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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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粮票，
曾经那样的刻骨铭心
陆宪良
△ 我母亲存留给我的全国粮票
国人凭票据购物的时代早已远去，以致年轻人听长辈们谈及时一脸的愕然，如坠云雾。现在，40岁以下的人，只知道买东西要用钞票（纸币等），而10来岁的小囡，晓得“压岁钿”这回事，却已识不得真正的钞票（铜钿）了，因为他们所收的“钱”都来自于手机里的“红包”。
我投胎于“三年自然灾害”头年，据说母亲白天还挺着大肚子在村里的“大食堂”（人民公社化之初，几个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合在一起'敞开肚皮吃饱饭-吃饭不要钱’之伙食集中供给模式——彻头彻尾的'大锅饭’）烧饭（与社员下地干农活视同），晚上就生了我。
没多久，队里和各家各户的主粮全被吃得底朝天，颗粒无剩，只好以玉米、番薯、南瓜、胡萝卜、大头菜等作补充，最后连豆饼（喂牛的）、萝卜缨（喂猪的）、菜皮、野菜什么的也没得吃，硬撑了一年多的大食堂宣告“散伙”（失败）。
这些事，我小，一点也没印象。我妈40开外了，她没得吃，也就无奶水喂我，于是我爸就去掏（自己或托人四处去觅、买）奶糕——一种专门的婴儿食品（纸包装，里面一块块整齐叠放着），米粉做的，有奶味，加水、加热后可调成糊状，谓我幼小的生命之支撑。
奶糕若用煤球炉等加热，则有一种专用的奶糕（钢精）锅。奶糕调好后，大人就直接端着锅喂婴儿。其时，还不停地“嚯、嚯”吹气，冷却奶糊。
△ 奶糕、奶糕锅（有大小之分）。
我妈说我胃口大，没喉咙，来不及叼（指直接用食指头挖奶糊往嘴里塞），第二垛刚叼好，还没等吹凉，我的小嘴又已张着，吃相十分的吼形极状。家里只剩下一二包奶糕时，我爸得赶紧出去备货（也到市里几家亲戚“众筹”过，因为那时所有的东西都紧缺，奶糕也不例外，非常的难买），以防我断炊。
打小起，我的胃口就好，东西进嘴，几乎不用嚼，就“狼吞虎咽”了，尤其有汤汤水水时。我吃东西快，还不挑食，消化、吸收都好，故我长得虎头虎脑、五短三粗的，被冠小名“阿胖”。最近老家要动迁，我回去办手续，一到村口，就听得有人喊“那不是阿胖嘛！”几十年了，他们不会忘，因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太知根知底了。倒是我自己早给忘了，因为身边的人几十年间没这样叫过我。
长大一点后，我知道买粮食制品是要用粮票的，而我家在农村，其口粮是生产队收割脱粒稻谷后按“人头”分配的，都记在《社员往来手册》上，等年终一并结账。只有镇上的居民才有购粮本和粮票，凭本凭票去公社粮管所（粮站，有粮库）籴米买面。
那我爸“掏奶糕”所需的粮票是从哪里来的呢？
爸妈在世时，我没问起过他们。我大姐、大哥也都走10多年了，老早的这种琐事，现在的家人都记不太清楚，于是我就自己回忆自己考证。
1949年时的中国，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为了改变“一穷二白”（毛主席语）的落后面貌，尽快让劳苦大众走共同富裕和当家作主的道路，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很快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公有制。工厂和各类手工业者，先是实行公私合营，后来干脆就收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广大的农村，土改后不久就搞互助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和各类农产品的产量有所增加，但国家要靠农业来支持和发展工业，故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即不允许私自交易。加上人口的快速膨胀，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需（日用）品还是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有些还十分的短缺、匮乏，于是政府就出台了凭票配给供应的政策（购买粮食及其制品的凭据——粮票，就是其中之一，它与食用油票，被国人视为最最重要的两种票据，故有“粮油关系”之说。下文还会细述），以限制各种消费和平衡购买力（没有票证，钱再多，也无法买到东西）。
△ 不同时期各款上海市居民定量粮票（当年使用有效，作废日会延长1-2个月）。
