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活着
——读荒湖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随感
柯尊解
（注：文中蓝色的文字，均引自荒湖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
1.
“我们为什么活着”是一个大问题。哲学关注它，政治关注它，文学更关注它。在哲学范畴、政治范畴和文学范畴里，这个问题成为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关注热点，甚而至于成为一个蒸不熟煮不烂嚼不动的非常复杂的问题，众说纷纭，好像从来也没有被谁说清楚过，反而是越说越糊涂，说到后来，那些学者作家政治家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了。
于是，问题就又回到了普通老百姓那里。
回到普通百姓那里，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若问“为什么活着”，老百姓很干脆地回答：活着，就是为了三件事——吃饭、睡觉、生孩子。
俗话说，人在世上走，为的身和口。长根的要肥，长嘴的要吃，吃饭是头等大事，然后就是睡觉问题，所谓日图三餐，夜图一宿。
栖身与睡觉，就要有一间房子。安居乐业，就是强调人生首先必须有一所房子居住，才能安心地生活劳作，才能放心地生儿育女。
可见一所房子，对普通人是多么重要。
房子是什么?房子说到底就是一个家，就是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就把造一幢房子当作是自己一生中的一个特别大的奋斗目标，甚至是一生追求的目标。
这个目标最原始的时候，可能就是给自己的一家人造个“窝”，就是为了避风遮雨，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家”——这个“家”的功能，与鸟巢兽穴基本没有区别——至今许多方言里，仍然把家叫着“巢”，而文学常常以“巢穴”来表达对某类人聚居之所的诅咒。
但是，当“窝”变成家，当“家”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房子就可能再也不是为了居住的需要，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一种思念的载体，甚至可能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至于商品社会有了房地产业，房子更成为了商品。
我感觉，荒湖的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以交替并进的方式，讲述周大应、周正海父子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屋”经历，也许就正是作家对房子的这种由必需的居所到文化符号（以及商品）的质的演变的一种认知。
2.
家就是屋，屋就是家，所以，农民把家叫做“家屋”。
父亲周大应二十七岁的那年冬天，就有了造屋的谋划，那是因为当时家里已经有了四口人，而居住环境呢?
“从乌明叔零零星星的回忆和描述中，大约可以想见那番景象：面积不过二十来平方，里面放着一张床或者两张床。如果是一张床，一家四口夜间都得挤在一起；如果是两张床，父亲母亲自然睡大床，两个姐姐睡小床。除了床铺，屋里当然还会放置一些家具，比如存放衣物的木柜、存放粮食的大瓮，等等。总之，一定是个拥挤不堪的环境，恐怕连放出的屁都转不出臭气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他们“度过了无数个饥寒交迫的日子”。
毫无疑问，父亲周大应造屋，就是为了营造一个遮风挡雨的家，就是为了一家人有一个基本生存空间，就是为了营建一个属于自己一家人的安全的“窝”。
但是，对一个中国农民来说，造屋是一个巨大工程，甚至可能是以一生的力量都未必能够完成的心愿。
父亲为造屋付出的艰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单只以挑砖瓦为例吧。
烧制砖瓦的老祠堂，距离周家湾差不多有十里路，中间还隔着一座山。
“二十七岁的父亲血气方刚，激情四射。白天，他在合作社里干活，傍晚收工后，他便扛着一根扁担和四根麻绳，大步流星地去了老祠堂，直到夜幕降临，我的母亲、大姐和细姐站在村口眺望半天，官道上才会缓缓冒出一个黑色的身影，身影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并伴随着扁担的吱哑声和啪啪的脚步声，还有父亲节奏均匀、气喘吁吁的声音。父亲大约准备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1955年初夏，小麦开始泛黄，泥工师傅正式进入施工现场。这期间，父亲向生产队提出申请，砍掉了后山的两棵大树，并神奇地搬到了施工现场。他至少从山上挑回了两百担石头，这些石头，一部分用于烧制石灰，大部分用于砌造屋基，那年头不流行钢筋水泥，造屋的地脚和基础全是石头和石灰。他系着围腰，在门口的水田里亲手打制了一千口泥坯，待泥坯干透后，再转移到工地。他从十里开外的老祠堂挑回了一千块青砖和数量无法统计的布瓦，按照每天一担、每担八口青砖的速度和节奏，他前后至少坚持了一百天，一百天就是一千公里，相当于挑着重担，从老家走到北京。”
