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豪苏轼,最为人所知就是心态好,这心态好到,即便年岁渐长也是一副乐呵呵老顽童形象。
无怪乎林语堂老先生曾说:
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豁达的苏轼)
将艰辛活成了豁达,进而坦荡达观看遍人生,这就是苏轼给所有人的印象。
可是这属于千年后历史上的刻板印象,也是属于苏轼文词中对于他精神的传递,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苏轼,却也如此吗?
北宋文风的鼎盛,还有文官制度的完善!
让北宋中期出现了“旷世三才子”,这三大才子分别是司马光、王安石和苏东坡。
此三子都为当时翘楚人物,也都几乎同时代,最后成就也都是顶天的。
比如司马光,用一本旷古烁今的《资治通鉴》成就了史学大拿的声誉。
比如王安石,用一场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成就了改革家的声誉。
除了文学和改革领域的贡献外,司马光和王安石仕途,虽有坎坷,却都达到了极高品级!
一个龙图阁大学士(司马光),一个观文殿大学士(王安石),就是明证,而反观苏东坡,最高职位不过礼部尚书,这跟与他同名的两位比,无疑是高下立判。
(苏轼剧照)
这一切根源为何,不过党争而已。
党争让三大才子失去了协力同心的可能,也让是王安石壮志未酬,更让司马光转而专注《资治通鉴》编撰,至于大文豪苏东坡,政治上靠边站,倍受打击之余,唯有寄情山水枉自兴叹,留下一个鹤立鸡群却又个性十足的背影。
鹤立鸡群加个性十足,这就是苏东坡一生标签,也是他仕途郁郁不得志关键。
心中的坚持,让他不屑于参与党争,身怀的大才,又让他太过耀眼,进而变的碍眼,最后无奈卷入其中,成了夹心饼干一样的存在。
苏东坡才华如何,曾“弱冠即有文名”的他才气毋庸置疑,长成后又在22岁年纪赴京赶考。用一篇文,博得帝王的惊呼。当宋仁宗读着苏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时,读完拍案惊奇,退而喜曰: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子孙两朝宰相,出自仁宗口,这评价已高到无以复加,但却和后续仕途格格不入,曾经被誉为宰相候选的苏东坡,却成仕途边缘人。
为何?
(北宋三大才子的爱恨情仇)
这一切就不得从北宋熙宁年间说起!
那时候的北宋,新皇登基,年轻勃发的他,想要一改宋代弊端,随后不久,派别出现了!
王安石带着一群人,站在了雄心勃勃的天子宋神宗背后,司马光一看,也带着一群人跟随在高太后身后。太后和皇权,新党和旧党,就此开始了一场持续20多年的争斗。
泾渭分明的两派,势同水火同时,也让无数官员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境,左还是右是个选择题。
在大家蜂拥站队时,唯有少部分人卓尔不群,其中代表就是苏东坡,他孤傲的坚持自己的声音,保留自己的独立,甚至还专和得势党派唱反调,这无疑属于真性情加持后的叛逆之举。
无数人都说,这家伙就是一个不懂事的人。
由此,才有苏轼的红颜知己王朝云评苏轼的话语出现。
在她口中,苏轼就是“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存在,这就是苏轼,一个不屑于趋炎附势的男儿。
(红颜王朝云)
“一肚皮不合时宜”和不屑于趋炎附势,给孤傲的苏轼,人生定下了注脚。
是迂腐吗?我看未见得!
迂腐之人如何能写出豪迈壮秀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的雄浑豪迈背后,说他迂腐不是妄言吗?
更何况苏轼家族可是家学深厚存在,苏家“三苏”中的老父苏涧就是“二十七,始发愤”中的苏老泉。
父子三人同场科举,也属文坛奇观一样的存在!
苏轼弟弟苏辙也是著名散文家,这父子三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列,就连苏小妹(苏轸zhěn)都以才气闻名!
由此可见,这貌似“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东坡绝非迂腐之辈,也非不通仕途之人,他对于党争之事,各方心思皆心知肚明。那么他的不趋炎附势,就有了更深层含义!
