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英关系的最大事件，是1793年英国特使马卡特尼勋爵率庞大的使团来华，旨在扩大对华贸易，完成缔约任务。英国派出勋爵出使大清，可见当时他们对此行是寄予了厚望的。为了让这一“万目共瞻，威仪所在”的出访成功，国务大臣丹达斯—日之内竟连下两道命令，东印度公司也发出特别训令。这数万言的训令和嘱托，便成了马卡特尼勋爵屡次向中国请求的内容：
马卡特尼从8月11日在天津城起到10月7日被迫离开北京南返止，先后五次向乾隆皇帝及其封疆重臣提出以“扩大商务特权及开放新埠”为核心的7条、11条、15条请求(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二，第225—227页；另见英国皇家档案馆藏“1831年12月，秘密档案选定会”资料）。这些请求，实际是英国150多年中对华贸易的总结，也是英使来华目的之真谛。然而，这几次请求却都被逐一驳斥回来。泛海梯航十余月，在华逗留了近半年，举世关注的英国庞大使团来华，却一无所获，悻悻而归。
对于英国使团这次访华失败，若从当今的角度进行理论性探讨，综合归纳，大体可分以下原因：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我延续的深厚的中国古代文明，这个文明必然带有强烈的排他拒外倾向；
(二)具体到清王朝，基于其立国于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华大地，加上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局面，造成了清朝统治者在地域、国力、财力、文化、治理国家手段上，都以“天朝上国”自诩，视任何国家皆为藩属，认为外国商人、使节、传教士来华，不是有所乞求，便是进贡通好，亦或者是“心怀叵测”“旨在颠覆”或另有企图；
(三）与外界交往的态度，取决于清廷不谙世界大势所趋、潮流巨变，固步自封，深闭固拒，尤其是1759年定型的闭关政策，形成了鸦片战争前近一个世纪的不变的闭关格局；
(四）当然，清王朝基于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统治的需要，为防止外来侵略，防止“国内奸宄滋事”，防止“外夷奸棍，潜入内陆，诳诱愚民，恣行不法”，才采取了正当防卫的政策——“外国人被禁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恩全集》,第9卷，第115页）。
历史是前人走过的路，后来人的看法和评述不会一致，也不可能一致。因为不同的人（诸如国别、职业、地位、身份、阅历、学识、性格、心态等等不同)会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历史进程，自然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其实，除了上面理论上的原因，如果这些所谓的无关紧要的小事，解决得好，马卡特尼出访不会一无所获，无功而还，其中有的相当重要的条款是可以协商妥善解决的。那么，50年后的中英摩擦即便加剧，也可以用谈判方式代替暴力对抗。
当乾隆皇帝和掌握使团命运的军机大臣和珅得知“贡品”极多，遂对使团产生好感，诏谕各地热情款待英人。乾隆帝也驳斥了对外国人一向抱有敌意的地方官，他说，“此等外夷，输诚慕化，航海而来，岂转虞有他意？”他还兴奋地写道：“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上引《高宗实录》，卷1421，1431）。确实，倘“贡品”不出问题，使臣11点要求中，至少也有可以解决的。尽管人们不愿承认或重看那种有损中国人形象的现实——“礼品”是事情成功的敲门砖，然而后来的事情发展，却无情地印证了这种结论。使团到达天津，地方官发现，除给皇帝的“贡品”外，什么都没带来，都流露出失望的神情。“贡品”单呈到朝廷，乾隆大失所望，“竟对此十分厌烦”，他早就从传教士那里得到了英国使团带来的东西。(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第244页）连占贪成性的和珅也深不以为然，只是在扣下一辆英国马车后，冷冷地告诉马卡特尼，我大清“景福宫陈设仪器较之该国所造天球地球更为细致。”(《掌故丛编·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第48页)后来，他向使团索要的马车，又扔到使团居住的通州寺院外。著名的法国外交家阿兰·佩雷菲特曾说，“马卡特尼当时若给和大人送去万两白银，或许他的任务能完成一半。”拿破仑则说，“如果当时付给中国最大的官员一百万法郎，一切就可以解决了”。(上引佩雷菲特之书，第585页)。
