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是“旧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最后一批缠过小脚的。 瘦小干瘪的一个老太婆，用一双缠过的小脚走路，摇摇摆摆的姿势，并不像冯骥才在《三寸金莲》里所描写的那样“风摆杨柳，摇曳多姿”，而像一只可笑的鸭子。 她的一双用裹脚布缠得变了形的小脚，也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美感，而是像一双猪蹄长在了人的脚踝上，既丑陋且奇怪，让人不忍卒视。 上学之前，我在姥姥家生活了两年。因为有了我妹妹，我爸妈都得上班，实在没有精力照管两个孩子，就把我托付给我姥姥带。 我是她给儿女看护过的唯一一个孙辈。 姥姥为人吝啬而又刻薄 姥姥从不给我好吃的，在她的木箱子角落里藏着好几盒点心，可是她一块也舍不得给我吃。趁她不在的时候我偷偷拿了一块，咬了一口，呸，硬得像块砖，能把狗打死——这些点心也不知道她藏了多少年了。 院里有棵李子树，到秋天李子熟了的时候，那树上紫红色的大李子飘出的香气，把我馋得直流口水。姥姥却只给了我一个从树上掉下来摔破的，剩下好的李子她全摘下来放在篮子里，拎到市场上去卖。 姥姥在屋后的园子里种了葵花，开花的时候根本不让我进园子玩。等葵花籽成熟了，她就蹲在市场和电影院的门口，一小碗一小碗地卖她的炒瓜子。我跟着她卖瓜子的时候，被太阳晒得发昏，她也不舍得给我买一根5分钱的冰棍吃。 她谁也不爱 为了节省自己家的柴禾，白天她从不烧火炕，单等我二舅和二舅妈上班走了，她就领着我到二舅家的热炕头上一坐，开始纳她的鞋底子。 二舅一家就住在我姥姥隔壁的房子里，那是姥姥租给他们家住的！二舅是下乡知青，在他下乡的村子里娶了当地的姑娘。二舅为此许多年都回不了城。 这桩婚事本来就是姥姥极力反对的，所以后来二舅一文不名、拖家带口地回到突泉（内蒙古）的时候，姥姥连手都没伸一把。 二舅刚从农村搬回城里，没有房子，姥姥就趁机把自己闲置的一间半破房子租给他们一家7口，按月收租。二舅家有5个孩子，除了两个大的上了小学，三个小的都扔在家里无人看管，中午孩子们饿了，就围一圈蹲在锅台边上，一个个把手伸进大铁锅里，去抠锅里早上吃剩的大碴粥…… 而他们的亲奶奶，跟没看见一样也罢了，还笑着管他家叫“叫花子窝”。我二舅家孩子们没一个不恨她的。 吝啬刻薄、铁石心肠，差不多是我们对她全部的印象。 我二舅的大女儿——现在是个画家兼作家——在她的书里这样说起我姥姥： 我对祖母的恨意，一生都没有化解，我难以明白安徒生写卖火柴的小女孩向往温暖的时候，是她的祖母出现在身边…… 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已为人母，我的失声痛哭让许多亲戚震惊，我是真的为她难过，一个对自己亲孙子孙女都如此吝啬的老人，心里一定满是伤痕，没有一丝的爱。 读到这句使我蓦然感到，二舅家大姐虽然最恨我姥姥，但她也最深刻地解读了这个老人。 短暂的幸福和长久的不幸 姥姥一辈子嫁过两次，生了八个儿女。她这一辈子过的，毫不幸福。 她从小是个孤儿，跟着同村的一个王干娘长大。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提亲的人开始踏破门槛。原来我印象里干瘪的姥姥，年轻的时候竟是非常的美貌。不幸的身世一点没耽误她出落成水灵灵的一个姑娘。 美貌给她带来了一次好运。王干娘看她长得出众，就一直不肯轻易许人，挑挑拣拣，最终把她嫁给了一个姓郭的秀才。郭秀才是个教书先生，不仅知书达理，性情温和，而且家道也颇为殷实。姥姥虽然不识字，但是聪慧过人，能做到过耳不忘。二人于是情投意合。 寄人篱下的日子总算熬到了头，姥姥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秀才对姥姥很好。姥姥对嫁给秀才很满意。