这样的苦，只有周大应吃得了，他后来建起来的三间大瓦屋，就是他一担一担挑出来的！农民都会以毕生精力造一幢自己的屋，这一特殊的中国现象，引起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的深度关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家高晓声就发表过著名小说《李顺大造屋》。
小说的主人翁李顺大，是从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中熬过来的人。他的爹娘还有一个周岁的弟弟，都是死在没有房子上的。他土改分到了田，却没有分到屋，于是决心以“吃三年薄粥，买一条黄牛”的精神，建造三间房屋。这个奋斗目标，对于一个饱尝无房之苦的穷苦人来说，可以算得上一个宏大的志向。有了自已的房屋，李顺大以及他的子子孙孙就不会象先辈那样在风雪的肆虐中丧生。因此李顺大造屋的决心非常大。他带领全家用辛勤的汗水挣得每一颗粮，积累每一分钱。经过几年勒紧裤带的苦熬，终于置办了能盖三间屋的材料，正当他动手要盖房的时候，却赶上了那“热火朝天”的、上上下下都“左得可爱”的年份，一家人付出巨大牺牲积攒下来的砖头、木料、瓦片，被无偿地拿去造炼铁炉、做推土车、盖集体猪舍的屋顶——需要说明的是，李顺大献出这一切，当时都是自愿的——李顺大第一次盖房的努力就这样失败了。然而他盖房的决心是“牛也拉不动的”。他心中的希望之火并未熄灭。从一九六二年到六五年，他又惊人地积聚起差不多能盖三间屋的钱。这时一场政治运动席卷全国，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在光天化日之下，敲诈走了他的造房买料的钱，这对李顺大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李顺大折腾了多年，房子一直没盖成。后来虽然没有再遇到巧取豪夺的事，然而有钱买不着料。直到一九七七年，区委书记刘清恢复了工作，他对“造反起家”的砖瓦厂厂长做了点工作，让他退赔了李顺大的砖，经过几十年的折腾，李顺大总算备齐了材料，可以动手盖自己梦寐以求的三间屋了。
与李顺大比起来，《有底线的人》中的父亲周大应第一次造屋，算是很幸运了，他没有碰到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或者说他虽然碰到了政治运动，却并没有给他造成致命的伤害，他只靠自己吃苦，也终于造出了一幢连三的新屋。
但他第二次造屋，却是风波不断，厄运连连。而且，周大应第二次造屋遇到的阻碍与麻烦，与李顺大的遭遇也完全不同，并不是政治运动，而是邻里乡亲的复杂纷繁的人情世故——作家荒湖的笔，触及到了更为深刻的传统的社会内容，触及到了社会更本质更复杂的东西——人情与人性。
笔者以为，这是这部小说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二次造屋，周家实际有三个人付出了生命。
“我”的大姐周早之死，就与第二次造屋有很深的关系。
周大应第二次谋划造屋，起因与第一次造屋，几乎完全一样，也是为了一家人有一个起码的生存空间。
“等到弟弟出生时，家里的人口已经达到八口之众。这八口人里，有祖父、父亲、母亲、大姐、细姐、大哥、我和弟弟。”第一次造的那套连三间，实在不能容纳这一家八口之众了。虽然后来大姐出嫁了，但大哥结婚了，“我”周正海就一直没有一张睡觉的床铺，只得在村里到处借宿。
“我”做梦都想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因为这个梦——
“自从离家借宿的那天起，每隔一个周末，我都要去大姐家住上一、两个晚上。在大姐家，不仅可以吃到油条和馒头，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到矿上看一场露天电影。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大姐家，我能单独睡一张床铺。”
如果周家的住房能容纳所有子女，“我”就不会总是喜欢往大姐家跑，大姐就不会因为“我磨牙”而与邻居发生口角是非，就不会被人失手打死。
所以，再造一幢能够庇护一家八口的新屋，成为当务之急。
与第一次造屋相比，小说对父亲第二次造屋，寄予了更多的情感，他写道：
