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建立时期边疆地带频繁经受匈奴的袭扰,据《盐铁论校注·击之》记载:“边城四面受敌,北边尤被其苦。”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西汉朝廷不得不在边疆倾注大量的精力。
从古代战争的角度分析,西汉意欲在边疆长期驻守军队,首要面临解决的问题就是部队的军粮问题。
《孙子兵法·军争篇》有云:“将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西汉疆域
在西汉初期,频繁的军事行动对于军粮的需求更是与日剧增,据后世历史学家推测,西汉到新莽时代,边境驻军通常保持在30万左右,其一年所需粮食达800万石,可谓巨量。与此同时西北边境因为环境及气候的影响粮食生产能力非常有限,面临如此庞大的军粮需求量必须借助于内陆军粮输送体系,而这正是西汉“输粟于边”的军粮体系雏形。
而“输粟于边”这一体系正得益于前文我们提到的西汉重臣晁错,文帝时期晁错进言:“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而《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
西汉军队
等到了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对匈奴军事行动频繁展开,为了继续向西北开拓疆土,汉朝军队的军粮支撑体系再度面临艰巨的挑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这就是是对当时输粟于边的准确描述。
虽然西汉初期的这种军粮运输现象被称之为“输粟于边”,但据后世学者分析,当时输送的军粮应该有十余种之多,因为考古学家在敦煌悬泉置和马圈湾汉代烽燧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确实发现粟、糜、青稞、大麦、普通小麦和豌豆等众多的粮食籽粒,但是从总体来看输边的粮食种类主要有粟、麦、糜、豆等。
而“栗”之所以成为“输粟于边”的核心,第一是因为黄河流域历来是粟的传统主产区,能够为输边提供充足的粮食,第二就是得益于其具有良好的存储性。据《农书》记载:“五谷之中,惟粟耐陈,可历远年。”《新唐书·食货志》载:“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
而且据现代科学考证栗的耐储存性古人绝对所言非虚,现代考古学家在发掘隋代含嘉仓遗址时发现有碳化的粟。据科学报告测定,窖内储粟为北宋时期,距今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但窖内粮食颗粒完整,米糠分明。
数量庞大的军粮需求量放在西汉是非常考验政治家时代远见的最佳试题,根据文献记载,西汉政府为了供应西北边境庞大的军粮消耗,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进行征集。
一、田租
田租作为西汉政府征收田粮的主要手段对“输粟于边”同样功不可没,在西汉初期朝廷就已经建立起以农为本的重农政策,到了汉文帝时期政府更是下诏减收天下田租之半。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汉书
而据《汉书·昭帝纪》载:“耕桑者益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文帝时期的一些政策对于恢复农业生产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客观角度分析,这为西汉赋税的征收提供了保证。此外田租主要征收实物,这意味着粮食主要被中央政府所控制,便于统一协调。
二、入粟拜爵
农作物
入粟拜爵作为田租的补充手段主要是通过民间来征集,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当廪者。”因此,募民入粟塞下,以“拜爵”“补吏”“赎罪”等筹措军粮的政策应运而生。而这个所谓的“入粟拜爵”政策,在当时深受百姓欢迎,政府粮仓因此存储了大量的粮食。《汉书·食货志》记载:“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通过官爵来利诱百姓献粮,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西北边郡军粮的供应问题。
汉代输粟于边主要以牛车等畜力车辆运输为主,也有驴、骆驼运输,偶尔也有人力运输。
黄牛
牛车是当时运输粮食的主要工具。牛虽然速度 较慢,但力强耐久,对饲料的要求低,因而普遍使用。《史记·留侯世家》:“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说明牛车就是输积的主要工具。
在西汉初期大规模的输粟于边,为西汉政府稳定政权、边疆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但是随之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爆发,因为长时间、大规模、远距离的转输给西汉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千里负担馈饷,十余钟致一石。”可见边郡运输损耗之惊人,出现“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的情况。大规模输粟边,必然征调大量人力、畜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陆正常的生产发展。基于上述原因,西汉开始实行屯田于边、就地补充的政策,这不仅缓解输粟于边带来的问题,同时也促使了西北边郡开发。
汉武帝
最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输粟于边作为特殊时期的政策,对西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都带来了很多影响。虽然伴随着不少问题出现,但是总体来看意义不大。而“输粟于边”这种具备时代远见的先进军粮体系一方面为西汉政府击败匈奴提供了较为稳固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为连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同时为西汉大一统帝国的开创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盐铁论校注·击之》
《孙子兵法·军争篇》
《汉书·食货志》
《新唐书·食货志》
《汉书·昭帝纪》
《史记·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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