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末，一些外媒为了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便对一些历史大事件进行造谣。
比如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1979年的小规模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惩戒行动，中央军委也本就规定是“牛刀杀鸡”，在短时间内给越南打击即可，打到谅山便可撤军，在越南不留一个军人。
可是却曾经流传有谣言：“1979年初，黄文欢会借战争之势取代黎笋，当上越南的领袖。”
以前这个谣言曾备受热议，后来随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史料越来越多，这种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很多人纳闷，这个黄文欢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能被传为越南领袖的人选呢？
说起来，黄文欢是越南共产党的铁杆亲华派，“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很多60后、70后肯定知道他，80后也许对这个名字也有印象。
1979年夏天，黄文欢突然从越南跑到中国，随后旗帜鲜明地反对越南领袖黎笋，曝光黎笋篡改胡志明遗嘱的行为，号召越南共产党反对黎笋。
1980年，越南以叛国罪宣判黄文欢死刑，黄文欢此后长居中国11年，为中越和解做了很大的贡献。
1991年，黄文欢在北京去世，甚至还被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那么，黄文华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和黎笋水火不容？他对中越关系又做出了哪些贡献？
黄文欢，1905年出生在越南乂安省一个贫农家庭，因为家境很差，黄文华在家乡只读到了小学，后来就送去城里谋生。
年少的黄文欢辗转越南南北打工，并在工作期间接触了越南民族思想，20世纪20年代，他成为了一个民族革命战士。
当时越南的有识之士很多在中国活动，黄文欢也远赴广州，跟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一起工作，开办革命干部训练营，专门给越南年轻人宣传革命。
1928年，黄文欢受命在泰国发展革命组织，两年后中南半岛共产党建立，黄文欢成为该党的建立者之一。
30年代，黄文欢和胡志明等人一样在中国南方活动，配合中共进行革命斗争。在这一时期，他曾被蒋氏政府追捕，被迫躲藏在海外。
1941年，黄文欢被蒋氏逮捕入狱，短暂关押一年后获释，并奉胡志明的命令前往越南北部从事敌后活动。
4年后的1945年8月，越南发生“八月革命”，“越南独立同盟”宣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这就是俗称的“北越”。
黄文欢作为越共的革命元老，被选为越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成为北越的领导层。
抗法战争开始后，黄文欢长期在越南国内工作。因黄文欢等人的影响，中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北越政府，并与之建交。
又因为新中国是第一个和北越建交的国家，越共非常重视，就派了堪称“中国通”的黄文欢当驻华大使。
说起来，黄文欢和胡志明、长征等人一样，长期在华活动，会说流利的中国官话，和中国人基本无二。而且他们和中共领导人有私交，打交道很方便。
黄文欢于1950年来华，中方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但是黄文欢自称没有外交工作经验，需要学习。
于是，中国政府就破格将他编入中国的外交官培训班，和中国外交官一起上课，此举足以体现中共完全没把黄文欢当外人。
从1950年到1957年，黄文欢在中国当了7年的大使，期间经历了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他对中国同志无私支持越南的行动心存感激。
在晚年的回忆录里，黄文欢一直称中国为“第二祖国”，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反帝侵略战争里，中共对越共的支持是越共取得胜利的基础。
除了黄文欢，越共中的武元甲、长征、阮文灵、朱文晋等人都是亲华派，史称“亲华五元老”。
然而在70年代，这些人都受到了越共亲苏派的排挤。
越共的亲苏派代表人物就是黎笋，此人也是1930年代中南半岛共产党的老党员，但区别是，他一直在国内斗争，在中国活动时间较少，对中国共产党帮助越南的感悟不深。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为了促进和平、保护越南反法反殖民斗争的结果，同时为了遏制美国对中南半岛的渗透，与越共领袖胡志明进行了深入磋商。
此时的中南半岛可谓风雨飘摇，法国殖民军虽然被击败，但是美国却开始向中南半岛渗透势力，刚刚解放的越南面临着新的威胁。
因此，暂时的分治有利于北越在抗击列强和解放国家的战争中得到喘息。而在得到了胡志明的点头称许之后，中方秉承着和平处理的原则在大国间为北越斡旋。
最终，中、美、苏、英、法等大国一道，通过了越南南北分治的决议。然而，不明所以的黎笋等本土派党员却开始迁怒于中国，误会中国有意分裂越南。
北越主席胡志明在世时，越南党内基本保持着对中国的友好，哪怕1960年黎笋夺权，胡志明被架空，他还是以崇高的威望保证越南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并有限地向中国倾斜。
但是1969年9月2日之后，越南的对华态度却开始大变。
9月2日当天，胡志明与世长辞，把权力交给了党内的二号人物黎笋。
