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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记忆
我是从胡同里走出来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出生在华北平原极普通的一个村庄，极普通的一条胡同。
那是一条南北胡同，宽两米有余，深约五十米，出口在南端，住着七户人家。胡同最里头，东户是医生张和平家，西户住着王福全老两口，王福全南邻是桂婶家。我家在桂婶家南面。紧邻我家的是我的大祖父家。胡同口西住着的是当时支书一家，胡同口东住着的是杨春喜家。他们两家大门朝着大街。
医生张和平是胡同里威望最高的，他开的门诊为大半个村子里人们提供着医疗服务。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上医院看病，紧巴巴的日子，谁也挥霍不起。因此，胡同便热闹起来，每天走进胡同看病的叔叔大伯、婶子奶奶们，常把胡同踢得脆响。坐在家门口歪脖子老槐树下的祖母抱着我高一声低一声地打着招呼：“又怎么了，花儿她娘？”“他二伯，腰疼病又犯了？”四岁那年，大弟出生，我就挣脱祖母怀抱，加入了胡同里小伙伴们组成的“胡同军”。
张医生的二儿子叫志军，年长几岁，是我们的“头领”。他带领我们搅得胡同不得安宁。张志军的母亲养了一群鸡，每天“咕咕咕”地满胡同找食吃。张志军让我们摆开阵势捉公鸡，公鸡扑腾着翅膀扬起了一胡同飞尘。他把逮住的公鸡，用绳子拴住脚，藏在别处无人住的空院子里。他要等买鸡的人来换成票子，答应给我们买糖果吃。他的母亲喂鸡时数来数去总少一只，就东家找，西家问，甚至放出话来：“让我知道是谁抱走了我的鸡，让你不得好活。”我常偷偷扒在他家门口，想进去告诉他的母亲。可始终没有勇气，害怕我们的“头领”张志军因此受到惩罚。不过张志军的公鸡最终也没有卖出去，让他的母亲找到了。我们就嚷着造反，再吃不上糖果，不让他当我们的“头领”。终于有一天，张志军挥着手臂就像竖起的进军旗帜，招呼我们冲向卖货郎。他得意地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两元纸币，换来了甜甜的糖果。第二天他却一瘸一拐地出现在胡同里，我们才知道为了兑现我们的糖果，他偷偷拿走了母亲藏在衣柜里的零用钱。就这样，张志军一直做着我们的“头领”，带领我们在这条窄窄的胡同里疯长。
胡同里的大门都是敞开的，我们最喜欢去王福全爷爷家。他家的院子正中央有棵很高很大的椿树，夏天枝繁叶茂，遮住了大半个院子。王奶奶是个非常勤快的人，院子里、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见一片落叶，不见一件闲杂碎乱。王奶奶最喜小孩子，可他们一生却无儿无女。她总是迈着三寸小脚，在栅栏门边伸长脖颈，唤疯跑在胡同里的我们。她家树下的石桌上似乎永远有吃不完的东西。那时，我家一日三餐都是玉米糊糊、菜叶豆子粥，算得上奢侈的就是母亲晒的红薯干。王奶奶一边给我们分好吃的，一边给我们讲她的故事——故事里有她的父亲母亲、她的兄弟姐妹，有美丽的仙子、善良的王子……她的故事，也同她桌上的食物一样，永远讲不完。大家常常更多关注的是她的食物，吃饱了不等故事讲完就撒开脚丫子跑向胡同。而我常常恋着她的故事，忘记了她分给我的东西。王奶奶曾有过三个孩子，一个生下来就夭折了；一个养到两岁得了一种怪病，对门的张医生都束手无策，最后没能活下来；还有一个溺水了。当然这不是王奶奶讲给我的，是我稍大些时从母亲那里问来的。王奶奶一生很凄苦，喜欢孩子却没有留住一个孩子。可王奶奶从不凄苦地活。她把小院整理得干净，把自己收拾得精致，而且讲给我们的都是快乐的能溢出蜜的故事。
我们在胡同里跑倦的时候，就会去一个安静的地方——桂婶的小书屋。桂婶有个女儿叫荷花，儿子叫顺子。荷花大我两岁，梳着两条齐腰的大辫子。他的弟弟还小，咿咿呀呀拉着桂婶的手晃晃悠悠走路。我们很少见荷花的父亲，他总是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听说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工作，他不用扛着锄头下地，穿着很整洁的蓝色衣服，具体是干什么的，我那时并不晓得，只知道他回来时总会带些黑白画册给荷花。我们羡慕极了荷花，总想着她的画册，还没上学的我，尽管一字不识，却喜欢画册里画的各种各样的小人，喜欢听大点儿的孩子断断续续读出的文字。