有记载：上海市于1954年1月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居民的口粮凭票定量供应。我老家的农户从1953年起搞互助组，1954年搞初级合作社，政府就开始对粮、棉、油实行统一收购，禁止自由贸易（原来镇上有很多私人开的米行、布店等很快就“凋敝”、关门了）；1959年“市场萧条，物资紧缺，鱼、肉、蛋、烟等商品凭票供应”（《纪王镇志》，P5）。
说明一下，我老家纪王，解放前和解放初为嘉定县辖，后为上海县，至1958年1月，两县才从江苏省划给上海市，故此处提及的票证都是江苏省制发的，是不能在上海辖域流通使用的，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最为严厉的手段之一，它有效地限制了人口的“非必要”流动（没粮票，你吃什么？）。那时，国道省界处都有检查站，主要内河航道上也有港监（检查所，还配有快艇），对进出省（市）界的车辆和船只都要作检查，包括出省（市）通行证、人员数量和运载的货物。
我大姐是1957年夏从江苏安亭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先借调在嘉定县的机关工作，协助搞“运动”。她是“事业编制”，吃“皇粮”的，即政府发给粮票去制定的粮店购买商品粮——装在印有“中糧”字样的麻袋里的大米等。
不日，她随我姐夫一起响应国家号召支内（支援内陆建设），一个去了宝鸡，一个留在西安（还是两地分居，但团圆起来总比她留在上海要方便得多），但好景不长，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他们苦不堪言，只好举家返乡当农民（政府动员的，也是为国分忧之举）。当然，回乡后只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原来吃皇粮的“资格”就没了（或称“暂停”）。这大概是1960年底的事，我还不足1周岁，同时有了一个小我半岁的外甥女。所以我说他们“举家返乡”。
我说这些细节，是要牵出“全国粮票”一事，就是除了各省、直辖市的本埠（地方）粮票外，还由国家粮食部发放了能在全国范围内“畅行无阻”的“全国粮票”，以满足出差、调动工作等人员的使用需要。全国粮票没有“过期”之说，到地方上使用时如遇到“找零”时（票面用额没有到达），店家等应当优先找还小票面的“全国粮票”（他们一般都有存备）。全国粮票都要由单位出具的证明，按外出所需的天数，用本埠粮票到粮站或粮店（都是国营的）去一比一兑换，才可获得。地方粮票分两种，一种是可常年使用的，票面较小，有半两、壹两、贰两、伍两；一种是一次性的，也叫定量粮票，票面较大（10斤的居多），常用来买米面（北方，米、面票也有分开的），也可用作买点心（找零时，视票面，两种粮票均可用来找还）。定量粮票只限当年使用，过期要作废。
△ 左：上海市粮票（常用的）；右：全国粮票。
当时的大人，男女都有皮夹子（钱包），尤其是男的，可以不戴手表，但不能没有皮夹，里面除了放钞票，还有一些不同面值的粮票等。有些“老男人”，还流行一种有翻盖的带铜扣的线制牛皮皮夹，束在腰间。每当买东西付钞票和粮票时，从一侧将它拽到前面的动作是很潇洒的。这种皮夹内有很多层，还可以放香烟、火柴、门钥匙等。小孩子也渴望能尽早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钱包（多人造革或塑料拉链的小包包）。尽管没有钱或就几只铅角子（钢镚，实为铝质），罕有毛票，还东藏西塞视为宝贝。
我家拥有粮票的另一个途径是我舅舅、舅妈是“公家人”（部队干部），他俩先在上海干革命，后在北京海军司令部、化工部工作，1959年建国10周年时（数十天后我就出生了），我爸还去京城看望过他们一大家子。舅舅也会经常出差来沪，或在城里与我爸妈会面。有时间的话，他也一定会来乡下看望我们。我妈妈是常熟人，解放前嫁给我爸爸时，我舅舅才十几岁，就跟着出来到上海“学生意”了（后来他悄没声息地参加了新四军），所以我这个舅舅与我家特别的亲密、热络。“文革”他落难时干脆躲在我们乡下“闲云野鹤”了一二年，以逃避红卫兵小将和各路造反派的追击。当然，我城里的好婆一家也一定接济过我们，他们都是靠粮票购粮吃饭的。逢年过节时，他们来乡下小住，就吃我家的灶头饭，好几口子就能省出一些粮票来。
早先，余剩下来的粮票是严禁买卖的，粮票背面的“使用说明”上还专门作了提醒和强调。尤其是定量粮票，当年用不完，就要作废。于是，也有人家设法用它去购买点心等，想用找回的不会过期的小面值粮票藏着继续使用（上海人说的“做人家”，就是这个意思，样样都精打细算，克勤克俭）。当然，这样做也积存不了多少，因为定量粮票本来就是“扣卡扣”发放的（除重体力工种、运动员等，平均每人每天也就1斤左右，小孩还要按年龄段打折），胃口好、油水少、孩子多的人家根本不够用，粳米换籼米（涨性好，出饭率高，但吃口不好），补充地瓜、麦片、玉米粉等当口粮的也不在少数（注：杂粮除了便宜，可能1斤粮票还可多购些）。多余的票证换鸡蛋和一些小商品小工艺品等什么的，大多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因为不久后市场上就有“议价粮”卖了，它虽然贵了不少，但质量要好很多，大多是新米，还不用粮票。
