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当周围人都沉浸在当家做主后的喜悦之中时，在浙江省宁波市霞浦镇，有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农，却终日愁眉不展，变得越来越焦躁。原来，这位老人为了一份承诺，已经默默坚守了二十多年，如今，随着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开始意识到，如果再沉默，藏在心底里的秘密，可能永远无法难以揭开了。
于是，老人找了几位邻居，请他们拿上锹镐和自己一同上山，去践行自己的承诺。
老人一生与世无争，与邻里相处融洽，因而大家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然而，老街坊们心里也充满疑窦，这老汉为啥把大伙儿领到他儿子的墓前，并且坚持要把墓挖开呢？
老人并未做过多的解释，他一面强撑着身子开挖，一面坚定地告诉大伙儿：“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以故事主人公为原型的剧照·张爵谦
最终，众人帮着老人一起，掘开了一座夫妻合葬墓，并打开了老人儿子的棺材。随后，大家惊呆了——原来，老人儿子的棺材里没有尸体，里面藏的，是一个用好几层油纸精心包扎好的包裹，而包裹里面，是一些书刊、报纸和文件。
当大家看到这些东西时，全都惊呆了，邻居们称：“你的胆子真大！这些东西还敢藏着！”
那么，这位大胆的老汉，到底是谁？空坟的主人，又是谁？这些埋在棺材里的秘密，又是些什么呢？
这便是今天要向大家讲述的一段革命故事。
请邻居们去挖坟的老人，名叫张爵谦，是宁波市霞浦镇的一位老农。被挖开的空坟前，原来立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泉公张墓”几个大字。“泉公张”，本应刻为“静泉公张”，亦即张爵谦的次子张静泉，但老人立此碑时故意少刻了一个字，则与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有关。
张爵谦老人
张静泉，是张爵谦老人的第二子，1898年出生于宁波市霞浦镇。老张家家中并不富裕，到张爵谦这一代时，家中仅有几亩田地，除了勤勤恳恳地种地，还要靠做厨师勉强维持生计。
不过，即便如此，张爵谦的思想也并不保守。他认为，要改变家族的命运，势必要让儿孙通过读书进入仕途，至少不能当大字不识的“瞪眼瞎”。于是，张静泉得以在霞浦学堂学习。
在张静泉十六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选择了辍学。张静泉未读完中学，便去了上海南京路上的老凤祥银楼当学徒，后来与同村的姑娘顾玉娥成婚。不幸的是，两人成婚仅几年，顾玉娥便因病去世。
此前，张静泉在霞浦学堂读书时，即接受了先进思想，潜意识里十分推崇反帝反封的理念。后来，张静泉在上海又目睹了中外反动势力如何欺压人民，因而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开始很快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张静泉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张静泉又给自己取了新的名字——张人亚。
张人亚与张人亚故居
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时年24岁，是当时上海最早的，也是仅有的几位工人党员之一。工人出身的张人亚，对革命保有坚定的信念，并在中国早期革命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2年5月，张人亚开始出任上海地方基层团组织的领导并参与领导工人运动。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张人亚于1923年10月组织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共发动2000余人参见，前后持续了28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大罢工，为工人群众取得了部分福利待遇，并迫使资本家同意向工人照发罢工期间的薪酬。
话剧《张人亚》剧照
张人亚坚毅果敢，且具有很强的组织、斗争能力，因而又于1924年春和1925年秋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不过，在张人亚第二次前往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时，于海参崴查出沙眼，因当时该病被列为眼科传染病，故未能入境。
就在张人亚在中苏边境治疗眼疾，以待痊愈后前往苏联学习深造时，突然收到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的消息，并奉命返回上海，以组织、领导工人起义。及至张人亚赶到上海，革命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组织上重新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
张人亚与革命同志（前排左二为张人亚）
1927年，刚年满30岁的张人亚出任了中国共产党江浙区委（又称上海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并奉命参与筹备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同时兼任该报发行所负责人。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被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下，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关键时刻，张人亚意识到，自己手中的一批重要文件，需要及时安全转移并妥善藏处，以免落入敌手。