父亲卖了两年小鸡后，手头上有了多少积蓄，我无从知晓。在一次晚饭的饭桌上，他突然放下饭碗，清了清嗓子，对着一家老小正式宣布说，那块菜地平整后前后放了两年，不能再放了，他准备动工建设第二幢房子，而且是楼房，连五两层。
1981年，在我们周家湾建造两层楼房，那又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父亲就喜欢做开天辟地的大事。
这一年，父亲已经五十四岁，相距他第一次造屋，整整过去了二十七年。
父亲年纪大了，背部有点驼，光头上开始出现闪亮的白发桩子，只要干了重活，他的脸色会发青，且喘得厉害，嘴巴张得大大的，像风扇似的呼呼地吞吐着粗气。要是惹他生气了，他会瞪着对方，不停地喘气，那样子怪吓人的。
这次造屋，他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挑砖担瓦了，他只能靠双手搬运，一次搬四口红砖。拖砖的车子过来了，将满车的红砖哗哗地倒在路边，父亲像孕妇一样，一手扶着腰部，慢慢蹲下身子，将四口红砖摞起来，贴着胸口，眼睛盯着后背山的方向，缓缓地站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向工地。
这样的细节描写，几乎是包含热泪的。
父亲周应大为造屋而活活累死的，直到死，他也没有看到他谋划的新屋造起来，他因此而死不瞑目。
母亲是为“造屋”而死的第三人。那时候新屋已经造起来了，母亲是在庆祝新屋落成的现场，被屋梁上掉下来的一块砖头夺去生命的。
——这几乎可以看着是一个寓言式的悲剧！
笔者一直就没有读懂，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母亲的悲惨结局。
母亲的死，是小说中的一个重大情节。
在小说中，母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她在“我”的心里，甚至是比父亲更亲的，“我”曾经呕心沥血想要把母亲接到城里，与自己一起居住。所以，如果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母亲之死就决不会是一种自然主义的随意笔墨，而应该是作家的精心安排。
那么，母亲之死这个寓言式的悲剧情节，到底寓意着什么呢?
很希望能够就这个问题，求教于方家。
3.
如果说父亲周大应造屋，是为了一家人的居住需要，是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存空间，那么很显然，儿子周正海造屋，决非为了居住，而是另有意义的。
2010年秋，周正海决定回乡下造屋的时候，他正是“新国县县长”，他不需要到乡下造屋，来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
那么，他为什么要到乡下去造屋呢?
周正海自己说：
乡下那“三间老屋是父亲一手建造的，我们三兄弟还有大姐，都在那里出生长大，是我们的血胞之地。按照原样进行修缮，目的也是为了还原它本来的样子。村里的乌明叔不止一次跟我嘀咕：你家那三间老屋千万莫动它，咱们周家世世代代就出了你周正海这个县太爷，把房子留下来，将来有用途。”
乌明叔的话，未必不是周正海县长的心里话，至少也是说到了周正海的心坎里。事实上，那三间老屋出过一个县长，因此，把那三间老屋保保留下来，不仅是为了保留整个宗族的荣耀，更是为给整个宗族保留一种希望，保留一种精神崇拜，保留周家出官出宦的“风水”。
周正海造屋的起始原因，就已经不是物资的，而是精神层面的行为。就是说，他造屋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纪念甚或是为了“风水”而造一座神坛。
但是，促使县长周正海下决心回到乡下老家造屋的动因，并不是简单纯粹的宗法观念，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
据周正海自己说：“这些年，我一直思谋着回家造屋的事。”
为什么呢?因为——
我的同事或熟识的公职人员当中，凡是乡下有宅基地的，多半都回老家建了新房子，有的甚至张扬得很，建起了四合院一样的巨大院落，内有小桥流水和亭台楼阁。我所在的新国县，凡是当了领导的，不管大官小官，有的在老家造了屋，还有的在县城建了楼房……说到这里，我不禁扪心自问，我回乡下老家改造老屋，真的只是因为房子要垮了吗？真的只是为了回到老家有个像样的地方落脚吗？显然不只是。我虽然不是个张扬的人，但我也有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尊心，我忍受不了江子哥那种眼光，我周正海好歹也是一县之长，我虽然是个清官，但造房子的那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老屋改造好，改造成像旅游景区里的名人故居一样。
这段文字透露出“两个凡是”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同事或熟识的公职人员当中，凡是乡下有宅基地的，多半都回老家建了新房子，有的甚至张扬得很。”
