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辟佛”思想的嬗变
（轻点以上音频同步收听，朗诵：周德清）
作者▌刘永
所谓“辟佛”，意思是指驳斥佛教、佛理。佛教创立于古印度，后与中华本土文化逐渐融合，最终发展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其影响极其深远，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法西来，却并非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佛教曾与中国的正统文化理念发生冲突，甚至产生过势不两立的尖锐矛盾。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以维护道统自命的文人士大夫们对佛教大都报以批判排斥的态度，其中以“辟佛”闻名于世的代表人物首推唐代文学家韩愈。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新唐书·韩愈本传》），从而引发了自上而下的崇佛热潮。五十二岁的刑部侍郎韩愈挺身而出，毅然上书，写下了著名的《论佛骨表》，反对佞佛，力谏宪宗皇帝，拒迎佛骨入宫内供奉。宪宗勃然大怒，贬韩愈为潮州刺史。人们对韩愈的这次悲惨遭遇报以同情，特别是潮州人民更是为韩愈建立庙宇以示崇敬和怀念。
元祐七年（1092）三月，五十七岁的苏东坡受潮州知州王涤的托请，替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撰写碑文《潮州韩文公庙碑》。苏东坡对韩愈振臂呐喊、勇担道义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堪为百代之师。碑文中最著名的两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准确概括了韩愈的伟大功绩。很显然，苏东坡仰慕韩愈，高度赞赏他的“辟佛”行为。积极投身北宋文学革新运动的苏东坡继承了韩愈提倡的儒学道统，他视佛教为异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一点，此时的苏东坡几经波折，正处于仕途得意时期，其“辟佛”思想其实并非始终贯彻如一，而是前后矛盾，多有反复，有一个逐渐嬗变的过程。
苏东坡的“辟佛”名作
治平四年（1067），三十二岁的苏东坡在家乡四川眉山为父亲守丧。成都胜相院的主持僧人“宝月大师”惟简前往拜访，“以其所居院之本末”，请苏东坡为之作记，于是苏东坡写成了著名的《中和胜相院记》。此文被认为是苏轼一篇尖锐的辟佛名作。苏东坡答应宝月大师惟简为寺院作记，按理应当在文章中说一些客套中听的好话，却不料他借题发挥，对佛教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苏东坡自从在凤翔为官时就开始喜爱上佛家经典，对佛教义理已经逐渐深入领悟。但他的内心对佛教是排斥的，这从《中和胜相院记》的记叙中可以看出。苏东坡认为当时的佛禅界鱼龙混杂，寺院成为一些人免除农事辛苦、逃避官府劳役的逍遥场所，他关注一些所谓的“高僧”、“长老”，研究他们的“荒唐之说”，甚至当面揭穿他们的夸夸其谈，自欺欺人，让这些伪劣僧人面红耳赤，下不了台。被批评的“长老”们只得推诿苦笑，视苏东坡为“外道魔人”。苏东坡用“反复折困”、“慢侮不信”来形容自己对佛家的态度。
当然苏东坡在文章中，还是表达了自己对惟庆、惟简两位大师的怀念、尊敬之情，认为他们淳朴厚道、器宇落落可爱。至于那时自己为什么经常出入胜相院，与惟庆、惟简两位大师交往密切，苏东坡解释说是因为胜相院内有唐僖宗及其文武从官七十五人画像，精妙冠世，令人神往，自己忍不住常去观摩。
这篇《中和胜相院记》表明苏东坡有意与佛家保持距离，他本身是以正统的儒家士大夫形象自居的。以往的敬佛礼佛、供奉施舍等功德行为，更多显现的是因果报应的实用主义态度。
苏东坡“归诚佛僧”的渐进过程
苏东坡性好交游，佛缘深厚，他广交佛门朋友，留下许多佳话。但他自认为“归诚佛僧”的时期，都是在他遭遇贬官，穷困潦倒的时期。落难之时，佛门成为他的避风港湾，佛教学说也给予他慰藉，温暖他饱受挫折的破碎心灵。苏东坡在困苦中欣然接受了佛教学说，感受到佛教三宝的珍贵，而且左右逢源，进一步认为释、道、儒本来就是相通的。可以说苏东坡是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进而浸染释、道的思想，这是他人生观形成的哲学基础。
正因为苏东坡思想的矛盾混杂，苏东坡自我标榜的“辟佛”行为反而被人们认为是护佛，《中和胜相院记》这样的辟佛文章，也被认为是一篇针砭佛教界时弊的护佛文章。苏东坡本人也因号称“东坡居士”，而被佛家宣传利用，《居士分灯录》、《五灯会元》、《东坡诗话》等著作中对苏东坡与佛家的交往，大肆渲染，把苏东坡塑造为佛家居士，甚至认为他是和尚投胎，前生是所谓的“五祖戒和尚”转世。种种离奇传说，无非是利用名人效应，增加神秘趣味，吸引眼球罢了。
苏东坡对佛教学说的全面接受，是在他经过“乌台诗案”的严酷打击后，深自省察，作出的一种自觉选择。居住黄州五年，他常到城南安国寺清修，并且“私窃乐之”。他在《安国寺记》中云：“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显然，佛教学说让他别开生面，以往的“辟佛”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而且随着年岁增加，对佛教的认识更深，对佛僧的态度更为虔诚。