黎笋一上台，就拿着“胡志明遗嘱”作为令箭，以“加强党内民主和团结”为理由，重组越共中央委员会，打造自己的权力系统。
不过，越南当时的主要精力还在和美国作战，以统一国家为首要，所以黎笋上台早期还未彻底和中国交恶。
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黎笋才真正和中国渐行渐远，他一边跟中国要援助，一边却在国内鼓吹中国威胁论，甚至污蔑中国，说我国对越南的支持“别有用心”。
这样的说法马上遭到了黄文欢、长征等人的反对，但黎笋大权在握，在政治局内搞独裁，把“亲华五元老”渐渐排挤出权力中心。
1976年越南统一后，越南就已经不需要中国的支持，同年黄文欢就被架空，身为建党元老的他虽然位至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但却没有实权。
而黎笋的反华倾向在1976年后越来越严重，他访问苏联，和苏联签订合约，邀请苏军进驻金兰湾。
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支持黎笋在东南亚建立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把越南、老挝、柬埔寨统一。
眼见黎笋带着越南越陷越深，黄文欢和其他亲华领导人纷纷反对黎笋的行为，称此为“霸权主义”行为，结果遭到黎笋的迫害。
黄文欢当时有肺病，一直反反复复，但他在越南当地的医院多次检查，医院给出的结果却都是“没什么大病”。
1978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还在中越边境寻衅滋事。中国政府忍无可忍，决定对越出兵，教训越南。
次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黄文欢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
当时黄文欢在越共中呼吁党员们反对黎笋，但没有回应。到了夏天，黄文欢再次因病住院，而且病情严重，差点没救过来。
越南的医院最后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肺结核”，但是本地无法治疗，建议他最好去东德治病。
黄文欢痛苦不堪，他毕竟是党的元老，现在得了重病，党中央不能不照顾。
黄文欢向黎笋申请去欧洲看病，在得到黎笋批准后，黄文欢乘机启程，前往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在那里转机前往东德。
但纵然黎笋同意了黄文欢的行程，却丝毫不放松对他的监视。
在黄文欢去治病的路上，他身旁有秘书、医生、守卫陪同，没有丝毫自由。到了卡拉奇后，黄文欢以“身体实在难以承担长途旅行”为理由，要求在卡拉奇休息几天。
在巴基斯坦休息期间，黄文欢悄悄摆脱了守卫、秘书和医生，找到了中国大使馆，请求尽快前往中国。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得到了黄文欢前来拜访的消息，马上通知了北京。黄文欢要求我国为他提供政治保护，北京方面立马意识到事情严重性，并派飞机将他低调地接到了北京。
黄文欢于1979年8月到了北京，随后他便发表“告越南同胞信”，斥责黎笋背叛胡志明主席的遗嘱，制造中越决裂，搞霸权主义。
次月初，他曝光黎笋篡改胡志明遗嘱，让黎笋下不来台。
原来，胡志明的遗嘱是其去世前数年的人生总结和智慧结晶，遗嘱中提到了越共的奋斗目标，也提到了其死后的归属，即骨灰扬入山林，与自然融合。
但黎笋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选择性掩盖了部分遗嘱内容，甚至公然曲解其中对于越共奋斗目标的表述，将其套用到了自己的霸权主义上来。
而当黄文欢到北京后，他接受了中国方面的医学检查，结果大吃一惊。黄文欢得的根本不是肺结核，而是肺癌，当时已经是晚期。
黄文欢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身体情况一直被蒙在鼓里，黎笋早就想致自己于死地。
黄文欢在中国受到优待，他长住北京，中国给他找了最好的大夫看病，甚至从日本请来医生开刀切除肿瘤。
经此之后，黄文欢的身体才大为好转，后来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
在华期间，黄文欢撰写大量的著作，维护中越关系，还参与《越南消息》报纸的运作，向海内外的越南人传递越南不为人知的真实情况，抨击黎笋的错误路线。
80年代，中越开始长时间的“轮战”，越南经济被拖得一塌糊涂，老百姓的生活甚至比起70年代还有倒退。
黎笋焦头烂额，但是仍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路线，还是控制着柬埔寨，并和中国搞摩擦。
直到1986年，黎笋去世，越南政坛洗牌，亲华的长征、阮文灵先后上台，中越关系这才缓和。
在那之后，越南一直想和中国官方进行交流，但苦于没有机会，最后又是黄文欢起了作用。
越南政府允许黄文欢的家属去北京探亲，送去了越南政府的善意，通过黄文欢转达给了中国政府。
最终在1990年，武元甲大将访华，参加亚运会开幕式，中越关系这才解冻。
黄文欢最后于1991年去世，享年86岁。在黄文欢回忆录里，他曾指出：
“无论越南的情况怎么变，和中国交恶，越南就没有未来。”
黄文欢的遗愿是把骨灰分成两份，一份葬在中国，一份送回越南，撒在家乡的河水里。
鉴于黄文欢对中越情谊的付出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黄文欢的部分骨灰被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直到今天，每年都有越南友人来华祭奠黄文欢同志。
文/商学野
参考资料：《震惊世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来华前后》，李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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