其实从1973年邓小平等复出及党的十大召开后，全国各地的市场管理已经开始有所松动，上海郊区的农民将自留地上的各种出产拿到街镇或城里去售卖，也成了有关方面“眼开眼闭”的事（毕竟数量很有限）。我那时还在上中学，也会起个大早，用脚踏（自行）车帮助我爸爸、叔叔（他俩年岁大，已60开外）驮两筐自家种的土豆、芹菜等到镇上去卖，还有更远一点的去过青浦是黄渡。我是“红团”干部，怕熟人如居民同学的家长或自己的老师看见，说这是“一只篮头一杆秤”，搞资本主义，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所以我把货送到后就悄悄地溜开了，或在街上别处等着。为啥要等？是因为镇上的点心店没开那么早，要等到快天亮时，他俩才可买给我吃一副大饼油条或一个裹有绵白糖的粢饭团（糯米的）做“犒劳”。那时，我毕竟还小，嘴馋啊。早几年，应该还是在我上小学吧，我们小朋友也要响应林副主席的什么“一号令”，每天天不亮起来，叫上村里的男女小伙伴去长跑，谓“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先跑到镇上，然后沿着解放路向南，跑到北林路再折返（北翟路至林家弄，一直往西通向凤溪、重固、青浦县城的主干道），一个来回约10公里，然后我会隔三差五的去茶馆里找我爸爸或叔叔，“骗点小点心充饥”。他俩一年四季，不管风霜雨雪，天天早上3-4点要去“上街浪”喝茶，8分钱一壶，可无限止续水。茶馆里人头攒动，天天客满，他们除了喝茶，就是闲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全公社所有的婚丧娶嫁、吵架、偷窃、着火等消息不出一天，即可传遍每个角落。他们每人都会手挽一只杭州篮，顺带点家用的油盐酱醋、火柴、草纸（卫生纸）回家，也买鱼肉荤腥甚至锅（镬子）碗瓢盆、锄头铁、粪箕扁担等。
△ 油条4分钱（付半两粮票），大饼分甜（4分）和咸（3分）两种，也付半两粮票。
其实生活在农村的人，用到粮票的机会和数量还是不多和有限的，他们的一日三餐都在自己的家里吃，有生产队分的口粮，用不着用粮票去粮店买米。猪饲料如麸皮、玉米粉、六谷粉等虽要去粮店买，但不用粮票，有另外的配给指标，如农户出售生猪给公社供销社，他们就会发给购买饲料的凭据（一次性奖励）。仅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才会去镇上买点“伴手礼”（不会无缘无故自己家里买来吃），才会用到一些粮票，但数量不会大，一次能用掉一斤，算是“厚礼”了（都是以“两”为计量单位的，但不是说你付1两粮票，店里就称买给你1两食品。这个应该是指粮食原材料的数量）。如遇长辈做寿，或亲戚家添丁增口（生小孩），就会去镇上的食品店里买点雪片糕（云片糕，有大中小3种包装，薄荷味的最为常见）、火炙糕（外包装与奶糕类似，就一层白白的薄纸裹着）、鸡蛋糕（一盒8只，也可以零买，不要包装盒）等作人情礼。赶上中秋节，也会买盒月饼送送。大队里的“下生店”，一种供销社的派出点，也有糖果、饼干等食品售卖，但主要以油盐酱醋香烟火柴等为主，还可零拷、拆卖。
△ 以前可都是很好的礼物；现在只在某场合还能见到它，我是要带回来吃的（舍不得扔掉）。
我查得：“1961年7月，对生产队出售棉花实行粮食奖售政策。奖售标准：收购每50公斤皮棉奖售贸易粮7.5公斤。”（《上海粮食志》之粮油供应篇-农村粮油销售）；还有“从6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对缴售棉花、油菜籽、药材、蔬菜、猪、禽、蛋、兔、兔毛、小湖羊皮等农副产品，实行奖售粮食和换料政策。”由此说明，当年农村获得粮票的渠道还是有的。我清楚地记得，1970年代末我还没参加高考出来读书时，生产队发放（菜）油票、布票、线券等票证时，每家每户还是能领到一些定量粮票的，一张张连在一起、面额多为1市斤的。
顺便一提，我国是1984年2月27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粮票开始用“克”、“千克”表示的，但除了官方统计和专业人员写学术论文外，民间还是习惯于用“两”和“斤”为单位，至今未变。你想想，半两，多好记，25克，啥玩意儿？倒是分、寸、尺、丈现在不太用了，都改为厘米、米和公里（千米）了。
1976年初我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各种农活都干过（之前每周二、四下午（为劳动时间）和星期天不上课，已经开始跟着老头老太“学生活”作“轻工”3年了），算准强劳力，如开手扶拖拉机装运稻谷去粮站“交公粮”，也售卖过油菜籽、棉花等，特别是开船去曹家渡蔬菜市场出售各种蔬菜、瓜果，可是又累又开心，一是“当然的吃拿”（笑），二是有额外的一些钱粮（票）补贴，开始拥有自己可以掌握的零花钱。也在这个时候，我也“武装”了一只不错的皮夹，方便自由自在的“开销”。