就在黄州时期，苏东坡在《答毕仲举书》中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他承认自己对佛理的玄妙还不甚了解，自己还处于浅尝即止的阶段。苏东坡冰雪聪明，但朋友陈述古与他谈禅，偏偏就瞧不起他对佛教的言论。苏东坡就此自嘲道：“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苏东坡对谈禅甘拜下风，他还不忘幽默发表一番谈禅“龙肉、猪肉论”，说出了他学佛的真实感受，感觉“美而真饱”，身心两悦，得大实惠。
对佛教灵异事件的真实体验
古代的正统文人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结于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苏东坡也不例外，有时甚至陷于迷信。佛教理论高深玄妙，令人望洋兴叹，而佛教的感应灵验事件却似乎是触手可及、真实不虚的。
苏东坡的诗作《赠上竺辩才师》记叙了一段亲身经历。苏东坡次子苏迨羸弱多病，到4岁都还不能走路，要靠大人抱或背负，多方治疗也未见大效。苏东坡至杭州任通判后，与上天竺寺的辩才法师交好。辩才法师为苏迨祈祷、按摩，苏迨很快就能走路了。苏东坡说：“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苏轼《赠上天竺辩才师》）苏辙亦说：“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请师（指辩才）为落发摩顶祝之，不数日能行走如他儿。”（苏辙《龙井辩才法师塔碑》）苏东坡和苏辙都把苏迨能够走路的功劳记在辩才名下，认为这是菩萨显灵保佑。
苏东坡晚年贬官海南时，为蜀人张氏创作的十八大阿罗汉画像作《十八大阿罗汉颂》，他在文章中写道：轼外祖父程公少时游京师，还遇蜀乱，绝粮不能归，因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见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钱二百贷之，公以是得归，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罗汉也。”岁设大供（指佛教供奉仪式）四。公年九十，凡设二百余供。这段前言记叙，揭示出苏东坡家族与佛教的传奇因缘。可知苏东坡外祖父程公同样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有意思的是救助程公的是十六僧人，而画像却是十八罗汉，由此也可见佛教经典记载的“十六罗汉”在宋代逐渐演变为“十八罗汉”的变化痕迹。
苏东坡晚年对佛教的皈依
苏东坡在官场奔波，几起几伏，晚年更是遭遇磨难，饱受打击折磨。身边的亲友一个个悄然逝去，消极凄凉的情绪弥漫，佛教无疑成为他的精神支柱，给予他无尽的慰藉。妻子王闰之走了，她信奉佛教，“临终之夕，遗言舍所受用，使其子迈、迨、过为画阿弥陀像” （苏轼《阿弥陀佛赞》）。侍妾朝云走了，她陪伴苏东坡度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人生。条件再艰苦困难，她也不离不弃，但最终还是未能扛过瘴疠之苦，病亡惠州，年仅三十四岁。她虔诚学佛，弥留时诵《金刚经》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绝。朝云葬于惠州孤山的栖禅山寺松林中，邻近大圣塔。苏东坡在朝云墓前建了一座纪念她的碑亭“六如亭”，并作诗《悼朝云》曰：“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人生苦短，如梦如幻，面对生离死别，苏东坡撕心裂肺的苦痛可想而知。苏东坡进一步认同佛教，前债后缘，因果报应，真实不虚。而佛界的僧人朋友也在时时关心他，开导他，为他指点迷津。
《宋稗类抄》记载：东坡在惠州，佛印在江浙，以地远无人致书。有道人卓契者，概然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请书以行。印即致书云：“尝读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愿不遇知于主上者，犹能坐茂林以终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佛印禅师的书信无异于当头棒喝，令人猛醒。他鼓励苏东坡看破红尘，认识自己，见性成佛。晚年苏东坡在困苦中反思，佛在他心目中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亲近可爱，所谓“辟佛”思想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崩，徽宗登基，流放海南的苏东坡终于遇赦北还。苏东坡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活着重回大陆。归途中，他拜谒了广东韶关曹溪南华寺，与主持明老和尚一见如故，受到热情款待。南华寺是中国佛教名寺，是禅宗六祖惠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白发萧疏的苏东坡在这里见到了六祖的漆储真身，神色安详，端坐于塔中。他在祖师面前顶礼膜拜，不禁老泪纵横。苏东坡感慨万千，写下《南华寺》一诗：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此刻在南华寺，苏东坡似乎认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一生修为，颠沛流离，冷暖自知。自己沉迷宦海，虽名冠天下，到头来，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他感觉自己前生三世本是佛门中人，只可惜一念之差，落入尘世，招来了这一生的忧患。今天，自己要用这曹溪祖庭的清泉，洗尽心中对浮世荣华的贪恋。
