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风与水
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风水作为环境中的重要组成因素，对自然地理面貌，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心理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风水信息在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中都有体现。古往今来，人们对风水现象的感知和解释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风水因素在文学作品中常常有体现。风的因素经常出现在诗歌场景中，比如，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诗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杜牧《赤壁》中的诗句“东风不与周郞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中的诗句“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许浑《咸阳城东楼》中的诗句“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诗句“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赵翼《野步》中的诗句“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叶绍翁《夜书所见》中的诗句“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中的诗句“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诗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等等，自然环境中“风”的因素经常进入中国古典诗词写景的名句。风是带着温度、湿度和动能的，风的变化意味着节气的变化，意味着生物生长周期趋势的变化，同时带来地表景观的变化。从多位诗人在不同季节对风进行描写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季风的变化对地表面貌，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心理情绪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古典诗歌中写春秋两季风的诗句要多于写夏冬两季风的诗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春秋两季便于室外活动，这两个季节远游的人更多，触景生情的诗人自然更多，写春风、秋风的诗句自然也就更多一些。 水的因素也经常出现在诗歌场景中。比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诗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李白《公无渡河》中的诗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蜀道难》中的诗句“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行路难·其一》中的诗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柳宗元《江雪》中的诗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苏轼《春江晓景》中的诗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的诗句“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等等，自然环境中“水”的因素经常进入中国古典诗词写景的名句。水有液态、固态、气态三种形态，水有温度，水蕴含能量，动态的水有流量、流速、势能和方向。这些水的信息在诗歌里都有体现。 风与水有着紧密的联系。风是运动的气态的物质和能量。季风带来不同湿度和温度的空气。风有运送水气的作用。杜甫《春夜喜雨》中的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李涉《寄河阳从事杨潜》中的诗句“回舟偶得风水便，烟帆数夕归潇湘。”，王安石《再次前韵寄杨德逢》中的诗句“俯观风水涌，仰视电云坼。”，陆游《瓮池》中的诗句“无风水不摇，得志鱼自喜。”，等等，从这些诗句中多少可以窥见风与水的关系，以及生物生长、人事活动与风水等环境因素变化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风水因素经常被作为环境景观来描写，是很多诗歌意境的重要组成因素。风水因素不仅在文学作品中有体现，在中国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事社会实践的漫长历史中也有体现。中国人对东亚大陆水文地形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大约在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时期。中国在商代以前中原地区气温较高，雨量充沛，那时候中原地区还生活着不少种类的热带动物，比如大象等。大禹治水之前很可能因为中国大陆发生大规模地震、大型泥石流灾害，再加上当时雨量充沛等原因，导致江河阻塞，水位显著上升，水患频繁，严重挤压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空间。治理水患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愿望。勘察中国的山川形势，江河走向是以大禹为核心的治水团队在成功治水之前必须做好的调研工作。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和改造自然的成功经验，这在口口相传的历史英雄人物故事和历史典籍中都有体现。大禹治水的英雄传说反映了华夏族对水的智慧认识。怎样处理好人与水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永恒的课题。