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商周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参考资料欠缺、遗址考古发现少等原因，要得出确切的结论确实比较困难。目前国内外史学界对夏商周研究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夏朝到底是否存在？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夏的中心在哪里？商到底是部落文明还是王朝？周之“宗周”是哪里？“成周”指的又是哪里？夏商周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并列关系还是传承关系？是魏蜀吴的三国杀？还是元明清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要解答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
根据《史记》的记载，夏商周的族源均来自于我们的“人文初祖”黄帝。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黄帝的起源。《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这是目前史书关于黄帝的最早记载，很具权威性。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著名学者张岂之先生说： “少典族原居住在陕西、甘肃交界处，与有蟜氏通婚姻，生下黄帝和炎帝。黄帝居姬水，以后姓姬；炎帝居姜水，以后取姜姓。黄帝生于今陕北黄土高原，炎帝生于今宝鸡市姜水一带。黄帝和炎帝部落曾经顺河移动，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后来称为华夏族。华夏的子孙称为炎黄子孙”。
著名学者翦伯赞先生说：“古代黄河流域分布着不少的部落。在陕西一带有姬姓黄帝和姜姓炎帝部落，他们之间世代通婚”。
司马迁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以一部《史记》坐标了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经纬度。从炎黄时代的《五帝本纪》开始，《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贯穿了夏商周的发展脉络，一直到记录到西汉武帝元狩年间。《史记》记载的历史跨度大概有3000年，后世以此为基础，才将中华历史延展到今天，而且从未间断，一脉相承。虽然《史记》在两汉时期曾被称为离经叛道的“谤书”而封禁，在东汉中期以后又经过了朝廷钦定杨终的删修，后一度失传，但《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下来我们看看《史记》是如何记载夏商周缘起的。
《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
根据史书记载，周族始祖后稷的父、母系分别为陕甘一带姬姓有熊氏（尧舜时期有熊氏只是方国，已经失去数百年前黄帝的尊号）和姜姓有邰氏长期通婚之后裔。周亦为“华夏”一词的创造者和最初指代。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论述：“三代及三代以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夏与周属西系，夷与商属东系。殷周间的剧烈变革盖民族代兴之故，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替。源于陕西的华夏文明最终取代了夷商文化，重振华夏文化风气，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从《史记》的记述我们知道，周祖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嫡妻）所生，姬姓；商祖契为帝喾的次妃（妃子）所生；后稷和契乃同父异母的兄弟，后稷为嫡子，继续留在关中渭水流域发展，庶子契则被“封于商，赐姓子氏”（《史记·殷本纪》），“商”即现在的陕西商洛。东汉郑玄：“商在太华之阳”。
《帝王世纪》：“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今上洛商是也”。《括地志》：“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
那么夏祖禹呢？其父鲧，被封于崇，姒姓，夏禹算是后稷和契的叔侄辈。《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史记·周本纪》“崇侯虎”下《正义》引皇甫谧说：崇国盖在丰、镐之间。
《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还有种说法，现在发现的陕北“石峁遗址”为古崇国，鲧就出生在那里。《诗经·小雅·吉日》和《诗经·周颂·潜》记叙在“漆沮”围猎捕鱼是上古虞夏时期的事情。《诗经·小雅·出车》曰：“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此“天子所”是说漆沮之滨当有“天子之所”，也就是虞夏时期的京师，大概在现在的陕西富平县石川河畔。
前面《史记·夏本纪》载“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分析出，夏商先祖先后脱离黄帝部落的正硕姬姓而改为他姓，周人则是黄帝的衣钵传人。《说文》曰：“黄帝居姬水，以姬为氏，周人嗣其姓”。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夏商周是同时并存的部落城邦文明，所以他们之间文明形态也是交叉存在的。周文化特质明显，夏商则相对混沌。
根据《中国通史》的记载，夏商周先祖都发源于渭水流域，这可能对应了炎黄部落缘起黄土高原的历史正论。