“我所在的新国县，凡是当了领导的，不管大官小官，有的在老家造了屋，还有的在县城建了楼房。”
毋需赘言，“两个凡是”所指的造屋，不仅不是为了居住，甚至超出了纪念之类的精神寄托，而是“官员”们要显示自己不同于一般百姓的“虚荣与自尊”，是在造一座高大门楼，造一种做官的身份标签。无论是在物资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是一种赤祼裸的腐败。这种腐败正如一种恶性霉菌，会迅速感染四周，引起大面积糜烂——但法不责众！糜烂的面积越大，无论纪律还是法律，就越是无可奈何。
由此可知，清官周正海县长造屋，造的也是一种官员身份，是官威。
当然，不仅如此，也许还有某些更深层的个人原因。
我们来看看周正海第一次回乡下老家造屋的背景。
2010年，周正海回乡下老家造的这一年，也正是他仕途上倍受煎熬的一年。
因为县里四大家换届——各种考察和会议，搞得我焦头烂额，做不成事情。之前，一些基层干部传出风声，这次换届，我可能接任县委书记，还说钟卫回到东楚市任副市长。对于这类消息，我从来都是听听而已，不会当真。我心里有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并非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则，我就不会在新国县长的位置上长达六年，按照惯倒，三年前届中调整时，我就是县里的一把手了。当时，刘建明刚刚上任东楚市委书记，钟卫是他当市长时的秘书，钟卫空降到新国县任书记，事先没有任何消息。
这一段文字，是县长周正海的内心独白。官场的挣扎，让他不但感到疲惫，而且伤心失望，他痛感“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并非掌握自己手里”。他本来在三年前就应该接任县委书记，但由于他在烈士纪念碑和“楚国界碑”的问题上，与新任市委书记刘建明意见相左，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前途”进入了阴暗期。
这还是隐形的潜在的麻烦，更有丑恶面目原形毕露的麻烦。
那是个周五的下午，东楚市委组织部王家部长在县招待所找我谈话。他是前一天来到新国县城的，又是为了换届的事。他坐在床沿上，一边给我倒茶，一边问我换届之际有何想法。我说没想法。他又说，有想法就说，别不好意思。我又摇了摇头。王部长眯着眼睛，嗬嗬嗬地笑了起来：正海呀，多少年了，你还是老样子，脾性一点没改。
我知道王家部长的意思，三年前那次届中调整，组织上征求过我的意见，当时也是他找我谈的话……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没想法……他又说，这次届中调整，你作为县长，要正确对待，如果能当上县委书记，当然是好事，如果暂时不动，你也要正确对待，再说，一个百万人口的县长，当书记是迟早的事……那天，王家部长仔细瞧了瞧我的皮包，然后缓缓地站起身子，一边眯笑着，一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周正海同志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同志嘛。
这会儿，王家部长又眯着眼睛笑了起来，那眼神跟三年前一模一样。他挪了挪屁股，结果枕头底下冒出一截红色纸角，仔细一瞧，原来是一叠红包，红包有厚有薄，起码有四、五个，连红包上的“贺”字和“福”字都看得一清二楚……为避免难堪，我赶紧起身，捊了捊头发，掉头瞅着窗子外面。这时，床上的手机响了，王部长回头瞧了瞧，立马拉过枕头将红包盖住。随后，他也站了起来，一边讪笑着，一边将我送到门口。我以为他会主动与我握手，他瞧了瞧我手上的皮包，突然沉下脸皮，重重地将门关上了。
从招待所出来时，碰到常务副县长老吴，他拎着公文包，跟我打了一声招呼，径直进了电梯间……我掉头瞧了瞧，老吴正站在电梯口朝我微笑，手上的公文包捏得紧紧的。我咕哝一声，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我的心情顿时糟透了，王家部长老是盯着我的皮包瞧，那意思很明显，他想我给他送钱。他是组织部长，换届是他捞钱的好机会，他必须抓住。我可以断言，刚才老吴拎着的公文包里没有公文，全是现金。
陵园就在旁边，我抬头盯着里面的纪念碑，只想大哭一场。
作家以漫画的技法，描绘出王家部长老是盯着人家的皮包瞧的滑稽神态，真的让人忍俊不禁，但对当事者周正海来说，就真的是值得大哭一场。
周正海不是不知道送钱买贿的魔力。与王家部长分手出来，他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到细水叔阻挠他造屋，他立即就让他弟弟赶快给细水叔送一千块钱，一千不够，就送两千。可见，他也是深谙“买贿”之道的。
王家部长索贿和让家人给细水叔送红包，这两件事就发生在同一个小时内，作家把这样的两件事放在一页纸上，应该是“深有用意”的。