战国时代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岷江流域兴办许多水利工程，其中以他和其子二郎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几千年来，该工程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冰治水是中国人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尊重自然的又一个经典故事。大禹治水，李冰治水可以说都是恩泽万民的千年大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成功治水的伟大工程更多。古往今来，一个又一个成功地把水害转变成水利的经典故事体现了中国人的杰出智慧。 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风水学思想的文化名人是晋代的郭璞，郭璞被誉为中国风水学鼻祖，其所著《葬经》一书对中国风水理论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葬经》云：“葬者，藏也，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则为生气。……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风、水和气是风水学的三个重要概念。风水学最玄妙的概念是“气”。经过千百年的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中国古代风水学家对风水学上的“龙”、“穴”、“砂”、“水”、“向”等风水格局中的组成因素都形成了专门的研究成果，在阴宅、阳宅选址和环境营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少风水名家，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唐代的袁天罡、李淳风、明代的刘伯温等。风水思想在古代的江西、福建等省份盛行，在风水学理方面形成较大的风水流派有形势派、理气派等。 纬度、光照、温度条件合适，水势平缓、水量丰富，明堂开阔的地方往往是风水良好、生气旺盛的地方。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能够为生产发展，人口繁衍，财富聚集提供更好的环境条件。 中国古人在城市选址，特别是都城选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城市选址在风水格局条件好、生气旺盛的地方，会更有发展潜力和后劲。比如，周部落的加速发展和周人的几次重要迁徙紧密相关，其中周人的首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徙到周原，建立岐邑，对于周人的发展壮大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人对城市特别是都城的风水格局进行比较研究的历史文献和现当代的作品有不少，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普通百姓则更多关注阳宅、阴宅的小环境选址和营造。而要得到一个好的地理位置，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并掌握相关风水知识等条件都不能缺少。 风水术又称堪舆术、相地术，称为相地术更通俗明白一些。风水这两大因素是相地术研究的关键和重难点，用风水术来作为相地术的另一个名称可以说是抓住了相地术的精华。风水学的哲学理论依据主要是易学阴阳等思想。易学通过研究“象”、“数”、“理”三者的关系来研究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以及事物变化的趋势和规律。阴阳转化的哲学思想在浓缩了中国古人智慧的太极图中有很好的体现。古代百姓对风水术关注较多的一个用途是用于占相阳宅和阴宅的地形、环境、结构、坐向等以测断吉凶。 其实相地术在郭璞之前已经有相当的实践经验积累和思想理论积累，并在多个领域有应用。相地术不仅在阴宅和阳宅的选址方面有应用，在其他方面也有应用，比如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古代军事家在行军打仗方面非常重视对地形的研究。中国最早写于春秋晚期的军事理论专著《孙子兵法》13篇中就有两篇——《地形篇》和《九地篇》专门研究用兵和地形的关系。“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中国第一个军事理论家孙武对多种地形条件下的用兵要害都有精深的研究和论述。 风水思想诞生在科学分科思想比较笼统的中国古代社会。用现代科学分科的思想看，中国古代风水学不是一种专门的学科，而是一门综合学问。用现代的学科观点看，风水学起码要用到现代的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体科学、医学、心理学、建筑景观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传统风水学研究的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多个对象已经分解到现代的多个学科中。要成为名实相符的风水大师是很难的，风水高人很难遇到。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风水学家，需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并且达到融会贯通的较高的思维层次。 把中国传统的风水思想和现代多学科知识相结合，对传统的风水思想理论进行验证和改进完善是现代风水学重要的研究方向。 中国传统的风水思想集中了古人认识和改造人类生存环境方面的很多有益的经验，但由于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古代的风水学家对微观世界和地球外部宇宙大空间的认识和解释存在难以避免的局限。比如风水术上把对人体有害的气笼统地称为煞气，煞即凶神，凶神恶煞是也。古代的风水师已经意识到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气对人体有害，但对于人的肉眼看不到的气的组成成分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进行科学分析，对煞气伤人的原因也就难以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气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可以分成若干具体的类型。