夏族从渭水中下游发端后，主要的迁徙路线有两个：最早的一支从关中直上陕北榆林，建立了“黄帝昆仑城”，最著名的遗存就是“石峁遗址”，这里是我国史前最大的城邦遗址。另一支从关中的渭河平原越过龙门黄河进入汾河平原，在此繁衍生息。
商族一支从渭水流域先迁移到陕西商洛，在此发端，后逐步顺“雒水”东进，在黄河南北两岸发展，因为豫州是东夷人的传统势力范围，所以火并激烈，因为人数处于劣势，生存很是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属性上东夷色彩明显，其实等于是华夏族做了东夷族的上门女婿，属于“嫁”，所以子女姓氏全跟女方。“娶”文化则是女方嫁男方，子孙姓氏一切随男方。
殷商的另外一支就是来源于“石峁”人和“陶寺”人的迁徙。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看，丧葬、筑城和遗物都有“石峁”文化的影子。据学者考证，商人的另一个源头可能来源于辽西的俞人。总之商是一个多文化融合之地。商的都邑也是因为东夷族攻伐的原因到处迁徙。
关于商文化，我们今天主要就殷墟甲骨文、妇好墓和纣王“鹿台自焚”之殷商都邑朝歌做一些探讨。殷墟，别名为“北蒙”，位于朝歌正北72公里处，因发现了甲骨文和商代唯一保存完好的贵族墓葬“妇好墓”而一夜成名，在此之前，商文化暗淡而朦胧，因为有了殷墟甲骨文和妇好墓的发现，让我们研讨商文化有了抓手。那殷墟和商王朝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殷墟到底是不是商王朝的都城？还仅仅属于一个母系氏族部落中心呢？通过研究甲骨文，结合妇好墓发掘我们得知，殷墟的主人并非商王妻，而是一个叫“妇好”的巾帼英雄。她英勇善战，权力巨大，嫣然一个女王。根据学者的研究，她所处的时代大概在武丁时期，被史学界判定为“武丁的配偶”。“妇好”是“商王后”吗？为什么不和商王住在一起？她怎么会被许配给多代商王为妻？“妇好”是商王之妻还会给经常给商王进贡？还会有自己的领地和权杖？还会有属于自己的军队？还会经常带兵打仗？还会亲自主持祭祀活动？还会有权利自己私铸那么多的青铜器？基本可以确认 “妇好”为一个部落邦邑首领无疑。
当然在殷周之际，母系氏族部落还是有很多，甚至在遥远的长沙地区的“大禾方国”，也出现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四羊方尊”等一大批青铜器的出土反映了西周初年该地区的文明程度，据考证此方国首领就是一位女性。
关于甲骨文，主要以占卜为主，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刻画文字符号，数量庞大，当然其中确认有一部分是人为作假。通过解读甲骨文，我们可以确认《史记·殷本纪》对商王系记载和甲骨文部分的吻合。当然也不排除后人对照《史记》造假的可能。总之，鉴于商文化发现地域狭小，遗存相对较少，和以周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差异较大，所以说我们对商的研究还是不够清晰的。
夏商周先祖同是黄帝的子孙，都发源于渭水流域，那为什么他们要在上古的某一时间段分离迁徙呢？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传说中的“大洪水”时代。根据现代考古学和气象学推测，由于全球气候的突然变冷，大概在公元前1920年代，地球上普遍出现了降水巨量增大，洪水泛滥成灾的情况，前后持续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
根据仰韶遗址的考古发现，关中既是仰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仰韶遗址最为密集的区域，占了全国的近40%。根据考古发现，在龙山文化时期，关中的仰韶遗址和龙山遗址的重叠度只有20%，陕北的龙山文化遗址却陡然增加了5～7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估计可能与大洪水有关。大量的先民为了躲避洪水而选择了地势更高的地区生活，并展开了持续的迁徙。估计就在这一时期，夏商先祖分别选择了陕北和商洛，而后来周人也离开陕西武功的邰城向北部磁地迁徙。
总之，在夏商时期的部落集中区域，文化是很复杂的，在华夏部族的周围还有大量的戎狄部落的交叉存在，之间征伐不断。中华民族的融合史其实也是一部战争史。
这就是夏商时期的文明状态，打破这一切混沌不堪的就是诞生于关中渭水流域的周文明。周人是一个的正统的姬姓部族，承接炎黄故土，兴起于渭水流域，周人以农业立国，关中平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先驱。周人图腾以熊（大人）为标志。武王伐纣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新纪元，使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有了归属感。周统治地域辽阔，崇尚礼仪，分封诸侯，创建宗法制度，这些都是夏商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华夏文明从此奠基，中国人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陕北“石峁文化”对于夏商周及中华文明的重要影响力。有一点可以确认，在4300～3780年代，“石峁古城”无疑是华夏文明的中心，“石峁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已经震惊了世界。我们从山西“陶寺文化”、河南“二里头文化”、“郑州商城”、四川“三星堆文化”，都可以找到“石峁文化”的影子。文字、青铜器、城邦是文明的三大主要标志。那“石峁遗址”都具备吗？回答是肯定的。“石峁古城”几乎举备古城建筑的一切要素，包括翁城和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瓦当等；根据6600年前西安“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管”和5000年前甘肃“马家窑文化”出土的“青铜刀”，我们可以确认“石峁古城”应该具有发达的青铜等金属的冶炼技术；至于文字，把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6600年的“姜寨遗址”、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的刻画文字符号和具有3400年历史的比较成熟的殷墟甲骨文进行类比判断，这一时期的“石峁古城”应该也在使用比较成熟的文字。