但是，周正海是个“有底线的人”，他可以买贿细水叔，却不能买贿王部长！
当然，在“底线”与“升官”之间，周正海也是有犹豫和彷徨的。诚如徐九经《升官记》里唱的那样：
九年来，我兢兢业业，做的是卖命的官
却感动不了那皇帝大老官
眼睁睁不该升官的总升官
我这该升官的，只有梦里跳加官
面对如此巨大的不公，日积月累，浩浩乎郁积成胸中的愤愤不平，心理负担太重，就难免要泄气。这时候，升官，底线，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甚至还有逃避的企图等等复杂的情绪，就在周正海的胸中混合杂糅而成块垒——2010年，周正海决定回乡下老家造屋，也许就是这种复杂心态下的潜意识行为。
周正海自己在下面说的这段话，可能是他2010年第一次造屋的最好注解。
流过泪后，我会盯着树上的鸟，反复安慰自己，我周正海为什么要流泪呢？如今这世道，流行卖官鬻爵，像我周正海这样的人，一个农民的儿子，既没靠山，又没花一分钱，这辈子能混到一个县级干部，该知足了。俗话说，舍得舍得，我既然舍不得给王家部长送钱，舍不得给刘建明书记送钱，自然就得不到更高的官位，如果实在要怪，也只能怪自己，怪自己过分爱惜羽毛，脸皮太薄，把脸面看得太重，放不下身段……回到陵园开发问题上，如果我能与钟卫保持一致，不予阻挠，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不会落到这种下场，既然我想保住陵园，保住纪念碑，就得作好付出代价的准备，既想保住陵园，又想保住帽子，世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4.
周正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有三次造屋经历，其中要数第二次到王家湾造屋，最没有道理。首先他这次造屋，同样不是为了居住，如果为居住，他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他在东楚市已经有了好几套房子，而且最近他的妻子购买了一套江景房，已经交了首付。其次，王家湾不是他的老家，他把屋造在王家湾，造得再好，也不是他的根，与他的精神寄托，似乎扯不上关系。
关于这次造屋的目的，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
大家突然间扯到一个话题：此生最想做的一件事。王医生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开一家全市最大的私人医院；老代最想做的事，就是想生个儿子；李教授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把楚国界碑的事写成一部书，争取拿到全国一等奖。
“正海，你呢？”他们一齐瞅着我。
“我的愿望有点特别……”我笑了笑，抱着热水瓶站起来：“一直以来，可以说从小到大，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做幢房子。”
周正海的这个“此生最想做的一件事”，其实并没有他说的那么遥远，而是直接脱胎于他2010年的那次造屋。
2010年的造屋，是彻底失败了，他经历了九转十八折好不容易修缮的老屋，被一条穿村而过的高速公路吞噬了，连村子里老祠堂都被拆毁了。老屋，作为一种精神家园，似乎彻底毁灭了，只剩下一笔拆迁款，装在他的口袋里。
装在口袋里的这笔家园的拆迁款，与其说是金钱，不如说是家园梦的骨灰盒。
这个骨灰盒需要入土为安，他才匆匆选择了王家湾。他在跟随王医生去王家湾看墓地的时候，就曾痛苦地对王医生说：
“这一年多来，只要离开东楚市外出，遇到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看着看着我就会流下眼泪。”
“遇到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为什么“看着看着我就会流下眼泪呢?”因为眼前的景色，触动了他心中的隐痛，让他想到他的乡下老家那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想到父亲留下的那幢风雨飘摇的老屋，还有那座存续了二百多年的周家祠堂——这一切美好的回忆，都被那条穿村而过的高速公路撕碎了，毁灭了。
更深一层的思考：比高速公路发展还要快得多的现代文明，正在高速地破坏和损毁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正在高速地蚕食我们的精神家园——这不仅是周正海的隐痛，更是作家和读者都应该深切感受到的隐痛。周正海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听信了王医生的怂恿，决定到王家湾去造屋，在很大程度上是急于找一块净土，安葬他对故乡老屋的纪念。
但这也并非全部原因。