这个时候的早晨，我也骑着自行车，常去诸翟、华漕、北新泾等各处大胆的售卖自留地上自产的毛豆、豇豆、土豆或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咸菜，售价大都在每斤一角左右。落市前，只要你肯“割肉（贱卖）”，几十上百斤的货一般都能售罄，然后就近吃一碗阳春面或馄饨（当然要用到粮票，一般是付二两），就可以轻轻松松、“兴高采烈”地回家了。而卖菜的钱要全部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讲到公社的那个粮站，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细节，我都记忆犹新。一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晒场，用作翻晒库存的或刚入库的稻谷、三麦（小麦、大麦、元麦）、油菜籽等，以保入库要求。他们那里有一根圆钢钎，头尖，上面带有凹槽，对上交来的谷物等，用它往麻袋里一插，再抽出来取样检验，如湿度或杂质（瘪谷、尘灰）不合格的会要求重新扬筛或晾晒。二是南面几步路处有一个石驳的简易码头，供粮油物资货船靠岸搬运。那些装卸工，都靠肩扛200斤重大包走跳板，一般的横着扛，也有竖着扛的，力气大的，能叠着扛2包，而遇到50斤一袋的面粉，叠着扛3-4包都轻松自如。他们扛包时，会戴一只披风帽或搭上斗篷布，手里拽上一根竹签（筹子，供入库计数）。当然，口里都会喊上“号子”，说是能解乏。
1979年初我离开老家到上海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读书，去公社派出所办理户口转出证明后，还到粮站去开了一张“粮油关系转移证”，凭入学通知书和这两证到校报到，缺一不可（那时，所有要调动工作的人，“粮油关系转移证”是必须要出具的，包括去服兵役、之前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甚至坐牢吃官司的都需要它的）。
我现在手头还藏着1965-66年版的483斤全国粮票（如题图），是我妈在世时留个我的。她是1989年初离世的，掐指算来，这些当时比钱还重要的粮票，我也藏了33年了。我妈妈是万万想不到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会这么快，连那么金贵、性命攸关的全国粮票都不吃香了，束之高阁了。
1978年4月12日，苏州市西南隅（近郊）有3个小男孩到盘门内的瑞光塔上去掏鸟窝，无意中发现了千年前（北宋）的宝藏——真珠舍利宝幢和《妙法莲华经》等重要文物，后市政府对他们的“特殊贡献”授了奖，还发了50多斤粮票。可见，那年代的粮票有多稀贵。
粮票的使用历史，与国情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细节千变万化，不是我能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如当初上海与江浙两省交界的县，交往实在密切，经过协调，它们间的粮票实际上是能互用的；又如部队使用的“军用粮票”，最大面值有1000市斤，携带它们时需要“双人制”看管，且要佩带武器作“保驾护航”（我大哥在东海舰队服役，管过军需，从宁波顺道回家，我们见过他的五四式枪手，好重，有1公斤多。我握在手里把玩，好神气的）。再如定量粮票的回笼、统计、核销也是非常麻烦的。我上学时住在二舍，西边就是食堂和售卖饭菜票的办公室，看到后勤管理人员在那里用糨糊将数以万斤的粮票粘贴在废报纸上作汇总，摊了一大房间。后来留校工作，也不止一次听说过有人因贪污粮票而受处分的事。
我1987年结婚，直到1991年6月才分到一间14平方米的“鸳鸯楼”，煤卫合用的那种筒子楼。有了住处，我就可以单独“立户”（原来挂靠在学校的集体户，但也发各种票据），就有了户口本和购粮证，就是我上文说过的户籍和粮油关系终于“尘埃落定”了。10月份我女儿出生，她比她爸爸幸福得多，一出生报上户口，居委会每月照发粮票，尽管她有得是奶吃。此时，订牛奶也已基本放开，只要有钱，每天一大早就有人将几瓶鲜牛奶送到我家楼下的信箱里。粮本上每月配给的6斤粳米指标（其余为籼米），我也偶尔去校门口的粮店买一点，烧烧“大米粥”喝。我们住学校，吃食堂很方便，还可以打饭菜回家吃。不日，学校食堂数十年来一直要用粮票和钞票购买饭票的做法也被取消，即只用菜票。
△ 我的购粮证（本）
上海于1993年4月1日起放开粮价，原先发放的所有粮票停止使用。还有，现在人们（尤多上了年岁的本地人）在买生煎、锅贴、小笼包时说的“一两”“二两”（一般每两4只），其所谓的“两”之概念，其实就是来自于老早支付粮票时代的“两”，而非其真正的份量（重量）。包括面条，也有这种讲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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