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末,一些外媒为了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便对一些历史大事件进行造谣。
比如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1979年的小规模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惩戒行动,中央军委也本就规定是“牛刀杀鸡”,在短时间内给越南打击即可,打到谅山便可撤军,在越南不留一个军人。
可是却曾经流传有谣言:“1979年初,黄文欢会借战争之势取代黎笋,当上越南的领袖。”
以前这个谣言曾备受热议,后来随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史料越来越多,这种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很多人纳闷,这个黄文欢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能被传为越南领袖的人选呢?
说起来,黄文欢是越南共产党的铁杆亲华派,“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很多60后、70后肯定知道他,80后也许对这个名字也有印象。
1979年夏天,黄文欢突然从越南跑到中国,随后旗帜鲜明地反对越南领袖黎笋,曝光黎笋篡改胡志明遗嘱的行为,号召越南共产党反对黎笋。
1980年,越南以叛国罪宣判黄文欢死刑,黄文欢此后长居中国11年,为中越和解做了很大的贡献。
1991年,黄文欢在北京去世,甚至还被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那么,黄文华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和黎笋水火不容?他对中越关系又做出了哪些贡献?
黄文欢,1905年出生在越南乂安省一个贫农家庭,因为家境很差,黄文华在家乡只读到了小学,后来就送去城里谋生。
年少的黄文欢辗转越南南北打工,并在工作期间接触了越南民族思想,20世纪20年代,他成为了一个民族革命战士。
当时越南的有识之士很多在中国活动,黄文欢也远赴广州,跟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一起工作,开办革命干部训练营,专门给越南年轻人宣传革命。
1928年,黄文欢受命在泰国发展革命组织,两年后中南半岛共产党建立,黄文欢成为该党的建立者之一。
30年代,黄文欢和胡志明等人一样在中国南方活动,配合中共进行革命斗争。在这一时期,他曾被蒋氏政府追捕,被迫躲藏在海外。
1941年,黄文欢被蒋氏逮捕入狱,短暂关押一年后获释,并奉胡志明的命令前往越南北部从事敌后活动。
4年后的1945年8月,越南发生“八月革命”,“越南独立同盟”宣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这就是俗称的“北越”。
黄文欢作为越共的革命元老,被选为越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成为北越的领导层。
抗法战争开始后,黄文欢长期在越南国内工作。因黄文欢等人的影响,中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北越政府,并与之建交。
又因为新中国是第一个和北越建交的国家,越共非常重视,就派了堪称“中国通”的黄文欢当驻华大使。
说起来,黄文欢和胡志明、长征等人一样,长期在华活动,会说流利的中国官话,和中国人基本无二。而且他们和中共领导人有私交,打交道很方便。
黄文欢于1950年来华,中方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但是黄文欢自称没有外交工作经验,需要学习。
于是,中国政府就破格将他编入中国的外交官培训班,和中国外交官一起上课,此举足以体现中共完全没把黄文欢当外人。
从1950年到1957年,黄文欢在中国当了7年的大使,期间经历了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他对中国同志无私支持越南的行动心存感激。
在晚年的回忆录里,黄文欢一直称中国为“第二祖国”,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反帝侵略战争里,中共对越共的支持是越共取得胜利的基础。
除了黄文欢,越共中的武元甲、长征、阮文灵、朱文晋等人都是亲华派,史称“亲华五元老”。
然而在70年代,这些人都受到了越共亲苏派的排挤。
越共的亲苏派代表人物就是黎笋,此人也是1930年代中南半岛共产党的老党员,但区别是,他一直在国内斗争,在中国活动时间较少,对中国共产党帮助越南的感悟不深。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为了促进和平、保护越南反法反殖民斗争的结果,同时为了遏制美国对中南半岛的渗透,与越共领袖胡志明进行了深入磋商。
此时的中南半岛可谓风雨飘摇,法国殖民军虽然被击败,但是美国却开始向中南半岛渗透势力,刚刚解放的越南面临着新的威胁。
因此,暂时的分治有利于北越在抗击列强和解放国家的战争中得到喘息。而在得到了胡志明的点头称许之后,中方秉承着和平处理的原则在大国间为北越斡旋。
最终,中、美、苏、英、法等大国一道,通过了越南南北分治的决议。然而,不明所以的黎笋等本土派党员却开始迁怒于中国,误会中国有意分裂越南。
北越主席胡志明在世时,越南党内基本保持着对中国的友好,哪怕1960年黎笋夺权,胡志明被架空,他还是以崇高的威望保证越南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并有限地向中国倾斜。
但是1969年9月2日之后,越南的对华态度却开始大变。
9月2日当天,胡志明与世长辞,把权力交给了党内的二号人物黎笋。
