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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我的小时候，中国总体还比较贫穷，虽然大家不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印象中我只有每年的春节可以添置一套新衣服，夏天则要看妈妈的心情，并不是每年都能有。所以过年买新衣服这件事一直是我童年中最最最快乐的一件事，尤其是这套衣服我很喜欢的时候，我的快乐更是会像岩浆喷发，无法阻挡。
那年我应该是5岁，我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小镇上的人彼此熟识。小镇只有一条主干道，从主干道的这头走到那头只需要五六分钟时间，还要一路走一路和熟识的街坊邻居打着招呼。
街上的店铺里主要卖人们生活用的日常杂货，锅碗瓢盆笤帚等，零食很少，印象中只有瓜子、花生以及一分钱一颗的水果糖常见，另外也有各种动物形状的散装饼干，但是我妈妈极少会给我买，我小时候很乖，从来不会主动要，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这被我划为贵族食品的散装饼干也就不占主角。
不过那时候除了散装饼干，街上还有自己烤的烧饼卖，我吃的最多的是这种发面的烧饼，直径像一个成年人的手摊开那么长，底儿是白色，面上被烤得焦黄偶尔发黑，一毛钱一个，不仅可以解馋，还可以充饥，后来我能理解为什么大人们愿意买烧饼而不是饼干，因为更实用。
对，就是那个凡事讲求更实用的年代，有一年年前妈妈去了一趟县城，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我高兴坏了。那时候大家的衣服都是手工缝制的，大多数人家里都有一台缝纫机，我们那里讲求姑娘出嫁的时候嫁妆要有三大件: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所以和现在讲求衣服高端定制不同，那时候从商场买来的才是稀罕货。
我至今清晰记得那套衣服的样子:通身粉粉的，小圆领，领子上、衣扣两侧以及裤脚上都绣着几只翩翩起舞的小蝴蝶，蝴蝶颜色搭配得特别好。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那套衣服的喜爱，离过年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天天都要拿出来看好几遍，轻轻地摩挲，把脸贴在上面闻一闻，端详半天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回箱子里去（那时候家里都还没有大衣柜，衣服都叠起来放在一种叫做扣箱的箱子里）。
那时候街坊邻居和亲戚经常来串门，每一次只要有人来，是的，每一次，我一定会把衣服拿出来给她们看，期待着她们会发出如我期望的啧啧赞叹声，并且激动的心情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来访次数的增多而有一分一毫的衰减。
好不容易盼到了除夕夜那一天，因为太小，打扫院落、贴对联、垒旺火这些过年时更重要的事都和我关系不大，我只要耐心等到天黑下来就可以洗漱干净换上新衣服了。我开始眼巴巴地期待着天赶紧亮起来，可以穿着新衣服去见奶奶家和姥姥家的兄弟姐妹们。那时候我的世界里没有公主，只有嫦娥和王母娘娘，我当时就觉得穿上新衣服的自己是嫦娥飘飘欲仙。
小时候过年都是老规矩，初一在奶奶家大团圆，初二在姥姥家大团圆。我的奶奶和姥姥家都是大家族，我爸爸兄弟姐妹7个，我妈妈兄弟姐们5个，加上小辈儿都是三四十号人的排场。每到过年，两家家里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现在回想起来，奶奶和姥姥家那两间小屋子屋顶都要被挤炸的感觉。
那时候还不兴去饭店吃饭，所有的饭菜都是自己准备，我们老家正式场合吃饭比较讲究，一定要十个凉菜十个热菜，再加上花馍馍，饺子，黄米糕等各种主食，准备起来颇费事儿。
所以那时候媳妇儿们就是主力，得早早到场，早到的人会特别期待后面的人赶紧来，一方面是有更多的人一起干活，再一个人多聊天特别热闹，各种家长里短尽管平常可能也听过，但那种场合之下聊起来分外是加了各种佐料味道尤其好。我大姨是传说中的重度拖延症患者，每次她们家都是最后一个来，大家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老落后”，大姨脾气很好，并不生气，笑呵呵地应着。
每次聚在一起，我们这些小辈们除了期待大人给发压岁钱以外，更多的是可以所有的孩子凑在一起开心地玩。一起去放鞭炮，一起上街去买冰糖葫芦，和一种只有春节才有卖的叫“玻璃嘎奔儿”的玩具，这种玩具样子长得有点像男人们用的烟斗，只是脑袋更大些，玻璃的，需要很有技巧地一呼一吸，才能发出像乐器一样好听的声音。印象中我总是不会吹，一吹就破，不过过年也就图个乐呵，倒并不纠结于此。
记忆深刻的还是那年我穿了那套我几乎是此生都引以为傲的新衣服，去了奶奶家，当时我在奶奶家排行最小，吃过饭就跟在哥哥姐姐们屁股后面疯跑，那时候镇上除了主路以外都是土路，并不平坦，到冬天结了冰更是难走，于是不出意外地，我摔了个马趴，非常懊恼又无可发泄地爬起来的时候，漂亮的衣服上已经沾满了很多泥点儿。我用冻得红肿而有些哆嗦的手拍了又拍，可还是没法完全拍掉恢复如初，我至今记得当时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无助。
后来每年过年妈妈也给我或做或买，总要添置新衣服。到我成年自己组建家庭，衣服更是想买哪件买哪件，可是再也没有哪件衣服能让我像记忆中的那件那样珍视过。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想，适度缺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现在当我的女儿想要什么有什么，一切都来得太容易的时候，将来回忆起来，会有哪一样是她曾经珍视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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