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香烟，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原因在于，小时候我家曾经种过烟叶。
印象中是一九八三年左右。那时，村里每个生产队的麦场边，都竖起了十多米高的土坯房，用来烘烤烟叶，村民们称那为烟叶房。
我家种了大约二亩地烟叶，在当时算是种植大户。春天来临时，要把烟苗栽上。烟叶苗和向日葵苗有些像。那时，看到地里的小烟苗，心里一阵子高兴，以为是向日葵，可以美美地吃葵花籽了，等搞清楚是烟苗后，还有一点小小的失落呢！
到了夏天，烟杆长到一人高的时候，叶子陆续变黄，就可以摘下来了。烟杆底部的叶子小而薄，呈土黄色；中间的叶子大而肥，透出一种黄白色；顶端的叶子小而圆，白中泛青。从底部到顶部，叶子一茬茬地成熟，农人就要一茬茬地采摘。
摘下烟叶后，就要绑烟叶了。夏日的午后，对于小孩子来说，总是漫长而无聊。大人们饭后休息，小孩子总归要找点事做。看到父母睡熟后，我偷偷起床，先找到裁好的棍子，再找到细长的麻绳，在门囗的树荫下，开始自己的大工程。把棍子的一端架到木凳子上，留下十几公分长度，拿起两三片叶子，背对背放整齐，用绳子一绕，扭到棍子一侧去。相同的做法再来一遍，扭到棍子的另一侧去。就这样左右交替，烟叶呈“八”字状均匀分布在棍子两侧。起先只是觉得好玩，没想到越玩越有兴致。到父母起床后，竞然绑好了一整杆烟叶。家人都高兴的很，连一向严肃的父亲，也笑了一下，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明白了父母的艰辛，直至现在，我仍能回想出当时父亲的笑容。
绑好烟叶后，就需要到烟房里烘烤了。每家几杆、十几杆不等，为了防止搞错，各家要在烟杆的顶端刻上名字，或者系上同色布条，用于辩认。队里专门抽调几个男壮劳力，钻到烤房里，站到搭架上，一杆一杆传接上去，按照一定的距离架到横梁上。先放最上层，再放中层，最后放下层。全部摆放完之后，关门点火，烤上两三天，停火，晾个一天左右，就能取出烤好的烟叶了。通常是大清早开始，各家各户推着小推车到烟房外早早等候。仍然由那几个壮劳力钻到热烘烘的烤房里，从最下层开始，一杆一杆地传接出来。有人站在烟房门囗，嘴里大声哟喝着“某某家……”，并麻利地在本子上做个标记。最后放进的几家，会抢先挤到门囗去，看看是不是轮到自家了。最先放进的几家，会悠闲地到远处去，脚踩住车把，来一袋烟，在一边闲聊。领到烟叶杆的，招呼着村人离开了；没有领到的，正往门囗挤，生怕漏掉。也有少领一杆两杆的，还在等候。偶尔也有粗心的人，把别人家的领走，倒把自家的撂下了。多领的几乎没有。到早晨八、九点钟，最后的几家也领完了，喧闹的麦场安静下来，只剩下满地的碎叶子。把门锁好，这一轮烤烟叶就结束了。几天之后，同样的景象又会重复上演。
初秋的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堆在西屋里的烟叶在雨天，味道出奇的浓。这时候，整日劳作的父母，盘算着怎样把这档时间利用起来。那就分拣烟叶吧！按照色泽、品相分类，颜色金黄、大而完整的烟叶为一等品；颜色焦黄、大而完整的烟叶为二等品；颜色黑黄、小而破碎的为末等品，要一把一把地系好，再整整齐齐地码到包单里。象这样的缠手活，需要大人孩子齐上阵。一家子人挤在屋子里，呛人的烟草味弥漫开来，但不能逃。父亲忙，下雨天都有杂事，待不了多长时间，有人来找，就匆匆出去了。母亲要涮锅洗碗、养鸡喂猪，还要负责为一大家子人做饭，常常到来的迟，离开的早。弟弟还小，又是男孩子，按照母亲的说法，男孩是不必做这类活儿的，待了一小会，就疯玩去了。大姐二姐要去读书，最后所谓的一家子人，就只剩三姐和我在坚守阵地。三姐大我几岁，自然是领导，领导负责监督分工，那么一大堆烟叶，二一添作五，她一半我一半算是分配完了，连辩解都不可能。快到完工的时候，母亲来打扫整理，我会抱怨，母亲会慈祥地摸摸我的头，夸我懂事夸我乖。
秋天过去，冬天来了，母亲终于闲了下来。找根扁担，挑上烟叶，早晨出发，到太阳落山时回家。吃晚饭时，母亲会高兴地向我们描述卖烟叶的经过，并从囗袋里掏出一叠纸币，夹着十元、五元、两元、一元和更小的毛票，最后还会翻出找零换来的几颗糖给我和弟弟吃。多年过去，人们不再种植烟叶，当年宏伟高大的烟叶房也早已破败坍塌，然而，留在记忆中的糖的甜味，还会丝丝冒出来，让我回忆那美好的童年时光。
赵婷梅 教师，爱好阅读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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