夫妻二人琴瑟和鸣，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花好月圆。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姥姥生下我大舅的第三天，秀才竟然暴病身亡。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掐指一算，俩人从结婚洞房，到孩子出生，正好是280天。据说结婚当天怀孕的，如果怀的是个儿子，一定会克死亲爹，这叫“望门方”。“方”就是“克”的意思。 现在看来这纯属是无稽之谈，可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秀才的暴病身亡，对我姥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姥姥从此就有些精神失常了：她不分白天黑日，说走就不停地走，一走就好几天才回来，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她扔下襁褓中的孩子不管，郭家的人只好四处找她，好几次找到她的时候，她都正睡在秀才的坟头上；她时而哭时而笑，哭起来惊天动地，笑起来让人后背发凉…… 后来郭家的人把她送回了她出嫁前住的王干娘家。至于那个孩子，虽然说是个儿子，但郭家人嫌这孩子命太硬，生下来就克死了亲爹，所以也不肯收养。 孤儿寡母。再次寄人篱下的生活。其中的辛酸与屈辱，我们已无从想象。好在时间渐渐冲淡了悲伤，姥姥的精神竟慢慢恢复了。到我大舅两岁的时候，王干娘就开始再次张罗着要把姥姥嫁出去。 这次姥姥已经没有资格挑挑拣拣了，死了丈夫，拖着个油瓶，好歹能嫁出去已经算不错。这次王干娘给姥姥找了一个木匠。木匠姓韩，比我姥姥大十几岁，刚死了老婆，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儿子。这个人，后来就是我妈的父亲、我的姥爷。 我姥爷是个木匠，为人也像块木头一样，老实本分，不会说话，脾气倔强而又暴躁。这样的男人，不用说，肯定是缺乏生活情趣的。 但凡正常人，肯定都会拿两个人来比较，姥姥也在心里比较：秀才知书达理，幽默风趣；木匠目不识丁，不解风情；秀才青年才俊，玉树临风；木匠相貌平平，乏善可陈……嫁给我姥爷，姥姥实非心甘情愿，乃属迫不得已。但是，这就是命，姥姥也只能认。 嫁给我姥爷之后，姥姥又接连生了7个孩子。全家十几口人，一大堆孩子，就靠姥爷一个人在木工厂上班的那点工资。贫困，多子，全家人都在饥饿。生活的重担压得原本木讷的姥爷变得更加麻木，于是他有点钱就买酒喝，试图从酒精的麻醉里寻找一点安慰。 姥姥原本是一个长得美、也爱美的人，但刻骨的贫穷一天天消磨了她对生活的爱与宽容，她变得吝啬、刻薄，喜怒无常。她恨她的命运不济，更恨我姥爷让她过这种更加不济的日子。既然对生活毫无办法，只有拿对方出气，他们俩就吵架。 他们的吵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夫妻拌嘴吵架，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妈说，从小就看着他们俩吵架，吵着吵着还会动手打起来。姥姥姥爷吵架的声势很大，吵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谁劝也不管用，时间一长，邻居们就都习以为常了。后来只有过路的行人会闻声走进院子里来劝架。 我妈说她那时候只能躲在角落里暗自掉泪，盼望自己快点长大，好离开这个家。 她一直没有得到解脱 两个人的战争，一打就持续了半个世纪。 我姥姥60几岁的时候，姥爷已经70多了，这时候的两个人多数时间呈冷战状态，但是偶尔矛盾冲突突然白热化时仍会寻求武力解决。记得我十二那年，有一次放暑假回老家，一进门，我看见我姥姥正躺在炕上，看见我进来她想欠身起来，犹豫一下还是躺下了。 我挺纳闷的，因为她一向是闲不住的勤快人，从不在白天里躺下来休息的。