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德相继垮台，轴心国瓦解。联合国下最后通牒。日本侵略者仍负隅顽抗。美军在冲绳岛登陆，十万日军战死。继续深入日本本土。与此同时，苏联向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和北朝鲜消灭日本关东军。我国军队又在各地反攻。美军还在日本长崎和广岛各投一枚原子弹，伤亡惨重，侵略者们走投无路，只好接受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了，国土重光。全国各地同胞沸腾起来。孤军营的上官志标团副从无锡到上海成立四行孤军办事处，招寻失散的四行孤军官兵来上海古拔路某某号集中待命。先后到达上海的约有四、五十人。大家欢聚一堂，各谈各的概况，各有各的一本苦能让帐。
南京金陵部队自我走后，每个月的这一天仍继续放人。也不知按什么标准分先后。人数分十个以内或十个以外。放出来的战友除一时无处可投的外，各自寻找生路，先后离开。唐柏年释放后一行十余人，过江到江浦县参加游击队。日军接受“在华日军营一律停止敌对行动”后，翻译犹带领数十人未释放的战友外出干活，未到达工地就被战友们用锨把翻译和几个看守砍倒就地掘洞活埋。另两个看守抛抢跪地求饶的得免。作恶多端的终于没好下场。
王东并没有死，他关在水牢里四天不给饮食。王东认为人饿七日必死，已是四日过去了，还有三个日程可活，他试了一下，手足犹能活动自如，又试拉一下玻璃窗未上锁，预备岗的鬼子听到窗响，走过去看了一下，见王东坐着未动，就关好窗子走开了，仍未上锁。于是王东决定与死神抗争一下，反正是一死，在死之前来一次拼搏，死里求活或者可以不死。天黑时哨兵换班，乘敌人交接未讫时，一跃身跳出窗外，穿过岗哨预备班室，猛向大门外跑去。门口正好是一处开阔地，杂草丛生，苗木茂密。王东钻入草木丛中，弯弯曲曲地转了几下，一阵昏眩，倒了下去。交接班的鬼子尚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等他们明白过来，胡乱地追找了一阵，还放了不少子弹，但人影也未见到，只好回队。王东卧地等恢复神气，已深更半夜，跌跌撞撞地起来，辨明方向，踉踉跄跄地离开了险区。
被派在南京城里各部门及商行的战友早已恢复自由。有的已在火车站找到工作。
在洞庭东山、西山和浦口等煤矿挖的，因日本人采取消极办法，图现成，见煤就挖。不顾工人死活，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塌方压死人。我们的战友被压死的人不计其数。
浙江肖山西兴的二十人，当年在一个蒙蒙细雨的黑夜（月日未详）以刘一陵（上士）、邓陶（士兵）为首，率领全体战友，杀死两名哨兵，缴下两支步枪，冲出日军驻地，到了游击区，参加了金肖支队。
关在南京陆军监狱的官佐，大家都不知怎样出狱的。据说雷团副是害肺病死的，一连连长陶杏春（军校六期），原是我连我排中尉排长。在孤军营升任连长，战后据说在广州市当警察分局长。二连连长伍杰原是二连二排少尉排长。离南京后，去重庆投入军校，结业后升任营长，重上前线抗日，战死在沙场。
已来上海的有三连连长唐棣，二连排长李春林，四连排长陈大肚（绰号），其余的如少校医官，两位四川排长以及一连在四行仓库被打去一只眼睛的排长，三连四连各两位排长等不知去向。
上海市市长钱大钩到任之日，我们整队举着欢迎钱市长的横幅去大场机场迎接。国庆双十节曾参加游行。当队伍行至南京路时，略两旁的市民群众从横幅上发现我们是四行孤军时夹道欢呼，一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国庆纪录片电影有我们孤军的一个镜头。
我们的衣、食、住，都是李宏生在外奔走联系而来的，市政府虽有报告上呈，但忙于接收整顿秩序，对我们生活一时无法安排。天气又将转寒，我们衣食将进入因境。这时正好是老师长孙元良到沪任警备司令。上官志标团副即去司令部任职，并有数人带去当兵。上海铁路局警务处还要去一部份人当路警。自找门路的约二十多人。没出路和老弱的十数人包括唐连长在内，以出租原孤军营地度日，自此孤军办事处宣告结束。但李宏生老师还在继续为孤军退伍事项而奔走操劳。
第二年春季，政府退伍金发下来。每人二百万元法币，按当时上报的数字时可以买五石米（七百五十斤）。但上下辗转延宕，等发到手，因当时物价暴涨，只剩了一半。越拖越少，迟领者只有一石米可买，甚至有的只有几斗米的价值了。
