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新屋
在乡下，把做屋，起楼，叫作做事业，而且是一件非常宏伟的事业。父亲这辈子经手做了两栋屋，一栋老屋，一栋新屋。我那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啊，就是做了两次大事业的人。能做事业的人，就是了不起的人，更何况是做了两次大事业的人呢，那就更了不起了。 老屋，其实并不老，它的“老”是相对我家的新屋而言的。老屋位于湾子的中央，它和我曾祖父留下来的老宅，紧挨在一起。这是一个典型的鄂东南连二结构的一层土砖屋，一个套间（两个房间），一间堂屋，堂屋后面是个灶间，总面积五十八个平方。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这栋土砖屋，虽简陋，但冬暖夏凉，可称得上是“豪宅”了。 一九五六年，父亲十八岁。为了说上门亲事，给未来的妻子一个安居之所，父亲下定决心做了这栋屋。为了做屋，父亲在张家湖边做砖犁田、打渣巴、耙田、引水；削砖、挑砖、运砖、码砖，夜以继日，历经艰辛。一个良辰吉日，鞭炮震天响，这栋坐东朝西的房子开工了。泥匠、瓦匠、木匠来了，和泥的、劈柴的、生火的来了。十八岁的少年，踌躇满志，看着房子一寸一寸地成形，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不久，这栋房子竣工了。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没挨着天，也指不了地，更没有父辈的庇护，父亲盖起了人生中的第一栋屋。湾子里的人，个个服气，这个三结子（父亲的诨名）有板眼。 第二年，父亲和母亲在这栋屋子里成了亲，完成了他们的人生大事。父亲能做事，会做事；母亲生得好看，手又巧。他们在这屋里走出走进，劳作、生育、做梦；而我们在这里成长、说话、嬉戏。两个大人加七个小孩，挤在这土砖屋里吃住了好多年。粗茶淡饭，其乐融融。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每年总有那么几个时候，父亲总是会上到屋顶上去把那些鳞片似的瓦，小心翼翼地翻动，又翻动，让老屋“风雨不动安如山”，让我们一家老小雨淋不着，风吹不着，俱欢颜。 老屋的堂屋里，放着一张大方桌和一张小方桌。平时，都在小方桌上吃饭，来人来客或是逢年过节时就围坐在大方桌上吃饭。有好些年，墙上还挂着斗笠和棕衣，它们总是会让我想起那些逝去的时光。一个套间，中间没有隔墙，用块布帘子拉着，后面是父亲、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他们一起住的房间。大姐和二姐带着我们挤在前面的房间。一些杂七杂八的家什，让房间里显得有些拥挤，但不凌乱。春夏时，把秋冬的衣物捡到阁楼去；等到秋冬时，又把春夏时用的东西捡到阁楼去。在那方灶间里，勤劳的母亲，每天出工回来后，用日渐粗糙的手，细心地捡拾柴薪，拨亮灶堂里的火，扶起了那不绝如缕的炊烟。 老屋虽不大，但前后出场却很大。离家门口十几米的地方栽了一排女贞树，大门左边不远有一棵大樟树，樟树旁边是两棵万年青和一棵栀子花树，再往前是一棵香椿树。大门右边有棵高大的皂荚树，是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父亲亲手栽下的。春天，暖风拂面，家门口的树上浅深嫩绿，浓淡鹅黄，煞是好看。夏天，鸣蝉在香樟树上一声一声地从早叫到晚，我们在树下吃饭，乘凉，打扑克，有时父亲在树下打麻。秋天，门前的扁豆架上，不仅有紫莹莹的扁豆花，还有嫩生的扁豆角。屋后，金黄的南瓜像一个个调皮的小孩子，有的躲在叶片下；有的挂在篱笆上；有的趴在山坡的棕树上。冬天，天寒地冻，下了一场大雪后，老屋的布瓦上结起了串串冰凌棍子，越结越长，越结越粗，我们拿它当冰棒吃，乐此不疲。 那老屋呀，你蕴藏了我们不知愁的童年，更蕴藏了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 随着，我们的相继长大，五十八个平方的土砖屋，显得更加狭小逼仄，父亲是看在眼里，愁在心里，想要再做一栋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一九七九年，父亲终于将这个愿望付诸了实际。湾子小，没地方发展。为了找地盘，父亲也是煞费苦心。隔着老屋三四十米远的地方，有个山包，那里是湾子里的最高点。山包上有我家的茅厕、猪圈和粪堆（垃圾堆）。为了做新屋，家里养了多年的猪也没养了。要知道，我家是养猪能手，养的猪头头都是膘肥体壮的。但为了做屋，也只能“忍痛割爱”。猪圈没地方做，猪就不能养了，少了一笔收入。茅厕和垃圾堆都迁移到了老屋的空地上，还把栽了多年的香樟树也挖了。 