回顾过往，周正海刚刚步入仕途之初，其实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他由调研科长升任市委副秘书长的时候，还未满三十岁，是当时东楚市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三年后，他又荣升团市委书记，成为东楚市最年轻的正县级干部，而且，按照习惯思维，团市委书记就是当然的第二梯队接班人。
他俨然成了东楚市最有希望的一颗官场新星。
果然，上级安排他出任新国县县长，虽然仍然是正县级，但县长是封疆大吏，是一方诸侯，是锻炼和培养年轻干部的必然途径。
按照推算，他当市委副秘书长未满三十岁，三年后升为团市委书记，最多也只有三十一二岁，再到他出任新国县县长，大约也就是三十三四岁。他占尽了学历（大学本科）和年龄上的优势，三年县长，然后是县委书记，然后是副厅级、正厅级，乃至副省级，他仍然是同级中最年轻的干部。
那时候，他真正是前途一片光明，自然是踌躇满志，壮志凌云。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突然晴转阴雨，还伴有大风或沙尘暴。周正海的官场好运竟止步于新国县县长的位置上。因为年轻气盛，因为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新国县的烈士碑和东楚市的楚国界碑，他开始走麦城了。
在县长任上前三年的届中调整时，他就应该是县委书记了，这一班车赶上了，就一顺百顺。可以肯定，周正海是盼望过的。但他的盼望落空了，上面“空降”了一位县委书记钟卫，而且事先不向他透露半点消息。钟卫何许人也——钟卫是现任市委书记刘建明在当市长时的秘书。
——这一笔非常重要，官场是个讲究人脉靠山的地方，当公权成为私器的时候，人脉和靠山就比什么都更重要。这多少有些官场现形记的意思，周正海知道自己改变不了这种现实，于是，他只能妥协，只能盼着下一次机会。
他在新国县当了六年县长，这是反常的，他前面的任何一任县长，都在三年内得到升迁。唯有他当了六年县长，这一次总该轮到“我”上去了吧?
但是，且慢——
到了这年冬天，新国县的换届工作进入白热化，各种矛盾暗流汹涌。
王家部长又出场了。
“上次我去新国县，问你对这次换届有何想法，你当时说没有想法，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是这样吧？”王家部长以那种商量的口吻，友好地瞅着我：“你有这样一种态度和认识，组织上是肯定的，是有数的。换届期间，面对进退留转，你能保持正确心态，服从安排，这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本色，你周正海保持了这种本色！”
部长代表组织上的全面表扬和肯定，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一般说来，在这样好听的官话后面，常常掩盖着某种非常可怕的阴谋企图和算计，真正要紧的话，往往是在“但是”之后。
果然，王部长的话中，出现“但是”了：
“你这几年在新国县工作，总体上是不错的，上下反映也比较好，组织上也是肯定的。”王家部长缓缓地站起来，转身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在我手上。“但是，市里的职位有限，组织上充分考虑到你的个人特长，打算让你去一个轻松一点的部门任职。”
王部长的话，说得很明白了，周正海当了六年县长，三年前就该是县委书记了，可是，这一届仍然不可能提拔他当县委书记，那么，组织上会怎么安排他呢?或许，即使到了这时候，周正海仍然是多少抱了一些幻想的，但，这个可怜的幻想，也立即被残酷地击碎——
“市政协文史委。”王家部长指了指窗子外面，“这个单位舒服吧？”
这样的安排，是谁都想象不到的。政协是退休前的茶水站，去市政协文史委，等于宣判仕途止步。这个打击，对周正海无论如何都是致命的！
“呃！”我低头笑了起来。这消息虽然来得唐突，但我心里却异常平静，三年前，王家部长在这里告诉我不能升任新国县委书记时，当时我还有点难以接受，而今天，我竟然坦然多了……
“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王家部长一脸庄重地说。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我说过，服从组织安排。”我将茶杯放回桌上，站了起来，“只是我不太明白，组织上一方面肯定我在新国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我的工作安排上不断地边缘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年，让你去新国县当县长，可不是边缘化，那是委以重任。”王家部长沉下脸说。