当时，张人亚手中保管着大量珍贵书刊、文件，其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居多，同时还有一批中共二大、三大会议决议的秘密文件。由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员人数不多，且很多重要会议决议文件未公开发表，属于机密文件，故显得尤为重要。
可是，此时张人亚等人的处境极为危险，随时面临着反动派的搜捕。在最危难的时刻，有一位干部提出：“人亚同志，把它们烧了吧！留着很危险呀！”
“不，不行！这么重要的文件怎能轻易付之一炬呢？这些文件既不能让国民党反动派搜去，也不该轻易烧掉！”张人亚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决不能让这批珍贵文献损毁或落入敌手。
但是，革命斗争不能一味蛮干。如何才能保住这些珍贵文件呢？
张人亚左思右想，决定冒险返回老家，请乡下的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
张爵谦也是个贫苦百姓，并靠着做兼职厨师养家糊口。可是，张爵谦性格耿直，具有朴素的反帝反封建意识，早年还曾带头剪去辫子，以实际行动表示拥护革命。后来，张爵谦得知儿子参加了共产党，更是表示赞誉，在内心深处暗自高兴。
就这样，张人亚冒死怀揣着这批红色文件，几经辗转返回到了霞浦老家。张爵谦了解情况后，当即答应儿子，一定会将这些珍贵的东西保存好，并表示会在老家等儿子革命胜利归来。
话剧《张人亚》剧照
张人亚放下东西后，来不及与家人多聊，便又匆匆返回上海。不曾想，这一别，竟成为了父子两人的诀别。
等张人亚离开后，张爵谦也陷入了沉思。当时，反动派一直在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家中保存马列著作及共产党的机密文件，毕竟风险太大，自己丧命事小，万一让这些东西落入敌手，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思来想去，张爵谦想出了一条妙计——墓中藏书。
前文提到，张人亚（即张静泉）的妻子顾玉娥早亡，而张人亚自己又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数年，几乎很少在老家露面。于是，张爵谦对邻居们说，这些年到处打仗，不孝子张静泉多年在外，毫无音讯，估计是死在外面了，我白发人送黑发人，给他们两口子修个墓，也算是让他们夫妻团聚了，同时也让自己断了念想。
如此一来，张爵谦给儿子、儿媳修了一座墓，其中儿子的棺材里，除了一些衣物外，就是那份精心包扎的包裹。这座衣冠冢的秘密，只有张爵谦知道，旁人一概不知，就连张爵谦的小儿子张静茂也不曾了解。
与此同时，张爵谦又不忍直接在墓碑上刻下儿子的名字，故在立碑时漏去了一个“静”字，仅写了“泉公张”等字样。之所以这么做，正体现了张爵谦对儿子平安归来的期盼！
张爵谦老人为儿子、儿媳所修坟墓及墓碑
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
在邻居们看来，张爵谦的二儿子已死，山上那座墓虽然是衣冠冢，倒也与真墓无异。可张爵谦嘴上不说，心底里却是没有一天不盼着儿子归来。
就这样，张爵谦守着这个秘密熬过了23个春秋。
直至上海解放后，张爵谦终于按耐不住，开始寻找儿子。
由于1927年儿子离家时，是动身返回上海，因此张爵谦将希望放在了上海。老人自己已行动不便，故交待三儿子张静茂前往上海，在《解放日报》刊登寻人启事，寻找张静泉（张人亚）。
刊登于《解放日报》的寻人启事
可是，寻人启事刊登后几个月，还是没有得到儿子的消息，张爵谦老人渐渐意识到，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尽管，他早有心理准备；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1950年，张爵谦老人意识到，儿子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但自己当初的承诺，一定要完成。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步履蹒跚的张爵谦，请邻居帮他一起挖开了山坡上的那座坟，从儿子的棺材中颤颤巍巍地取出了一份包裹，而包裹里面所藏的，便是张人亚于1927年冒死收藏的党的珍贵书刊、文件。
张人亚、张爵谦所藏文物
尽管南方潮湿，但由于张人亚、张爵谦对这些书刊和文件极为珍视，用了多层油纸包裹，防潮效果较好，书刊、文件所受损失很小，基本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当这个秘密揭开后，邻居们无不大惊：“你的胆子真大！这些东西还敢藏着！”
的确，在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时代，张爵谦老人冒死收藏这些共产党的书刊、文件，可谓忠勇可嘉！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反动派彻底倒台，张爵谦再也不必隐藏，但他期盼二十余年的儿子，却再也没有回来。
此时，参与挖坟和围观的人们，也揭开了心中的疑惑。张爵谦老人当众打开了儿子的棺材，道出尘封23年的秘密，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无不为之落泪。
等东西挖出来后，张爵谦又将三子张静茂叫回，将事情的原委如实相告，并让张静茂将这份包裹带到上海，上交给党和政府，以了却自己的心愿，同时也帮二儿子完成任务。