《南华寺》诗句平淡无奇，可视为老诗人身处佛教庄严气氛下的感慨呓语。但苏东坡在诗中表明自己皈依佛门，“我本修行人”，是转世的修行人却又留下话柄，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所谓苏东坡母亲梦见和尚投胎，苏东坡前生是僧人，苏东坡是“五祖戒和尚”转世，种种传说似乎都合情合理了。《居士传》说苏东坡：“此吾往生公案也。”《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说苏东坡“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苏东坡俨然已成在家和尚。
苏东坡的“居士”定位及其影响
其实，苏东坡还是那个苏东坡，苏东坡终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读书人。这从他的《南华长老题名记》可以看出。南华寺主持明老和尚与苏东坡相识后，请求他为南华寺题名作记。这一次，苏东坡虽没有像年轻时写作《中和胜相院记》那样“辟佛”，然而他却说主持明老和尚“不知者以为逃儒归佛，不知其犹儒也。”在苏东坡眼中，虔诚的佛教徒明长老居然还是一个儒者，是一个披着佛家外衣的儒者。也不知明长老读了《南华长老题名记》心中是何滋味，但苏东坡肯定是以儒家正统自居的，他在文章中的结论是“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南华长老题名记》写作时间是建中靖国元年正月（1101），当年七月苏东坡卒于江苏常州，享年六十五岁。
从苏东坡“辟佛”思想的嬗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对佛教的接受过程，以及佛教对苏东坡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苏东坡认为“儒、释、道”殊途同归，他本人就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从《南华寺》诗句看，苏东坡有皈依佛法的宗教意味，但打通“儒、释、道”，万法归宗，这才是苏东坡的超然气魄，也只有他这样才华横溢、千古风流的人物才有如此的责任担当。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禅宗六祖惠能弘扬“南宗禅法”，是佛教中国化的杰出代表。禅宗与儒道结合，使中国佛教得以发扬光大，绵延不绝，流传至今。从这点看，苏东坡是中国佛教的功臣，他被列入《居士传》也是当之无愧，实至名归的。
苏东坡是宋代著名文学大家，也是在家奉佛的著名居士。他的诗词文章富含哲理，妙趣横生，佛家的禅理机锋时有闪现，这与他透彻的禅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苏东坡不是禅师，他却把禅和人生结合得潇洒自如，浑然一体。“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苏轼《赠东林总长老》）引佛语入诗，溪声、山色处处体现出禅意，读来别具韵味。“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句则参禅”（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他把学诗比作参禅，诗境等同禅境，成为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切身体会。清代诗人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牧斋初学集》）钱钟书《谈艺录》也引沈归愚（即沈德潜）之语说：“宋人精禅学者，如苏子瞻？”可见东坡的禅学诗风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
刘永
刘永，网名：水云相依，现为公务员，爱好文史写作，时有诗文发表于报刊，有《文同评传》等书籍出版。
主播简介
周德清
周德清，江西莲花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工作。平时爱好创作，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文学报刊杂志。多次获得诗歌创作及朗诵比赛大奖，系网络文学平台《吟诗品文》总主编，《现代美文》专栏作家。2016年10月，获“林萧传媒”首届乡村诗全国大奖赛一等奖。2017年10月，获首届杨万里诗歌奖全国大赛现代诗歌优秀奖和传统诗词二等奖。2018年3月，获“蔡丽双杯家国情”全球华文[曼丽双辉]填词大奖赛三等奖。《梦影回廊》平台主播，荔枝FM：1800164，微信号：qjm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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