“您说不是边缘化，那我问您，除了我周正海，新国县哪个县长连续干过六年？哪个县长最后不是在当地当了书记，就是到异地当了书记？您自己掰着指头算一算，王能光，李相克，易明……等等，他们都是在新国县当过县长的，他们当中有谁像我这么安排的？”我突然间激动起来，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刚刚还平静的心情，却陡然间发生了变化：“我担任正县职都快满十四年了，当年跟我一起提拔的那些人，正厅级都有了……”
这一大段宛如话剧的文字，何等精彩！
居高临下的组织部长王家把大段大段的假话、官话、套话，全都说得字正腔圆，朗朗上口，说得一板正经，真诚严肃。但舞台效果却是适得其反，联想到他经常盯着人家的提包看的滑稽像，他越是说得认真严肃，就越显得滑稽可笑，令观众捧腹。
而周正海呢?尽管他说“这消息虽然来得唐突，但我心里却异常平静”，其实他是强压心头的愤愤不平。因为，他虽然对接任新国县县委书记不抱希望，但他仍然希望对他职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安排，他认为自己这些年在工作上是对得起良心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安排他去政协文史委。他愤愤然质问王家部长的那些话，就是他喷口而出的义愤。“我担任正县职都快满十四年了，当年跟我一起提拔的那些人，正厅级都有了……”
这一句话里，饱含了多少委屈，多少愤懑，更有多少抗争！
按照官场现实，到了政协，一个官员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进入冬眠状态了，基本上就可以算得上是“寿终正寝”了。但担任十四年正县级干部的周正海，此时应该还只有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他不服气，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他的心，此时可能就一下子冷透了。
他的人生，在这时候进入了最低谷——这也可能是他匆匆去王家湾，为他的精神寄托寻找一块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如果说，周正海第一次造屋，是造一种纪念，而第二次造屋则是造一种逃避；那么，他第三次造屋，就完全是造一种庇护。
2011年新年元旦，东楚市委任免文件下来了，败走麦城的周正海灰溜溜离开新国县，回到东楚市，出任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离他2010年秋天决定回乡下老家造屋，不过半年时间。
但这半年可能是改变他整个人生的分水岭。就从政而言，周正海是从东楚市起步的，走到新国县，又折回来了。走的时候，意气风发，壮志凌云，回来则偃旗息鼓，心灰意冷。他的仕途也算是画了一个小圆，不过，这个圆画得有些瘪，很像是一个被戳破的气球。
新单位果然清闲自在，所谓文史委，其实就四个人，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再就是一个科长。两名副主任都是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刚从外单位调过来，平时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名姓丛的科长，实际上就是一名工作人员，一些具体的事情都是他做。
初次从官场败下阵，他想造一幢“屋”寄放自己的灵魂，结果他在经历了老家祖屋的毁灭后，又经历了王家湾造屋的失败。
此后五年，他再也没有想过房子的事。
他或许终生再也不想造屋了，就像他再也不对官场抱幻想一样，他现在对这两件事，可能已经是彻底死心了。
但是这五年里，大浪淘沙，一些不法官商被处理。
这五年，周正海可以干一翻事业的大好时光，被无声地消磨了，被长江的滔滔江水带走了，他应该也年近五旬了，太阳已经偏西了。
这时候，东楚市来了一位新书记周明。
周明是学历史的，他懂得保护楚国界碑的意义，希望周正海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2013年7月，周正海从市政协文史委调到文物局，担任局长兼党组书记。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无须为君子讳，这时候，周正海的心，肯定有些死灰复燃的意思，肯定有一颗芽尖，在他那颗荒凉已久的心中不停地拱动，想要破土而出。
但是，《论语》有言：“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
意思是说，柳下惠为官，被罢免过很多次，有人说：“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吗?”柳下惠说：“正直地为人处事，到哪里不被多次罢免?不正直地处事为人，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呢?”
