。 在那个年代，能有大学学习的机会，是令人兴奋的；但是，23岁的我好不容易有了正式工作，拿了工资，忽地失去工作，靠学校助学金和大弟寄来的生活费过日子，心里不免有点失落，想再干“老本行”：利用寒暑假做零工，挣点生活费，减小家里的负担。父母非常支持我的想法，每到寒暑假，父母便早早地给我联系好了一份零工：周日在李叔叔那里打包干“老本行”；平时在修建队照旧提灰桶。记得一次暑假，母亲告诉我，她单位也安排一批零工，照顾本单位子弟挣点学费，她也给我报了名。那个暑假我在母亲单位做了几十天，整天和一群初高中生挑土，这群学生大的约有十七八岁，小的只有十四五岁，我当时是二十二三岁，看着他们挑土时被扁担压得歪头咧嘴的模样，想想当年象他们这大时做零工的往事，感慨万千。当然也是从读大学起，父母再也没要我做零工的工资，我用这些钱买了许多垂慕巳久的中外名著阅读和收藏，也玩起了集邮，要知道这两项“爱好”是很“烧钱”的。 我还在大学里做过一次零工。那是春季的一个周六，上午辅导员通知班里，学院照顾困难同学生活，下午安排了挖树栽树的工作，每人包挖包栽一棵树算一个工，一元五角二分钱。我毫不犹豫报了名。没想到中午，老天下起了雨，一些同学放弃了植树，原先分配好的树没人植。下午待雨稍小点，我提着锹来到学院苗圃，满眼都是胳膊粗的樟树，我也不顾雨大雨小，穿没穿雨衣，身上糊没糊上泥巴，拿着锹就干起来，不一会儿我挖好了一棵树。望着一些同学忙碌的样子，我意犹未尽，又挖了一棵。这时，已有部分同学扛着树苗陆续到学院前门处栽树了，我不敢怠慢，一气扛起两棵树和锹追赶着他们。那天下午我独自栽了两棵树，是我在大学里挣到的唯一的一笔钱。事后同学们听说我一下午挖栽两棵树，挣了三元多钱，羡慕不已。 往事过去了四五十年，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叹万千：我做零工的经历是我人生的一段重要财富，它教育我对家庭所要承担的责任，也告诉我财富来之不易。
竺伟，俗名"伟哥。花甲已过，直奔古稀。祖籍浙江宁波。当过知青，做过工人。1977年有幸考入大学，而毕业后″不务正业"，改行作市党政机关秘书至退休。工余饭后，偶有感悟，片纸涂鸦，权当消遣，自娱自乐。年轻时，当过多次市报(台)优秀通讯员，曾有数篇″拙作"获省市有关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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