我问她是生不是生病了，她神神秘秘地看了一眼门口，看没人，才起身把炕上的帘子拉开让我看。 只见帘子后面的墙上，俨然画了一幅故事连环画。可惜前面的几幅我都没看懂，只记得最后的一幅，画的是一个人，手里拿着铁锹，另一个人躺在地上，头部流着血。噢，我看明白了，她画的是我姥爷用铁锹打了她，所以她才一直在炕上躺着。当时我觉得我姥姥画得太搞笑了，就跑去大舅家讲给我大舅听。后来大舅来了，二舅也来了，所有在突泉住的儿女们都来了。 这时姥姥提出，她要离婚。 我大舅当时已经是县里的教育局局长，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他兄弟姐妹，也正是有家庭有事业，要脸要面的年纪。家丑岂可外扬？ 于是，大家就齐心协力地劝说我姥姥，向她充分阐明离婚的毫无必要性：这么大年纪，又已经分居多年，还办什么离婚哪！离婚得要结婚证，你们有结婚证吗？没有结婚证，那就是非法同居；既然是非法同居，分居就算解除关系了，根本不用去离婚。再说了，你们都违法了，还敢跑到政府跟前去闹？ 从60多岁到73岁，我姥姥一直想要离婚。可是在舅舅和姨们一再的阻拦和恐吓之下，她最终也没敢踏进民政局的门。多年来她的儿女们一直都在笑她的老小孩儿一般的任性。 可是，现在我忽然懂了。为什么直到临死她都想要一张离婚证？其实她想要的，是一种附属关系的正式解除，是一种精神上的完全解脱。那场拖累了她一辈子的婚姻，那个她从来都没爱上过的男人，是她不情不愿地带了一辈子的枷锁。哪怕是行将就木，她也不想再把这个枷锁带进坟墓里去了！ 我替她感到深深的悲哀。 另外的那条小路 如果不是命运弄人、时代弄人，我姥姥的一生应该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姥姥心灵手巧，聪慧过人。 她虽然没上过学不会写字，但是她的画画得非常逼真。她绣的那些花鸟画的枕套、山水画的门帘，都是她自己亲手画的。后来她的孙男娣女里面出了好几个会画画的，大概也都继承了她的天赋吧。她60岁的时候，我最小的一个舅舅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自此她完成了她所有的抚养任务。那年她本来想离婚的，但是没离成，于是她开始自己学文化。 她每天忙完了屋里屋外的活儿之后就认字写字，不到一年的功夫，她就能自己写信、记账了。 后来，她又自学了《千字文》《民谚集》《增广贤文》等好几本韵文的古书。当我拿着她手抄的书，听她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下去的时候，我都不得不惊叹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的记忆力！ 最令人称奇的是，她不仅能整本整本地背书，她居然还能自己用韵文创作叙事诗！她把她自己一生的经历编成了一首长长的押韵故事诗。我记得那年我跟她肩并肩躺在炕上，听她背诵她自己的故事诗，一直听到深夜。 那自然的韵律、流畅的词句，如果当时我能笔录下来，不啻是一首民间诗人的长篇叙事佳作。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那时候我不懂这创作的保存价值，只是觉得写得真好。 回忆来回忆去，现在只隐约记得一句“三七年捡了小得印”。“得印”，是我大舅的乳名。过去做官的人都会得到一方官印，“得印”这个名字里寄寓了一种很深的期望。 大舅后来没有辜负我姥姥的期望，读的书最多，做的官也挺大。大舅温文尔雅，一表人才，长得很像当年的郭秀才。 我姥姥活到73岁，死于乳腺癌。
作者简介：菲欧娜。处女座，七零后。忙碌的家庭煮妇，俩儿子的妈妈。身体忙于柴米油盐，心灵追求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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