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乡下的外甥来看我，闲谈中说到老家至今还保留着立夏当天，用大秤给孩子称体重的习俗，勾起了我的遥远回忆。不过外甥说他觉得奇怪，为什么古代的人非要用十六两作为一斤呢？这个问题似乎很多人都会问，本期河图洛书，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吧！
积小为大
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了完善合理的度量衡制度，其中的衡就是称重。为了让衡行之有效，必须制定严格的规范标准。古人制定计量单位一般会选取自然物，比如说用黄米横排来规定长度（累黍知尺），据说最早最基础的计重参照物也是黍，也就是用一粒黄米的重量作为基本单位——称之所起，起于黍。
古人设定饱满的谷粒重量均一，作为最小计重单位。
但是黍这个单位仅仅用于计量表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单独一粒黍的重量没有多少实用价值，要累积到一定的量才有意义。比黍大一个级别的就是絫（lěi），一般写作累，十黍为一累，据说这就是砝码的起点。但这么轻的砝码在上古时期要做成标准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从考古结果来看，似乎也没有发现那么小的砝码。
分斤拨两
虽然从金属冶炼难度来说确实如此，但也有人认为原始的砝码不是金属的。古人最早称砝码为权，从形旁来看，权字从木，而木制品容易腐烂，这也就是今天找不到两千多年前的砝码实物的原因。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至少在先秦时期，肯定出现了金属载体的计重砝码，比如锱、铢、钧、锊（lüè）等等，在当时各自对应某个具体重量值。
先秦的权一般为铜制环状。
各诸侯国的重量单位只通行于内部，横向来看则繁琐混杂，互不挂钩，换算起来相当麻烦。统一度量衡后采用秦国标准，重量方面一律采用斤（釿）和两，汉代进一步规范细化，制订了五权也即是五个重量单位——铢、两、斤、钧、石。那它们相互关系如何呢？一两等于二十四铢，一斤等于十六两，一钧等于三十斤，一石等于四钧。
平等为先
我们会发现这些都是二进制或三进制衍生的产物，没有简单的十倍换算关系，为何要搞得如此复杂呢？这其中就要说到当时的称量方式和所用到的工具了。我们知道权也就是砝码（或者秤砣）需要和衡器配合使用，我们常说的权衡一词就是从此而来。最先出现的衡器是天平，权衡体现在称量动作上，就是砝码在天平上的操作。
从秦代以后，一般都会颁布这种带有文字的半球形铜诏权。
最早的天平是在一根直木尺中间钻孔吊绳，木尺两头吊挂铜盘，一面盘中装上称量物，一面盘中增减砝码，使之趋于大致平衡。当时的天平没有刻度，且不像今天的天平是在中间设置固定基座，而是从中间提起吊绳。天平的基本功能，一是称取所需重量的物体，二是对一定重量的物体进行均分，这时候二进制的优势就完全体现出来了。
对分到底
十六对半得八，再折半为四，一直可以分到最小单位，二十四则能满足复合式分割，先对分再三分，或者先三分再对分。如果采用十进制的话，最多只能一次对分，五两再分计算起来就复杂了。但当时重量单位真的都是二进制的吗？倒也未必，因为斤两制和早期的黍和累还是可以挂钩的：一铢等于十累，显然古人认为保留十进制还是有意义的。
一枚钱币既是法定货币，就有标准的法定重量。
我们知道唐代初年实行货币制度改革，法律上废除流传数百年之久的五铢钱，开始铸造开元通宝作为法定货币。根据《唐会要》记载——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最后五个字相当重要，二铢四累也就是一钱，正好相当于一两的十分之一，这枚法定货币在规定其标准重量的同时，也诞生了一个新的重量单位——钱。
并行不悖
对于钱我们一直是不陌生的，生活没了钱也缺了滋味——过去的菜谱上不写多少克，都写几两几钱几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最早分在南北朝时用于药方称量，一分等于六铢也就是四分之一两，它和钱之间本来是不能用来直接换算的，其下还有个单位叫字，也就是一分等于十字。后来字这个单位被废除了，分和钱直接组队，一钱等于十分（郁闷啊，本来分比钱重）。
家常小炒放酱油，几钱几分全凭感觉拿捏，这叫做心中有秤。
从唐初到三百多年后的北宋初期，官方计重工具日趋繁杂，光是内府的砝码一组就有五十多件（最小一钱，最大十斤），而每年税赋所用的毫厘单位与之却无法配套。朝廷于是制订了两套精密的小秤（或称戥子），一套是十进制：两、钱、分、厘；一套是非十进制：两、铢、累、黍。两套配合使用可以得到更为精确的称量单位值，通过这一方法称出二铢四累，也就是一枚铜钱，积累二千四百枚设定为十五斤，作为标准秤的最大值。
截止到中国与国际公制单位全面接轨之前，一千多年来民间的重量单位一直是保持十进制与非十进制并存的状态，只不过日常用到斤和两单位最多，因此对一斤=十六两的关系最为熟稔，而钱和分这样小量的单位除了在药房和金银行，一般不用秤具，直接拿手掂掇。尽管今天我们说多少公斤多少克，但传统称量的表述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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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 · 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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