周正海不能改变自己的底线，“直道而事人”，到哪里都难逃“三黜”的命运。东楚市虽然没有刘建明没有钟卫，但还有市长章为胜。
关于这位章市长，小说有一段精彩介绍：
从北京回到东楚后，我将省局的意见和国家局的意见同时向章市长作了汇报。这个工作上雷厉风行、作风却简单粗暴的领导者，从椅子上猛然站起来，指着我吼道：“老周，我跟你说呀，我这个人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楚国界碑有那么重要吗？它不就是一块小石头吗？有什么不能迁移的？三峡那么多的文物都搬迁了，其中瞿塘峡的每块石刻都是几十个平方，最后都切割下来了，像楚国界碑这么一块小石头，你竟然这么难！我实话跟你说呀，老周，我要不是看在它是个文物，我早就找几个人将它扔到江里去了。我再给你一周时间，如果你还是搞不定这个事，你自动辞职，现在市里正在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你这样的办事效率和办事作风，的确是个问题，再说严重一点，就是典型的不讲政治规矩，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场人物，在他的心目中，“我的地盘我作主”，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这就是政治规矩。所以，楚国界碑在他眼里就是一块小石头，有什么不能迁移的?我不管你是什么文物局长，你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就给我滚蛋，别让我看见你。
我们读这段文字，看到的章市长，就是一个既无知又粗暴专横的家长，甚至更像是帮会首领、黑社会的龙头老大。
当公权成为私器的时候，执掌公权的那个人，就一定会把公权看成是他个人的“私器”。这些掌权者只会看他的上司的脸色行事，而不会想到下面的老百姓。因为他手中的权力，是上司对他的恩赐，与下面的的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照一般思维，诸如烈士陵园周边能不能搞房地产开发，一座有了相当历史的工人文化宫能不能随便拆除，楚国界碑能否搬迁，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理应由当地政协组织协商论证，应当由当地人大来讨论决定，而不是由某位什么长什么书记一个人说了算。
但是，刘建明掌权，他就可以一个人决定拆掉工人文化宫，让他的弟弟来搞新国烈士陵园的房地产开发；章为胜当市长，他就可以指着楚国界碑吼叫：“它不就是一块小石头吗?”找几个人把它扔到江里去！
无论是在新国县，还是在东楚市，周正海都绕不开烈士碑和楚国界碑。
烈士碑镌刻着共和国的来路，镌刻着共产党的初心。这种初心，与刘建明们的追求，大概从来都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至于楚国界碑，那是这座东楚市的来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的借鉴，对于我们当今的重要，可能也不是章为胜们能够理解得了的。
士可杀，不可侮。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孟子.万章章句下》）
周正海当年在新国县当六年县长，就是照老夫子教导的那样做的，跟钟卫和常务副县长老吴那样的小人相处，他也忍气吞声，虽然得不到提拔，工作却一如继往地尽心尽责，而且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底线。
但是，孟子还曰过：“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孟子.万章章句下》）
这一次，周正海要学伯夷了。
当章为胜从椅子上猛然站起来，指着我吼道：“我再给你一周时间，如果你还是搞不定这个事，你自动辞职！”
我当即站起来，直瞪着他说：“你也不用再给我一周时间了，我现在就辞职。”
也许，周正海在喊出“我现在就辞职”这句话之前，他的心中就萌生了去意，而这一次与章为胜的直面冲突，则成为最后爆发的导火索。
再一次败下阵来的周正海，还能往哪里逃?
我们也许都在这样的经验：当你被黑夜中的一种恐惧追逼时，你会努力往自己的家里跑，跑进了家门，你的心还在呯呯跳，但你会拍着胸口说：“总算到家了！”当你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也是这样拼命往家里逃跑，跑进家门就会在心里感叹一声：“总算到家了！”
人在遇到危险和危机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想到逃回家去。
更有的时候，人在外面遭遇了伤痛，同样会急着逃回家去。
家，很多时候是一个防御堡垒，心灵的和肉体的。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周正海回到他的祖宗出发的周由村，造一所与他出生完全一样的房子，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梳理一下：
假如周正海在官场一帆风顺，他还会回一而再再而三的到乡下去造屋吗?以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可能不会。因为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如果他一路飞黄腾达，凯歌高奏，他的工作会非常忙，大事尚且忙不过来，哪有心思回乡下造屋?
而他的官场失意，主要的是因为他绕不过烈士碑和楚国界碑。绕不过那两块碑，又是因为他“直道而事人”的底线。
所以，周正海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周正海要回到祖宗的出发地，造一座属于他自己的屋，是一种必然。
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解决：周正海住进他自己造的那座房子的头个晚上，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一个梦?
柯尊解，湖北省作协会员，黄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新东西》编辑部
主 编：向天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