张静茂得知这些秘密后，亦深受父、兄感动。为了纪念自己的兄长，也为了让后人了解这些书刊、文件留存之不易，张静茂特意请人刻了两枚印章，一枚为长方形纪念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十八字，另一枚为正方形纪念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并逐一加盖在了这批书报和文件之上。
张静茂所刻印章
此后，张静茂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公开征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的启事”，于是将这批书报、文件一并送去。当时，工作人员从中选取了与上海工人斗争相关的百余件文物，其余则请张静茂带回，好好保管。
及至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开始征集革命历史文物。得到消息后的张静茂，又将手中剩余的全部文物一并送去，同时还送去了张人亚的一些个人物品，以供纪念馆选用、藏处。
按照当时的规定，筹备处准备发给张静茂一笔奖金。不过，张静茂坚辞不受。他表示，自己的兄长和父亲冒死收藏这批文物，是出于对党的忠诚、拥护，而且父亲张爵谦、兄长张人亚及其夫人此时均已过世，且兄长张人亚并无后人，奖金并无人可以领受。
张人亚、张爵谦所珍藏的这些书刊、文件，后来分别珍藏在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就目前披露的资料统计，被定为珍贵文物（包括国家一、二、三级文物）者有26种，其中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便多达16种，诸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更是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张人亚所藏《共产党宣言》
关于张爵谦、张人亚父子冒死珍藏党的珍贵书刊、文件的故事，便是如此。不过，张爵谦老人至死都未能等到的张人亚，离家后又经历了什么？他的下落又如何呢？
张人亚离家后，先是返回了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1928年春，中共内埠交通科长张宝泉同志被捕牺牲，张人亚临危受命，前往接替工作。
“内交科科长”，又称“内交主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岗位，关系到各机关之间的沟通，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个交通网。“内埠交通科”，所主要负责的，是上海各机关之间的交通网，在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反动派重点搜捕、打击的对象。张人亚，便是在最危难的时刻出任内埠交通科科长一职的。在张人亚负责上海地下联络站期间，多次顺利完成了护送和迎接任务，并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1929年夏，中央工作经费十分紧缺。关键时刻，张人亚又奉命设法筹措经费。他先是通过向进步人士和工人群众募捐，筹措了大约2000多大洋，并紧急送往中央；之后，他又秘密前往芜湖，继续设法筹措经费。
苏联纪录片中发现的张人亚的珍贵影像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亟需有能力的领导干部。第二年2月，张人亚接到通知，前往组织部，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张人亚抵达瑞金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激动地表示：“主席，我总算到家了，快给我分配工作吧！”
毛泽东对张人亚的到来十分高兴，当即宣布由张人亚出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委员，协助何叔衡部长工作。
张人亚当即表示：“行，我一切听中央政府的安排，我还是那句老话——我这百八十斤，早已交给共产党了，活着一天就为党为革命干一天……”
在瑞金工作期间，张人亚的住所和办公条件都十分简陋，但他始终都践行着自己的诺言，“活着一天就为党为革命干一天”。工作做忙碌的时候，张人亚还兼任着中央印刷局局长、中央出版局局长和总发行部部长，一身兼三职，每天都在严重透支身体。
由于积劳成疾，张人亚于1932年12月23日病逝。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红色中华》上专门刊发了《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悼文。这是该刊创刊后首次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专门发表悼文。
追悼张人亚同志悼文
不过，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使得信息并不通畅，远在宁波霞浦镇的张爵谦老人，始终未得到儿子张人亚的死讯。直至张爵谦老人临终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儿子归来的希望渺茫，但依然抱有一丝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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