特定空间的地形、海拔、光照、降水、植物、微生物、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气体、环境中特殊物质产生的辐射等对特定空间的气的组成成分、比例、密度、温度、特殊能量等都可能产生影响。用现代科学的知识进行研究，古人所谓的煞气很可能是空气中混入了人的肉眼很难看到的对人体有害的细菌、病毒、尘埃或者是化学毒素亦或是有害的辐射等等。比如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特大核电事故，大量高能辐射物质散发到大气层中，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的核污染，这种环境中出现的超量的核辐射当然也是一种煞气。又比如古代风水师对地球外部空间宇宙中星象的解释，有很多近乎玄学的成分，主观想象和牵强附会的成分不少。相比之下，现代科学家借助天文望远镜和太空探索工程对星象的研究和解释很显然更接近真相和真理，也更有说服力。因而，中国传统的相地术也需要吸收新的科学知识，做到吐故纳新，与时俱进。传统的相地术和现代科学知识相参照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多种风水现象。 中国古代的风水学者已经认识到地形格局对气流风水运转等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地形条件聚气能力差别很大。所以，看风水必看地形。在风水学上，穴位四周理想的风水格局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完整格局。大的山脉对气流风水运转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昆仑山（被誉为“万山之祖”）、喜玛拉雅山、天山、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高原对亚洲的地形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亚洲几个地理板块的气流风水运转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亚洲几个重要地理板块的人类文明形态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风水学上把高大连绵的山脉作为主要的龙脉是有道理的。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到印度洋的直线距离和四川盆地到太平洋的直线距离相差不大，但四川盆地降雨充足，而新疆塔里木盆地干旱少雨，重要原因是东西走向的喜玛拉雅山脉、昆仑山脉等高大山脉很大程度上阻断了大洋的暖湿气流进入塔里木盆地。喜玛拉雅山脉一方面限制了南方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北上，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北方的寒冷空气南下南亚次大陆，这种地形格局使得南亚次大陆具备藏风聚气的有利地形条件，使南亚次大陆成为生气特别旺盛之地。背靠喜玛拉雅山，占据南亚次大陆的中心和主体，面向印度洋，是印度地形格局的主要特征。背靠青藏高原，占据东亚大陆的中心和主体，面向太平洋，是中国地形格局的主要特征。比较而言，中国在地形格局的完整性和战略纵深两方面要优于印度。中国和印度两国都同时在北半球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纬度地区拥有大山、大河、大平原、大洋四大地理因素组成的比较理想的地形格局，光照和雨水结合条件较好，生气旺盛，发展潜力很大。在古代有力量、有眼光和智慧的民族大多能够选择和占据好的地理板块。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人口总量超过10亿的人口大国，作为两个最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也充分印证了风水学上的“山兴人丁，水旺财”的思想理念。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在《凉州词》中用文学的笔法记录了中国甘肃地区一千多年前的地理景观和戍边士兵的所见所感。春风为什么难以度过玉门关，从甘肃地区的风水上看，是因为甘肃地区的地理纬度较高，离东南方的海洋距离较远，再加上甘肃地区西南方有青藏高原，东南方有太行山、吕梁山、黄土高原、秦岭等高原大山阻隔，导致甘肃地区在地形上在东南方向缺少理想的纳气口，所以富含生气的东南方海洋的暖湿气流难以到达甘肃等中国西北地区。因为甘肃等中国西北地区西北风比东南风强得多，西北风带来的风雪比东南风带来的雨水明显要多，在中国西北地区植物生长周期短，西北地区荒凉的地表面貌很多，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西北地区往往被描写成苦寒之地。眼前广袤荒凉的西北边塞景观和心中温暖怡人的江南美景相结合成为很多边塞诗具有空间纵深感的审美意境。 另一位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大林寺桃花》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诗中的大林寺在江西庐山附近。花朵的开放需要具备相应的光照、水分和温度等特定环境条件。从风水角度来看，同一品种的花在不同地点开放时间的早晚出现较大差异很可能是因为不同地点满足花朵开放的光照、温度、水分和湿度等综合条件形成的时间的先后有较大差异。比如在海拔较高的山区因为地形原因会减少植物接受太阳光照的时间，又因为高山上大气层相对稀薄导致高山上的保温条件不如光照充足的山下，所以高山上的花朵往往比山下的花朵开的晚一些，高山上的春天比山下的春天来的晚一些是有道理的。这种现象在更为高大的山脉——喜玛拉雅山，从山脚到山顶的植物垂直分布现象和植物的生长周期两方面有更显著的体现。 可见，纬度、光照和地形等因素对各地区的风水有着重要的影响。风水格局是衡量地利的重要尺度。同一纬度的不同地区如果风水差别很大往往是因为地形格局差别很大造成的。