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名叫罗大经的人出场了，他用貌似专业的学者眼光，下了一个论断。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鹤林玉露》罗大经。
罗大经（1196—1252后）何许人？不过南宋一标准士人，号儒林又号鹤林。儒者文士鹤者高洁，这人应算一个自命清高的人物。除自命清高外，学识也不俗，宝庆二年(1226)中进士后，历任容州法曹、辰州判官、抚州推官。
（罗大经著作）
随后因党争被弹劾罢官，就此离开仕途，成了一个致力于空谈著述的文人。
最知名的作品就是《鹤林玉露》一书，这书貌似饱含了经世济国的情怀和对南宋偏安讲左之不满，还有秦桧乞和误国的抨击。不过这不满和抨击，配合着对王安石的评价！
正是因为这群公知的论调，才让王安石，这个一直致力于真正让北宋富国强兵的人物，成了北宋亡国罪魁。
至于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其实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就已经被无数旧党成员亲见。
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借舆论风潮抨击起王安石，说出了著名的话语：
名为利国，其实害国。
这话很有点不切实际意味在内，也让我更加不耻司马光。
我的不耻，骂不到司马光，同时代有人就进行了回击。
（党争之祸）
司马光话音刚落，看不过眼的三司大臣毕忠游就撰写专文《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用数据回击了司马光的王安石害国说。
变法前，号称仁君的宋仁宗时代，每年大宋都处于财政亏损境地，国库无以为继。
变法后，北宋积攒钱粮就有数千万之巨，足够国家支用20年，除储蓄之外，北宋三司每年收入还能有一半结余。
变法前后观之，北宋哪还有变法前积贫积弱的样子？完全是一个中兴的盛世。
正因为这中兴盛世存在，才有了后续军事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对西北方用兵过程中，不断侵吞西夏领土，恢复河湟故地的战功出现。
那将西夏铁骑打的步步败退的西军咋来的？不都是银子砸出来的，银子咋来的？王安石呗！
（河湟开边）
无数南宋人在罗大纲带领下，用近百年时间，不断叫嚣辱骂王安石祸国殃民时，不知他们有脸否？
安逸太平时刻，选择辱骂致力于富国强兵人物，这尿性左看右看都是空谈客才会有的。
那王安石到底做了什么？其实列举数事就能看清一个改革家的坚持和执拗。
今日世界，一提基建狂魔，都会想到中华大地上，那无数桥梁、隧道、水利工程，这是属于华夏子民内心最具情怀的精神，人定胜天。
在国人看来，逢山开路、过河搭桥、见缝种田，都是本能，也是长久养成的习惯。
可变法之前的北宋，基础建设却不是那么回事。
（农田为本）
北宋立国之策，除重文轻武外，在经济上也是古代王朝少有的，不重农抑商朝代，进而在农业政策中施行“不扼兼并”政策。不遏制兼并后果，在北宋中期成顽疾，大部分农田都成了大地主庄园，自耕农失去田地，要么租种土地，要么去城市谋生。
土地兼并越演越烈，又引发了水利建设的恶性循环。
大户家有钱有势，可以雇农人修筑水坝保护自家农田，甚至截留水源保证自家收成，小门小户自耕农，只能望水兴叹。农耕时节，抢水源抢不赢地主，洪水泛滥时，修坝保田，又拼不赢大户人家。
干旱一来洪水一泛滥，大户人家个个安如泰山，小户自耕农就听天由命了。
强者横强，弱者受祸，天灾引发人祸，也让本就弱势的自耕农在大灾之年，流离失所成流民。
（北宋水利工程今犹在）
号称仁君的宋仁宗，除了在皇宫祈福就是咬牙出钱修水利工程，最后也因大兴基建，让国家财政负担严重，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王安石启动变法后，面对难题对症下药，开始了一轮大快人心的“劫富济贫”之举“方田均税法’。
这律法意思是：将大宋兴修水利需要的资金，按所需费用面向全体老百姓征收分摊。有钱人要多拿钱，穷人照顾照顾意思下就可以，实在拿不出来也有办法，申请官府低息贷款。
转换思路，开拓财源，减轻负担。
可谓一举三得好办法，却被旧党司马光、文彦博骂：祸国殃民！
