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宋真宗赵恒曾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其中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语句。
但仅仅读书未必能获得诗中描述的一切,还需要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好成绩,然后做官。
而宋真宗如此直白的用钱财、美女来诱惑更多人读书考科举做官,其实主要是针对中、下层百姓,也就是平民阶层。
权贵、豪门及一些大家族是无法用物质享受来诱惑的,因为他们不缺少钱财、美女。
只有平民阶层才比较容易被看得见的物质享受打动。
这才是宋真宗写《劝学诗》真正的意愿,他希望更多的平民阶层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官场中来。
这不仅仅是宋真宗的意愿,也是宋朝所有皇帝的意愿,以及宋朝形成的士大夫集团的意愿。
这个意愿是吸取了唐朝的教训而出现的,也是为了统治需要出现的。
科举起于隋唐时期,但那个时候的科举属于权贵们的把戏。
其余的84%,全部是权贵家族出身的进士,以及部分属于小姓家族,但相对于平民阶层,依旧是高不可攀的家族出身的进士。
即使是那16%平民出身的进士,在正式参加科举考试前,也需要向权贵人士或其家族递交“行状”,表明依附之心,才有可能考中进士。
所以,唐朝科举的结果偏向于上层社会人士,平民阶层想通过参考科举进入官场是难上加难。
这样的现象当然有多种原因导致,比如读书的成本,比如阶层歧视(在唐朝,工商家族的子弟不允许参加科举),比如门阀的权力垄断等等。
这隔绝了底层人士的上进之道,也不利于皇族对王朝的统治。
在唐朝,即使是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皇帝,也免不了在一些事务上受制于权贵、门阀家族。
原因就是官场的进入基本上被这些大家族垄断,没有这些大家族的帮助,就没有足够的官员帮助治理国家。
到了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历任皇帝都非常重视唐朝的教训,他们希望吸纳更多的平民阶层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官场,稀释权贵家族在权力生态中的影响。
在宋朝,权贵家族或高级官员的子弟即使科举高中,也要面临更多的考核,以及在名次上的打压。
如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有个叫陶邴的考生考中第六名进士,宋太祖却专门下诏,要求陶邴必须复试。
原因是,陶邴的父亲陶谷是翰林学士,有这么个身居高位的父亲,宋太祖担心陶邴考中进士有猫腻。
当然,宋太祖更担心的是,进士名额会如同唐朝一般,会逐渐被权贵家族把持。
为此,宋太祖连续下达了两道诏书,规定以后凡是官员子弟参加科举,都需要比平民子弟多一道复试,以证明他们是真有才。
结果,原本只考中了36人的这次科举,经过宋太祖复试后,有127人符合要求考中,另外原本考中的36名进士中,有10人因为才干不足而落选。
显然,这期科举出现了徇私舞弊的现象,考官李仿没有公正的对待科举考试。
事后,“翰林学士、知贡举李昉坐试人失当,责授太常少卿。”
然后,宋太祖恢复了当初武则天创立的殿试制度,让皇帝成为科举最后一道关口的审查人和执行人。
这是为了避免考官“用情取舍”,把进士名额向权贵、官员家族出身的子弟倾斜。
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时的科举考试中,有包括当时的宰相在内的诸多官员亲属在殿试时,被考官建议选为上等,准备给予好名次。
再到宋仁宗赵祯执政时期,科举考试还出现了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即有官职的考生参加科举,不能选为状元。
一般来说,在参加科举考试前,就有官职的考生,基本上是通过“恩萌”入仕,也就是出身权贵或官员家庭。
对于这样的考生,除非真是毫无争议的“才高八斗”,否则,在成绩差不多的情况下,状元必须让给平民阶层的考生(到南宋时,这项潜规则才作废)。
在宋仁宗执政时期,他亲自主导的12次殿试中(宋仁宗时期共有15次科举,前三次是皇太后刘娥主导),状元全部授予了平民出身的考生。
这些坚持让宋朝的科举有别于唐朝,让宋朝的平民阶层有了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
宋朝还积极填补科举考试的各种漏洞,如糊名、誊录、锁院等各种制度和措施一一制定,让科举考试的结果是真正唯成绩论。
另外,宋朝还大举增加科举考试的名额,取士名额为历朝之冠。
平民阶层大量通过科举这个平台进入官场,由这一阶层形成的新的士大夫集团会竭力拥护宋朝,权贵家族的权力影响力也因此大大降低。
这不仅有利于宋朝的皇权,也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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