高大的山脉对地形格局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比如印度次大陆和阿拉伯半岛所处的纬度区间相近，东南方的海洋条件也相似，但两个区域的陆地自然环境差别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次大陆北方、西方和东方都有大的山脉环绕，具备藏风聚气，凝聚水气和形成江河的有利地形格局条件，印度次大陆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大陆和海洋之间的大气循环和水循环系统；而阿拉伯半岛四周缺少大的山脉环绕，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不具备藏风聚气的地形条件，因而阿拉伯半岛虽然多个方向接近海洋，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反而是干旱少雨的地区。从印度次大陆和阿拉伯半岛的地形格局和风水条件等级的显著差别可以看出风水学上形势和理气两者的紧密关系。 中国古人对生存环境进行探究的很多实践经验和知识被应用到风水学中。传说中的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就已经通过观察和长期记录日影在昼夜和一年四季中的长短变化来间接研究日地（或天地）关系和中国大陆上阴阳二气变化的规律。近现代天文学通过研究太阳系这个天体系统的运转规律可以更好地解释地球上阴阳二气变化的原因。因为地球上不同纬度地区接受太阳照射的角度和时长有差异，所以地球上不同纬度地区阴阳二气的强弱差异往往较大。又因为地球自转和围绕太阳公转的原因会导致同一地点在白昼的不同时间和一年中的不同季节接受太阳照射的角度和时长有差异，所以同一地点在不同时间阴阳二气的强弱也在发生变化。这些有关地球的天文地理知识对现代人来说是常识，但在数千年前天文观测技术极为有限的古代，中国的古人要研究天体运行的原因和科学规律是很困难的。因而，中国古人在数千年前能够比较科学地归纳和总结出中国大陆上阴阳二气变化和四季变化的原因以及规律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国古代风水学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几乎要研究人类生存环境中的所有因素和相互关系，包括地球的内部环境和外太空环境，同时中国古代风水学有几千年的经验和知识积累，这有利于发现人类生存环境的更长周期的变化规律。这是中国古代风水学的一些优点。中国古代风水学说作为中国古人研究人类生存环境的一门学问，既要研究自然环境又要研究社会环境，涉及的问题极为庞杂，同时数千年来参与研究的风水师的学识素养层次高低不同，因而数千年来中国积累的风水经验和知识也是极为庞杂的。所以对待中国古代风水文化遗产的态度也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近现代科学建立在明细分工的基础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出来的学科越来越多。明细分科有利于在学科内部进行精深的研究，培养专家型人才。但对于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和系统研究的博大精深的学问，掌握单一学科的知识就难以胜任这种综合研究。比如，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看地球的生态环境，地球上每一块土地和水域都应该有属于它的适宜承担的功能属性，就像人体有机联系的各司其职的各个功能器官一样。就像人体重要器官的功能属性受到损害会导致人体生病一样，地球重要区域的功能属性受到破坏同样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出现病态反应。这种问题在人类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后出现的比较多，一些理智的国家正在着力解决这些重大的环境问题。 现代气象学家发现的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对于这个效应的形象阐述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其原因是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流，而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蝴蝶效应说明事物的发展存在定数与变数，既有轨迹和规律可循，又存在复杂性和偶然性。《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孔明借东风”的故事，如果孔明真的能借来东风的话，说明孔明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气象学上的蝴蝶效应，并且自己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扮演了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从现代科学理论来看，某些人类呼风唤雨也有可能变成现实。 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通过天气预报来获取一些环境中的风水信息，比如阴晴变化，降雨降雪的量的大小，风速的级别，空气质量等信息。说明现代科学也研究环境中的风水等因素，只是对风水的原理的理解和对风水的语言表述跟古人相比有较大的区别。 风水作为人类生存环境中常见和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在文学艺术领域、在中国传统风水学术领域、在现代环境科学领域等领域都有体现和研究。 通过以上文字可以看出，风水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对象，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刘合聪，湖北大冶人，鄂王故里百年老校大冶二中教师，《鄂王城》期刊副主编，《大冶二中教学月报》副主编，2002年大学毕业后来二中工作至今。作者喜读文史著作，好游历山川，考察地理形势，对东楚历史文化名镇鄂王故里金牛镇，楚文化，“中三角”，长江文明等有研究兴趣，有个人作品50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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