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工宣队”，全称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城市里有意设立的一种极富政治色彩的组织。
那时认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把工人抬到了极高的地位。
于是，从各个工厂里挑选由三四个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分别进驻各个学校，去领导和改造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教师。
1974年11月，我在郑州铁路局印刷厂务工，被挑选参加工宣队进驻郑州铁路第八小学，开始了我的3年的工宣队生涯。
工宣队长是排字车间的主任张志坚，队员除了我之外，还有魏俊凤、杨爱棠两个女工。
工宣队进驻学校，实际上成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太上皇”。不仅教师，而且校长、党员以至于党支部书记统统归我们领导。
这似乎与另一个信条相冲突：“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在，党是领导一切的”。
学校的党组织不仅不能领导我们，而且要看我们的眼色行事。除了工宣队长张志坚之外，我们三人都不是党员，都是所谓“革命群众”。
群众竟能领导党员和书记，岂非咄咄怪事？但那时就是这样。
我则非常幸运参加工作时挑选了工人，如果到学校教书，我就不是领导阶级而成为革命对象了。一念之差竟有天壤之别。
进驻郑州铁路第七小学的工宣队，由3名从未读过一天书的工人组成，他们哪里懂得什么教育，却动不动训斥教师、校长和书记，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哭笑不得，却还不得不陪着笑脸接受领导。
这三个工人在此之前从来都是被人领导的，而一旦当了领导，似乎就“得志便猖狂”。
而我的工宣队的4个人，却从来没有训斥过铁路八小的教师与领导。
队长张志坚做人极为低调，平时少言寡语，开会时也并不夸夸其谈，对学校的教师与领导都极为尊重。
我们三个工宣队员以队长为榜样，不仅平等待人，甚至在学校里交了许多知心朋友。
我和美术教师顿铁纯、音乐教师李恒瑞成了至交。课余时间天南海北无话不谈，我还就便向顿老师学习绘画，向李老师学习唱歌。
我还曾帮助顿老师在学校的影壁墙上画过大型宣传画，顺便学习水粉画的画法。
我们三个人还是球友，天天打乒乓球。顿老师凌厉的抽球，李老师优美的弧圈球，我的多变的发球，都是各有千秋。
我和顿老师以及守门的陈老头又是棋友，每天下午都要对弈几局，水平不相上下。这种以棋交友的历史，我们保持了几十年。
我曾不止一次到顿老师和陈老头家里下棋。顿老师也不止一次到我家里通宵对弈，第二天照常上班，却也从未感到疲倦。
我想，象棋里那无穷的奥妙和乐趣，不会下棋的人，是难以理解的。
我对所有的教师都真诚相待，一视同仁。我还尽量地帮助他们，不论谁因病因事请假，我都替他们上课，于是，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课程我都上过：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地理、历史、自然……
我还帮助学校少先队训练军鼓队，组织大合唱并亲自担任指挥。我和大我20岁的学校的刘校长也成为忘年交，与学校的书记也真诚相待，每天对于我来说仿佛都是幸福的时光。
在这里，我还创作了许多诗歌，在报刊上发表，我还应征上海《文汇报》创作了歌曲《我们正年青》并获得了二等奖。
1976年 6月，工宣队长张志坚因病去世。在追悼会上，我代表工宣队宣读悼词。
张队长细腻而不张扬的工作作风，尊重他人而与人为善的性情，都极像我的父亲。
有一天早上，我开门走进工宣队办公室，比我先到的他，坐在那里注视了我一下，那温柔的目光也极像我的父亲，恍惚之间，我差点儿脱口而出叫他一声“爸爸”。
我读着悼词，想到这一幕幕情景，不禁泪流满面。1977年11月，我和魏俊凤、杨爱棠奉命离开学校，返回工厂。
临行前，学校为我们举行欢送会。几千年来，中国人的送别总是凄凄惨惨的。这一次也不例外，几乎每一个老师都要说几句。
许多老师说着说着，便哽咽起来，拿出手绢儿擦拭泪水。我们为他们那真挚而深厚的情谊而感动不已。
在郑州铁路第八小学的三年，成为我人生中美好、动人、多彩的一段非凡经历。
至今，我还难以忘怀那整洁的教室、宽阔的操场、那动听的上课下课的铃声，孩子们的喧闹声，我更难以忘怀那一群质朴而多情的人们……
一切都会过去的
然而人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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