(一）当乾隆君臣发现“贡品”清单上有战舰模型，顿生疑窦。加上使团在通州演示了野战炮，结果令朝野大惊。这很自然地让乾隆想到福康安所奏英国军队参与喀尔廊进犯西藏之事，他的态度开始转变，所发上谕的指示不断地在苛求和宽容之间摇摆。
(二）在乾隆接见马卡特尼之前，使乾隆君臣态度大变的另外一点，是在华的传教士担任翻译时，故意引发语言误解，起了很坏的作用。首先是传教士翻译“贡品”清单时，有意将马卡特尼的“君主特使”官衔译为“钦差”——乾隆听到这个称谓十分生气，因为在他眼里，只有中国皇帝才有派出“钦差”的资格，藩属国哪里有派“钦差”的资格？接着，便是英国的老对手葡萄牙的传教士，大清钦天监正索德超担任翻译时，他故意错译了马卡特尼的许多话。
(三）当时，乾隆朝的君臣关系和奏折谕旨上传下达的途径方式，也是导致马卡特尼失败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仔细翻阅一下这段历史的各种原始奏折和军机处廷寄谕旨，就会发现，各级官吏多次出现欺上瞒下、添油加醋，或粉饰或泄愤的词句和内容，深居内宫不与使团接触的乾隆皇帝必然受到奏折中褒贬之词的愚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皇帝与他的宠臣军机大臣和珅的关系。如果说，乾隆皇帝的意志与马卡特尼的请求是杠杆的两端，那么和珅就是这根杠杆的支撑点，他的态度的偏移，决定了平衡后倾斜的方向。乾隆帝后期，军机大臣通常是代替百官向皇帝进言的重臣，也是代表皇帝拟写谕旨、颁行天下的大臣。乾隆帝过分宠信和珅，打破了天朝制度的平衡，使和珅成为皇帝的代言人，一般情况下，他写的文字就相当于皇帝的谕旨。关于英国使团问题的一切谕旨，都是他一手经办，谕旨中内容所反映的前后态度的变化，正是他对使团感情色彩的变化。
当然，英国使团尤其是马卡特尼的傲慢和自以为是，也是令人愤怒的原因；为了表现英国人纪律严明，士兵违禁喝酒而遭棍打，钦差上奏说，“英国人太残酷了，太坏了”；马卡特尼抵热河后，借有病，想观察皇帝和大臣们的态度；炮手杰里逊·里德病死热河行宫，触犯了大清的“任何人不准死在皇宫”的忌讳，等等，这些虽然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却让乾隆皇帝给英国人下了个“尔等不谙中国体制，冒昧渎圣”的看法。而偏偏在还没谒见皇帝之前，就发生了那么多说小就小、说大就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几乎是同时交织出现，理不出个头绪，使局外人—听就烦了。乾隆有了恶感，没等9月14日接见——还没有看到是叩头或是单膝下跪，便发下谕旨说，“似此安自骄矜，朕意然为不惬，彼所求进贡件，已谕知微瑞，不必收接代奏，其在寓所收拾一二日，妥为照料，奋发起身……亦不必令在京伺候回銮接驾。”至此，马卡特尼在9月14日谒见乾隆皇帝时，无论跪叩或单膝，都不可能改变乾隆的态度了！最后，礼仪之争成了中心议题，使团的使命便淹没在礼仪冲突之中了。
第三，礼仪之争当然是导致使团失败的因素之一。
但实际上却是乾隆决心拒绝英使任何请求之后找到的口实——那是使团使命注定失败已成定局之后的事情，而并非像众多史家所认定的那样——由于礼仪争论而导致马卡特尼的失败。尽管礼仪争论仅是个借口，也应指出，不管自称是“先进文明的大国”，还是自诩九五至尊、礼仪之邦。两个世界，把相互撞击通过礼宾的形式来表现，谁也不是高明的。
总之，除了上述宏观和微观的因素外，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注定使团任务不可能圆满完成。客观分析当时中英双方的心态——英国迫切需要开拓市场，兜售商品，垄断世界对华贸易，加上对华茶叶贸易入超，拿不出货币和货源支持日盒扩大的贸易发展趋势，逐不顾中国的客观实际，急于全面打开中国贸易大门；清王朝则为政权的安全而密切注视着一切与中国接触的“外夷”的动向，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世界张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英双方各犯了两个导致接触失败的错误：英国对中国政府机制缺乏实质的了解，而企图尽快全面对华贸易，这既是一厢情愿且又违背规律；而中国命运主宰者，既不谙世界大势、拘泥眼前的既得利益，又过于神经敏感，色厉内荏。这种情况下，马卡特尼前来出使，怎么会不失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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