黎笋一上台,就拿着“胡志明遗嘱”作为令箭,以“加强党内民主和团结”为理由,重组越共中央委员会,打造自己的权力系统。
不过,越南当时的主要精力还在和美国作战,以统一国家为首要,所以黎笋上台早期还未彻底和中国交恶。
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黎笋才真正和中国渐行渐远,他一边跟中国要援助,一边却在国内鼓吹中国威胁论,甚至污蔑中国,说我国对越南的支持“别有用心”。
这样的说法马上遭到了黄文欢、长征等人的反对,但黎笋大权在握,在政治局内搞独裁,把“亲华五元老”渐渐排挤出权力中心。
1976年越南统一后,越南就已经不需要中国的支持,同年黄文欢就被架空,身为建党元老的他虽然位至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但却没有实权。
而黎笋的反华倾向在1976年后越来越严重,他访问苏联,和苏联签订合约,邀请苏军进驻金兰湾。
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支持黎笋在东南亚建立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把越南、老挝、柬埔寨统一。
眼见黎笋带着越南越陷越深,黄文欢和其他亲华领导人纷纷反对黎笋的行为,称此为“霸权主义”行为,结果遭到黎笋的迫害。
黄文欢当时有肺病,一直反反复复,但他在越南当地的医院多次检查,医院给出的结果却都是“没什么大病”。
1978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还在中越边境寻衅滋事。中国政府忍无可忍,决定对越出兵,教训越南。
次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黄文欢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
当时黄文欢在越共中呼吁党员们反对黎笋,但没有回应。到了夏天,黄文欢再次因病住院,而且病情严重,差点没救过来。
越南的医院最后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肺结核”,但是本地无法治疗,建议他最好去东德治病。
黄文欢痛苦不堪,他毕竟是党的元老,现在得了重病,党中央不能不照顾。
黄文欢向黎笋申请去欧洲看病,在得到黎笋批准后,黄文欢乘机启程,前往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在那里转机前往东德。
但纵然黎笋同意了黄文欢的行程,却丝毫不放松对他的监视。
在黄文欢去治病的路上,他身旁有秘书、医生、守卫陪同,没有丝毫自由。到了卡拉奇后,黄文欢以“身体实在难以承担长途旅行”为理由,要求在卡拉奇休息几天。
在巴基斯坦休息期间,黄文欢悄悄摆脱了守卫、秘书和医生,找到了中国大使馆,请求尽快前往中国。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得到了黄文欢前来拜访的消息,马上通知了北京。黄文欢要求我国为他提供政治保护,北京方面立马意识到事情严重性,并派飞机将他低调地接到了北京。
黄文欢于1979年8月到了北京,随后他便发表“告越南同胞信”,斥责黎笋背叛胡志明主席的遗嘱,制造中越决裂,搞霸权主义。
次月初,他曝光黎笋篡改胡志明遗嘱,让黎笋下不来台。
原来,胡志明的遗嘱是其去世前数年的人生总结和智慧结晶,遗嘱中提到了越共的奋斗目标,也提到了其死后的归属,即骨灰扬入山林,与自然融合。
但黎笋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选择性掩盖了部分遗嘱内容,甚至公然曲解其中对于越共奋斗目标的表述,将其套用到了自己的霸权主义上来。
而当黄文欢到北京后,他接受了中国方面的医学检查,结果大吃一惊。黄文欢得的根本不是肺结核,而是肺癌,当时已经是晚期。
黄文欢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身体情况一直被蒙在鼓里,黎笋早就想致自己于死地。
黄文欢在中国受到优待,他长住北京,中国给他找了最好的大夫看病,甚至从日本请来医生开刀切除肿瘤。
经此之后,黄文欢的身体才大为好转,后来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
在华期间,黄文欢撰写大量的著作,维护中越关系,还参与《越南消息》报纸的运作,向海内外的越南人传递越南不为人知的真实情况,抨击黎笋的错误路线。
80年代,中越开始长时间的“轮战”,越南经济被拖得一塌糊涂,老百姓的生活甚至比起70年代还有倒退。
黎笋焦头烂额,但是仍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路线,还是控制着柬埔寨,并和中国搞摩擦。
直到1986年,黎笋去世,越南政坛洗牌,亲华的长征、阮文灵先后上台,中越关系这才缓和。
在那之后,越南一直想和中国官方进行交流,但苦于没有机会,最后又是黄文欢起了作用。
越南政府允许黄文欢的家属去北京探亲,送去了越南政府的善意,通过黄文欢转达给了中国政府。
最终在1990年,武元甲大将访华,参加亚运会开幕式,中越关系这才解冻。
黄文欢最后于1991年去世,享年86岁。在黄文欢回忆录里,他曾指出:
“无论越南的情况怎么变,和中国交恶,越南就没有未来。”
黄文欢的遗愿是把骨灰分成两份,一份葬在中国,一份送回越南,撒在家乡的河水里。
鉴于黄文欢对中越情谊的付出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黄文欢的部分骨灰被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直到今天,每年都有越南友人来华祭奠黄文欢同志。
文/商学野
参考资料:《震惊世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来华前后》,李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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