遵从自己的灵魂,保有自己的良知,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这一切,也从他对待同门师兄王安石的态度上可窥见一二。
王安石得势时,苏轼敬而远之,王安石失势时,无数人落井下石,唯有苏轼仗义直言。
这两人虽然政见不同,却文采和人格却相映交辉,让后人肃然起敬。
(一门三才子)
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如果苏轼真有发挥的空间,是否能在政坛上大放异彩。而要在政坛大放异彩,除了协调关系之外,最关键之处当在用人。
看苏轼言行还有不屑于党争的孤傲做派,让他协调关系貌似勉为其难,可要论看人眼光,苏轼其实高出师兄王安石不少。
就在新党主持改革,势力正盛,王安石最威风的时候,苏轼就毫不避讳的指出,王安石用人有问题。在他身边,出现了无数趋炎附势的小人,这群依附于他,进而获取仕途之路的人,少有真心变法,多有认准新贵借力上位之徒。
其中翘楚,非吕惠卿莫属。
这吕惠卿原本一籍籍无名之小县令,因为善于经营,成了王安石的弟子和亲密战友。
就此被王安石一路提拔,从小小县令直入宰辅高位,变法最高潮时刻,号称“护法善神”。
这评价不可谓不高,可小人嘴脸趋炎附势之相,却在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之后原形毕露。
王安石从宰相高位跌落之后,最刺耳,最下做的攻击就出自吕惠卿之手。
(王安石君臣际遇)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他得志猖狂,一力排除异己,只要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无论旧党元老还是曾经的新党同僚,都公然打击,随后又用人唯亲,重用胞弟,借施新法之名行搜刮聚敛之事。
王安石复起之后,他唯恐王安石争权柄,用出最下做的打小报告手法,让王安石二次被罢相。
当他悠然对皇帝说:王安石当年写给自己信中,有“勿使上知”字样时,王安石的仕途就被注定了。
一个不知真实与否的小报告,如同在帝王心中埋下一根针,有了这根针,王安石还会好吗?
不知王安石在被最亲密战友背叛时,是否想起师弟苏东坡的忠告:
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
言犹在耳,行历在目!
这即是小人和君子之别,也是用人之别。
王安石骨子里还是喜欢听话的人,无主见听命的人,而苏东坡,却深知盲从的人,都有小心思,也许这就是奴才和人才的区别吧。
(变法路径图)
不屑于盲从,不屑于听命,坚持己见的苏轼,面对近在眼前的仕途契机,选择了放弃,却让无数小人登堂入室,成了宰辅。
按理说,如果在哪个时刻,他做了不同选择,如何会有仕途的不顺?
当时无数人都言语,苏轼应该是天然的新党成员,就连王安石也如此认为,可苏轼偏偏做出了不同选择。这不同选择,根源就在激进和保守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政见不同。
在苏轼看来,师兄王安石的变法,出发点虽好,却多有不妥之处,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连用人方面也成问题,会进一步加剧本就紧张的朝堂氛围,两个亲密无间的是兄弟,即便私人关系依旧,可政治关系却已然破裂。
由此,才有了王安石的判断:苏东坡不是我的人
这判断就注定了苏轼,在王安石主政时候的出局结局。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么另一条道,苏轼想过吗?既然和王安石政见不同,是否和司马光政见相似?
于是,司马光也来拉拢苏轼了,他们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苏轼能成为旧党成员,可是他们也失望了。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即便政治立场鲜明,却不屑于结党的人物,他是保守派为真,但却不愿加入党争的漩涡中去。
宁愿不偏不倚,也不愿左右争锋,最后结局必定不能独善其身。
果不其然,个性和孤傲成了苏轼仕途的绊脚石。
(孤傲者无党)
一个即不属新党,又不属旧党,却闻名天下的大才子,无疑是党争的阻碍,也成了双方的眼中钉。
于是一场不谋而合的政治构陷出现了。
公元1079年,新党中的一些人开始对着苏轼的诗词大做文章,随后策动御史台弹劾,一群人鼓噪后,苏轼遭遇了人生第一次牢狱之灾,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在新党成员别有用心的曲解之下,苏轼的无数诗词都成了攻击朝政,攻击新法,甚至讽刺圣上的言语。
苏轼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
苏轼诗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们说这是讽刺皇帝不知用人,攻击陛下。
由此可见,这文字狱不仅盛行于大清,早在大宋就有了点影。
捕风捉影不过如此,唯一可惜的是,主政的宋神宗并不糊涂,他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
可一巴掌打空的新党小人如何会善罢甘休?
为了让这个眼中钉滚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弹劾,宋神宗也只能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
开了口子当然要落井下石,苏轼就此从湖州太守任上银铛入狱,进而被关押审问了一百多天。
最后还是王安石于心不忍说了句: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话保住了苏轼的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就此远离了政治中心。
(美食美文传天下)
王安石的救命之举,本人无法揣测,真救命还是避免争斗扩大化,只有他自己知晓。
可这场“乌台诗案”却对苏轼的人生造成了深远影响。
官场是什么?
是一个不属于个性者的场所,坚持自我的人,不屑于同流合污的人,如何在主流官场混迹。
可是屈膝折腰,放弃自我,苏轼又不愿!
于是济世救国之念成了过去,寄情山水以诗言志成了现实,四十多岁壮年的苏轼,经历冤案终于大彻大悟,从一个孤傲的人,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进而成了一个豁达的人。
他会去研究猪肉的做法,弄出来“东坡肉”,会去游山玩水,写出无数豁达大气的诗词,却不再关心政治。
即便后续党争结束,苏轼依旧未有起复,可他却不在意了,也许这就是豪放派个性派在仕途的最终结局吧。
今日回看,孤傲个性,毁了苏东坡的仕途,却成全了苏东坡的诗词,更让后世记忆中无数次响起那壮秀隽逸的文。
得失间,皆人生,老顽童何憾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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