祸谁的国？大地主！殃谁的民？文人士子阶级而已！
原来在旧党看来，大宋的老百姓只有文人大地主才是，贫民百姓就不是民了？
王安石面对辱骂不为所动，而是稳步推进基础建设，经过七八年变法，北宋基建华丽转身。
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水利工程纷纷建成。近万处水利工程竣工、在水利工程配合下，38万顷农田得以滋润，除此外，古代农业工程的集大成者，“淤田”也竣工了。在“淤田”影响下，河南、陕西、山西原本大片一毛不拔盐碱地，成十多万顷良田，活民无数同时，也成西北后续不断发展原动力。
基建工程祸国殃民？还是利国利民！后人自有公断，轮不到司马光、文彦博评价！
（旧党）
这就是王安石时代，基建狂魔的速度，十年不到，奠定了北宋后续更为富裕的基础，农业工程。
除大规模基建外，王安石还在变法中力推募役法，而这法也成了被旧党批驳谩骂最多的变法政策。
原因吗也很简单，痛骂是为了维护特权阶级利益，因为募役法实质，算劫富济贫。
王安石变法前的北宋，按照史料记载，全国土地中需要纳税的土地仅占三成，大约是440万顷。这些土地都是属于自耕农和小富农的土地，而其他土地的所有者，则是享有特权的官僚地主。
他们不仅可以免税，还因为官身加持，可以免役！
少部分有钱有权的人，享受特权，却免除了义务，而大多数没钱没势的，即要纳税，还要服役。
因此，从宋仁宗时开始，就有无数人陈述民间负担过重。
但大多数大臣如范仲淹也一样，仅止步于悲天悯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却少有解决办法。
因为这事太得罪人了，得罪一个集团，他们不敢做：除了王安石！
王安石一上台，就在开启的变法中，加了募役法一条，这就让他得罪了所有有钱人！
（得罪人最难得）
原本享有特权的地主阶级，在募役法要求下，和老百姓一样需要服劳役，如果不服也有办法，那就是交钱。原先老百姓服劳役属义务劳动范畴，改革后，在收取有钱人免役钱后，则改成了有偿劳动，给钱老百姓了！
服劳役有钱拿，这不就是用有钱人的钱，给老百姓发工资吗，左手倒右手，受益是谁？老百姓啊！
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还在时，无数人都觉得他做的事不对，只有去世了，才会记挂他的好。
王相公与世长辞后，无数疯狂攻击他的旧党，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募役法”的科学合理。
比如原本的坚定反对派范百禄，在司马光上书要求废除“募役法”时，就站了出来，义正言辞的说：
熙宁初，百禄为咸平县，役法之行，罢开封府衙前数百人，而民甚悦。”
司马光鼓噪的废除“募役法”，本质是为了文人士子阶级利益，却被自己同阶级的士子无情反对，不正证明了王安石的伟大吗。
后续的苏轼，在宋神宗去世后，也曾语带愧疚的说：
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这无数还没有被利益蒙蔽双眼的文官士子们，他们还要脸，也懂在真实的利国利民面前，曾经的私心是多么的下作，进而在王安石死后，为他说话。
（最后的亡国之祸和王安石何干？）
一百多年后的南宋罗大经有何资格非议王相公？
王安石去世后，在旧党鼓动下，不断废除变法的元祐年间，祸事就来了。
曾经国库存积足够二十年支用钱粮，被败光了，财政收入也大幅下降，原本变法的成果，在旧党复辟后，烟消云散。利国利民的“募役法”成了过去时，百姓又一次成了砧板上鱼肉，任人宰割。
六年，仅仅六年，中兴的北宋从盛世走向衰世。
30多年后，北宋迎来末日，内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面金国崛起虎视眈眈。
随后靖康之耻来了，徽钦二帝成了阶下囚！
至于那些占土欺民的文人士子们，他们在南宋艰难建立，坐稳天下之后。
却从未反思谁造成北宋覆灭的根源就是他们自身，反而转手就将污水泼给了王安石。
也许这就是文人的尿性吧！
王安石并不是罪人，看今日山西、陕西、河南还留有的“淤田”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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