要想把这个山包挖平，无异于是“愚公移山”。父亲当时还在黄棉上三班，也只有工余的时候才有时间。那段日子里，父亲手上拿的最多的工具就是洋镐、挖锄、铁锹。好在还有大姐、大姐夫是绝对的主力军。父亲带着大姐、二姐，冲在前线，负责挖山；大姐夫带着三姐还有我，负责推板车运土；那时弟弟妹妹都还小，什么忙也帮不上。改革开放不久，做屋也和以前不一样，可以承包给建筑队，就是主家要给建筑队的人准备粮食和柴火。母亲则是带着四姐做好我们的后勤工作，还有就是四处去砍柴。寒来暑往，齐心协力，硬是把这个山包挖平了，一家人一年的心血也见到了成效，一处平整的地基出现在我们面前。 为了做这栋新屋，父亲也付出了残疾的代价。去自家的柴山上砍树做窗户，不幸被大树压断了脊椎骨成了驼背。有大半年的时间，父亲是在床上度过的。也因为如此，父亲提前病退了。父亲本来就不高的身子，现在就显得更矮了。病情刚有好转，父亲就带着大姐、大姐夫着手买红砖，买红瓦，买石头，买石硝，订预制板，洗石灰，请建筑队……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一九八0年的农历八月十八，举行了新屋的奠基仪式。两个月后，新房竣工了。这是栋典型的鄂东南连三样式的火砖屋（红砖屋），楼上楼下，有两百四十个平方。红砖瓦屋，高大气派，在湾中一众土砖屋中，显得十分壮观。当时，因没有那多钱，只是把一层装修了下，用水泥打了地坪，墙壁刷了白，二楼还没有装修。到了年底，我们一家开开心心地乔迁了新居，在新屋里过了个开心年，欢乐年，热闹年。 新屋的楼上楼下共有八个房间，两个堂屋，屋后还做了个厨房。一楼堂屋的正中央挂着《松鹤延年图》，那是我大姐夫的二哥画的。图中长松苍劲，仙鹤兀立，坡地丛菊绽放，一看就很吉祥喜气。中堂下有长长的红色条台，有崭新的大红方桌，雪白的墙上还贴了几张电影明星的画报。一楼的四个房间，又宽敞，又明亮。一想到，我再也不用和二姐一起在冬天里睡到老屋的阁楼去了，做梦都笑醒了。一楼堂屋的后面有个楼梯，直通家的二楼。二楼朝西有个小阳台，朝东有个露台，露台上可以并排放三张竹床。白天在露台上晒菜籽，花生，绿豆，芝麻。夏天的晚上，我们在露台上乘凉，数星星，喝绿豆汤，听蛐蛐唱歌。那年父亲四十三岁，第一个在湾中竖起了两层的楼房，那种成就感，满足感，自豪感，不言而喻。 新屋的大门口，开春时，父亲在左边栽了一棵泡桐树，右边栽了一棵香樟树。因为母亲喜欢桂花树，就在屋后栽了三棵桂花树。在最美人间四月天里，有新燕衔泥来新屋做窝，哺育幼儿。每每听到小燕子们在房梁上呢喃，就感觉是天地绵亘，岁月静好。 新屋也是坐东朝西的，坐在一楼的石墩上，可以看到太阳落山，可以看到绚丽的晚霞隐去，还可以看到泡桐树和香樟树在家门口，遥遥相望。尤其是那棵泡桐树，长得极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窜得比家里的两层楼房还高，树干粗壮挺拔，就像一个忠实的护卫，守卫着我们。 燕子飞走了，有会飞回来的时候；泡桐花谢了，也会有开花的时候，而勤劳而又美丽的母亲，走了却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年夏天，门前的泡桐树叶，在风中凋落，仿佛是母亲离去的脚步。那年夏天，突然骤降的暴雨，滴落在屋檐下，发出吧嗒吧嗒地响声，仿佛是我们的哭泣，又仿佛是我们不尽的思念。 父亲既当爹又当娘，卸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担子。我的姐姐们都是在新屋里出阁的。而我弟弟，一直是父亲人生中最大的“担子”。弟弟开亲那年，新屋花大价钱重新进行了翻修，屋里地面上贴了瓷砖，外墙贴了墙砖，和别人家后做的新屋相比，看上去是有点落伍，但新屋又换新包装，也还过得去。弟弟在新屋结婚成家，为人夫，为人父。父亲也是在新屋里，做的五十岁，做的六十岁。 这新屋呀，不知承载了我们多少喜乐悲欢，也不知见证了多少人事的变迁。 新屋做好后，老屋就俨然成了仓库，放农具，放豆架，放柴草。因久无人居，老屋的黛瓦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外墙的墙皮一片片的脱落，杂草都蔓延到了大门口。湾子拆迁在即，父亲还想再做屋的念头就此搁浅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老屋，新屋，拆迁都已经二十一年了，但 不管是老屋，还是新屋，它们都是我们姊妹灵魂的家园；不管是老屋，还是新屋，它们都寄存着岁月、生命、血脉流转的故事。
张兰花，湖北黄石人，爱好文学喜欢徒步，散文散见于《黄石日报》《东楚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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