现在每发现一个新石器遗址，我们的专家理所当然的会和夏商找对应关系，我认为是不严谨的。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夏是公元前2070～1600年代；商是公元前1600～1046年代；周是公元前1046～256年代。在这里我要指出，夏商由于受文化影响力和统治地域的限制，能否称为“王朝”确实有待商榷。中国真正进入“文明社会”，那是西周王朝建立以后的事情了，真正实现大一统要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根据学者推算，公元前1000年，全球人口有5000万，我们中国的人口基本在800万左右。通过分析考古遗迹，在仰韶文化时期，关中和陕北的人口基本占全国的40%左右；到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时期，关中陕北的人口大概占到全国的20%左右，此数据基本保持到战国晚期；到了唐代，此数据是9%左右；一直到今天，关中陕北的人口只占全国的2.3%左右。在唐代以前，中国北方人口基本占全国的85%左右；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据推算全国人口大概有2500万左右；到了三国末期，全国人口只剩下了800多万；唐代开元年间总人口扩大到7000万左右。
为什么我在这里要列举这么多的人口数据呢？因为在古代，人口基数直接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战争能力和财富占有率。大家都知道，关中渭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是黄河文明的摇篮，是中国最早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地区，这与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河网密布，作为夏商周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在情理之中。目前在关中陕北地区，发现的夏商遗址大概有240余处，陕北略多，可见在这个时代，陕北占有了地利优势。我们可以推演，沿着炎黄祖先的脚步，生活在关中陕北的华夏先民东进和东夷文化的碰撞融合成为了一种必然。考古发现，以“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为核心的夏文化因为受北部某种强大力量的压迫而相继废弃，“陶寺遗址”南方128公里处的安邑鸣条地区成为了其最后的归宿，“盐池”可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选择。根据《史记》的记载，商汤在鸣条灭夏桀，历史选择了商文明。
讲中国历史，我们必须说说中华文明的源流。提到源流，必讲河流。在人类没有学会掘井之前，逐河而居是生活的必需，河流就成为了文明传播的重要载体。在黄河流域，由于地势西高东低的原因，文明由西往东传播成为了一种必然，从中华文明的策源地大地湾文明，沿渭水、汉水顺流而下，把文明的火种传遍全国。地理考古学告诉我们，在史前的黄河下河断，黄河已经是“地上悬河”，呈两岸弥散性流淌，所以黄河中游河南段几乎是一片泽国，人口稀少。渭河也被称为“禹河”，在大禹没有疏通渭河、黄河、淮河以前，中国的人口主要居住在关中、陕北、晋南、河北、山东的广大区域，太湖流域也人口相对集中，形成高度文明的良渚文化也在情理当中，沿海文明带和沿长城南走向文明带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核心骨架，相互交流，相得益彰。
说夏文明，核心无疑在陕北、晋南；说商文明，核心无疑在豫北、冀南；说周文明，核心无疑在关中，无论从文化还是社会跨时代的大进步，武王伐纣后的西周王朝具备了实实在在的全国影响力；这就是以关中渭水流域为核心的夏商周文明扩散后所形成的文明状态。
夏已经远去，或实或虚。最后需要说一下商和周。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夏商周几乎是同时期取自黄帝的同源体，他们几乎也是并列发展的，那么在商周之际，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呢？根据解读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字我们知道，帝辛（商纣王）曾经在周原宗庙祭祀过自己的父亲帝乙，看来商周之间的交流还是很有趣的。根据学者的推测，商周之间也可能有联姻的情况。其实早在周文王以前，商周之间就有过战争。大家都知道，武王伐纣前3年，周会盟诸侯于孟津，天下已三分有其二拥周，晋南、河南大部分地区早已经是周人的地盘。武王伐纣决战日，几乎兵不血刃半晌就攻克了朝歌，结束了战斗。
为什么商会这么不堪一击？究其原因，除了商纣王昏庸的外，巨大的软硬实力差距也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周人已经兵临城下才仓促应战。在这里我要说，商周同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关中的周族依然是华夏文明的中心，这是由各方面综合因素所决定的。通过对上百件西周铭文的解读我们可以确认，在西周时期，“宗周”指的是“周原”，“成周”指的是“镐京”，“镐京”是西周王朝唯一的首都，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探寻历史，开辟未来，我是清乐堂，还有交流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