到南洋去的一百五十人，巧在这时回到上海。赶上领退伍金。我们分别四年又重逢，是有一番喜悦的，可是一见面却都不敢相认了，原来，他们的皮肤已变棕色，又兼胡荏满面，久久地把他们影象从记忆中搜出才认出来他是谁。问他们从何处来，说是澳洲。他们既不识字，又不懂该地的话语。更从未看到过中国人。只说该处盛产香蕉、菠萝、耶子等物，男女上身都不穿衣服，而且男女同浴。蚊子有一寸长，被咬就会害疟疾病的。我不熟识地理，也只好说是棕种人住的热带地区。他们因水土不服和干活劳累，病死的有二、三十人。我比较要好的战友彭青山（四川人）也死在该地。这些人永远也回不了祖国了。据说这批人沦落该处，战后一时不能回祖国。后来被该地领事馆发现，通过外交关系，才被送回的，行程四十余日，到福建登岸，改乘火车到沪。因政府没有安排出路，领了退伍金后，都各自找生路去了。
警备司令孙元良调任后，上官团副就到台湾去了，据说后来在台南县当了军事科长。流落在上海的两名战友，因找不到出路也到了台湾。
战后次年春季，谢团长夫人谢凌维城，携带两男两女由广东故居来沪。先住在旅馆里，后被记者得知，前去采访，拍了照登在报上。我按地址先去拜访她。后又陪她找到团长生前军校的同学、同事，如铁路局警务处王兆槐和李宏生等人。大家帮助她在虹口吴淞路安了家。一部份生活费用，还是靠孤军营地租费维持的。
解放前后仍流落在上海的孤军赖以生活的孤军营地，已为市人民政府收回。遗留问题由当地居民委员会解决。年老的杨振兴、老癞子（绰号）、小广东（绰号）等人被送入养老院。年轻的先后介绍出去做长工或临时工。没工作的由区民政科救济，或组织生产自救。延到一九五六年犹未分配到正式工作的我，因有家庭负担，由区政府资助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四行孤军抗战“八百壮士”等名词，已为上海市人民淡忘。在动乱年代谢团长墓碑和傅略被红卫兵小将捣碎，坟几乎被挖掘。谢夫人家被抄、人被整，命名为“反革命家属”，孤军也由“壮士”改为兵痞。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后，逐渐落实政策，把弯曲了的事实重新纠正过来。一九八五年五月我们在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事迹重新翻出来，陈列在北京中央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上海也把四行仓库边的一条湖路改为晋元路，这条路是当年日军进犯我们仓库的主要通道。也就是为我军歼敌两百名的路。仓库后面又造起一座抗日纪念塔。还有一所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在中学的操场上又塑—谢晋元像。原葬在孤军营地的谢晋元墓迁葬西郊烈士陵园。园内仅宋庆龄一墓和其他一墓。每年清明和“八一三”，市人民政府去献花圈扫基。原孤军营地改造为住宅。在余姚路出入的大门，称晋元里，谢夫人也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因年迈改任谢继民担任。谢继民现在是民革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杨浦区政协副主席。
初中历史课本第三册65页，曾有团长谢晋元率八百战士孤军奋战四昼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一段话提及。新加坡电视连续剧《铁蝴蝶》第二十六集，就是形容我们在四行仓库作战的实况。老记者冯英子撰文在《新民晚报》赞颂我们。另外书刊，也常有类似的文章发现……孤军士兵则发纸荣誉证。我去沪领证时连我仅十九人领去。现在上海有幸存者余长寿、张青轩、曹明中……等六人。他们都是退休工人有劳保享受。
八百壮士散失在天涯海角，虽尚有幸存者，年龄都已八十上下，老的老，死的死，寥寥无几，逐渐湮没无闻。可是当年的抗日事迹，已纳入国史，将留传于后世。 （全文完）
一九九O年三月于兰溪甘溪乡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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