桂婶似乎猜着了我们的心思，将西屋的一间杂物间腾出来，放了一张大大的方木桌，把荷花的画册全摆了上去。杂物间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小书屋，成了我们玩累了的好去处。我们浑身汗津津地跑进小书屋，围在方木桌周围，翻看那些不知在脑海中导演了多少遍的小画册。重情重义的刘备、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小英雄王二小……这些人物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让我们的思想变得丰盈。有时候，我们会照着画册里的人表演画册里的故事。我总想演一次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可总被张志军抢了去，最终一次也没演成。就这样，荷花的画册伴着我们在胡同里成长着。
我不知道奶奶为何不让我和南院的大祖父说话，也不许我吃他给的东西。大概我家祖上很拮据，只有一块宅基地。到大祖父和祖父这一辈只能从中间垒个院墙一分为二，我家的房子坐北朝南，有五间。大祖父家的房子是三间西屋，因此我家的院子很窄。土砌的院墙并不高，我踩着小竹椅就能趴在墙沿上望见另一个院子。大祖父一生没有娶上女人，可能太过贫穷的缘故吧？他从外面回来，常坐在院子里冲我招手，然后做着各种鬼脸。我捂着嘴不敢笑出声来，否则让祖母发现，连观望也会被剥夺的。有时大祖父会塞一块糖给我，让我悄悄收起来。大祖父的生活很简单，简单的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他家的灶台，总冒不出袅袅的烟，我多次想跑过去帮他把柴火多塞些到灶台里，让他家房顶上空的炊烟浓烈些，散成一幅水墨画。
我家院子虽小，可最值得我骄傲的，是我可以在屋里的白墙壁上拿着铅笔头涂鸦。父亲从不呵斥我弄脏了房子，也不许母亲管教我。因此几个会涂鸦的小伙伴能在我家尽情挥墨。梳着高高发髻穿着长裙的仙女、开着野花的山坡、鱼儿腾跃的海浪……挤满了屋子里的每面墙壁。也真亏了父亲的容忍。支书家的凤姐说，她只在自家墙上画了一朵花，竟被狠狠揍了一顿，以后再也不敢乱涂了。我们画了仙女，大夏天也要翻出母亲的长围巾，披在肩和双臂上，变成长长的水袖，在土炕上转来转去，想变成仙女。
王爷爷和王奶奶在我们还没听够故事的时候，先后离开了人世。王奶奶出殡那天，我缩在门口的槐树后，看着大人们抬着棺木走出胡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直面死亡。父亲安慰我，王奶奶走得很安详，她是想着我们走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我们在胡同里渐渐长大。
张志军第一个长大了，他的父亲想让他子承父业，学医治病救人。可是张志军不乐意，他想穿军装，硬是要去当兵。他的父亲最终拗不过，他十八岁那年去了部队，走出了胡同。听说他在部队也要当“头领”，不怕吃苦，不怕累，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在部队工作了十几年，前几年转业分配到了市公安局。
桂婶家的荷花，书读到了高三，因几分之差没能考上大学，被书香浸大的荷花出落的如荷花一样娇艳，怀揣着一份文学梦嫁给了一个教书先生。轿子把她从胡同里抬了出去，抬出去的还有她的文学梦。
我揣着梦想，在父亲的目送中，也背着行囊，离开了胡同，走进了一所能让我跃出农门的大学。
人们都奔着自己的希望而去，胡同里的人陆陆续续搬出了胡同，有的在宽阔的街道边安家落户，有的去了令人向往的城市。
我的祖父、祖母一直守着胡同，守着门口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是最后离开胡同的人。
胡同从此也就寂静下来。
杨俊玲，河北临漳人，文学学士，就职于县考研室，从事语文教学研究工作，爱好文学、绘画，多篇作品在《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邯郸日报》《邯郸晚报》《邯郸教研》《邺风》等报刊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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