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强还活着，应该是做爷爷的人了，然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十七岁。
十七岁，那是多么美好的年岁！
他本来应该早我几年上学的，就是因为穷，家庭成分不好，直到十岁那年才和七岁的我一起在村小学入了学。可能因为他年龄大吧，他比我懂事得多，不仅学习成绩回回考试全班第一，班主任分配的事也做得认真细致，常常得到表扬。每年入冬前，教室的窗户都要用费报纸糊上遮寒。这种事班主任不会找别的同学，一定非强莫属。他总是把报纸裁剪得恰到好处，浆糊涂抹得均匀适中，帖在窗户上的报纸平展结实。按说这么优秀的学生年年评上“五好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每学期他也确实被评上。可班主任一次次上报，又一次次被学校否决。都是因为强的地主家庭成分。以至于后来班里索性不上报了。班主任曾经当着全班同学安慰过强，强不说话只是沉默着。对班里的事依然积极肯干无怨无悔。
入学那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高年级同学整天都是宣传“最高指示”，我们刚入学的也就放了羊。去不去学校没人管，我和强每天提着竹笼去田地给猪拔草。我那时真是嫉妒死强了，他不但学习比我好，拔猪草也比我手快。尽管他时常提醒我“这儿草多，快来！”“那一片草稠密，你一个拔吧，我去别处。”可一个下午下来，我依然没有他拔的多。这时候，强就会双手搂起一堆草，塞进我的竹笼。而我连一声“谢谢”都不曾说过，仿佛心安理得，仿佛理所当然。久而久之，我对强有种莫名的依赖感。上学放学都会和强一起行动。班主任老师说我两是：卖桃的不离笼绊。
两年后，文革乱像稍有好转。虽然也宣传“最高指示”；虽然经常参加附近生产队劳动。但上午的课已能正常上了。正常归正常，学习其实一点也不累，不留家庭作业，寒暑假作业也没有。给猪拔草倒成了我们当时最大的负担。那时候，几乎家家都养猪，拔猪草成了每个孩子的主要劳动。因为强和我每次拔猪草的不俗战果，以致于引来其他孩子的尾随，我极不耐烦，恨不得尽快摆脱那些跟屁虫。可强倒是无所谓。用他的话说：那么大一片地，就凭我们两几天也拔不完。
毕竟都是孩子，大家在一起除了拔猪草，也在田间地头做一些娱乐活动。那时候最好玩的娱乐就是大家围一圈“丢手绢”，最简单的娱乐是玩扑克玩“争上游”，其实最刺激的游戏还是“抓特务”。玩这个游戏大家都争着当特务，那种被大家寻觅追踪的感觉实在很过瘾很享受。记得强好像没有一次当过特务，都是我和其他几个小伙伴轮流坐庄。而每次，即使我藏得再隐蔽，也能被强神出鬼没的抓到。当然了，大家也经常在一起天南地北不着边地胡乱闲谝。可就是这样孩童之间的闲谝话还是被好事者捅出去，酿成祸端。
那天，不知是谁说起了“人是猴子变的”这个话题。其中一个突然冒出一句：
“那毛主席也是猴子变的了。”
另一个马上反击：“你骂毛主席。毛主席那么伟大，怎么能是猴子变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个没完，纷纷围着在一旁微笑观战的强。
“你说说，毛主席是不是猴子变的？”
大家异口同声要强表态。
强想了想，慢腾腾地说：“毛主席肯定很伟大，但他也是人。所以……。”
强的话还没说完，那个捍卫毛主席的小子不愿意了：
“好呀，你也说毛主席是猴子变的。我要告老师，地富反坏右也说毛主席坏话。”
这家伙的父亲因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刚刚被大队任命为主抓阶级
斗争的政治队长，是村里的大红人。
“我没说呀，你问问大家，我说了吗？”
强一再为自己辩解，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我能明显感觉到强流露出的恐惧和不安。那小子的话戳到了强的疼处。家庭成分不好一直是强的心病，他一直为生在那样的家庭感到不幸、懊恼而又无奈。
那小子和我同岁，因为早产个头比我小半个头。我家贫农成分，我才不怕这个邪。两步跨到那家伙面前，握紧右手拳头，在他眼前晃了晃：“就是说了，我说的，怎么了？去去去，现在就去告！”
对于我的挑衅，这小子只是悄悄地低垂着头，不敢拿正眼看我。强怕我惹事，把我拉到一边。那小子气哼哼地提起只有一点草的竹笼，走了。
那小子没有告老师，却对他的政治队长的父亲说了。这个政治队长正愁抓不到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下子总算找到机会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学校，把事情添油加醋地对刘校长说了。不用说，我们几个全被叫到刘校长办公室，一个个被审问做笔录，最后，校长把我们几个严厉批评了一顿，完了让我们回各班上课。可政治队长不干了。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能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还用了大段大段的毛主席语录，以表示这件事的严重性。校长说：“都是小娃娃，小娃娃的话天真无邪不要当回事。”
这家伙用手指着默默站在墙角的强：“小娃娃，这地主娃都十四岁了。解放前这么大都娶媳妇当爹了。他家的浮财被贫下中农分了，他大老地主一直不服。很明显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恨在心嘛。”
接着，又是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要不然我们要犯极大的错误。”
……
刘校长并没有理会他的上纲上线，对我们几个大声说，还愣着干啥？去，都回教室上课去！
事情并没有完，不甘心就此罢休的政治队长，找到大队书记。最后在大队书记淫威下，学校答应开批判会并开除强。
这天下午，阴云密布天色灰暗。深秋的寒风，穿过窗棂吹进四年级教室。不时有飘零的梧桐树叶穿过窗户袅袅落在教室地上、课桌上。教室后面坐着大队书记、各队政治队长；中间是学校老师，最前面三排坐着各班级学生代表。因为要起到“杀一儆百”作用，我们几个当事人自然也在教室两边低着头站着。与会者个个表情严肃，没人理会教室外瑟瑟的秋风、飘落的枯叶。面对凌厉的秋风只是将两只手紧紧地袖在一起，将头往脖子里使劲地缩。
强站在讲台上，穿着单衣单裤，单薄的身子在宽大的衣服里瑟缩着。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流个不停，滴落的眼水把衣服前襟洇湿了一大片。两只手轮换着用衣袖抹着眼泪。
我已不记得那天几个发言人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强一边流泪一边断断续续读着老师帮忙写的检讨书。自那以后，强再也没有来学校上过课。
当天晚上，政治队长又不甘心地召开全队社员大会。强的父亲站在会场中央，面对着全队社员做检讨。
从此，每天上学放学路上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那些天，我真恨死那家伙了，要不是父亲多次警告我，我早就想收拾那个告密的小子了。
强更加沉默寡言，偶尔碰到对我也是不理不睬。我知道他在有意躲避我。每次拔猪草，我就想和他一起，可他就是不理我，总是离我远远的。我不管，依然决然地跟着他。我不明白强对我冷漠到底什么意思？在他这件事上，我一直向着他说话。虽然家人时常提醒我不要和强走到太近，可我就是觉得他好，和他在一起就是感觉很舒服很快乐。
终于有一天，对于锲而不舍依然追随的我，强停下脚步，等我靠近，对我说：
“我家成分不好，你是贫农，别连累你了。”
我是真的不怕，我大（爸）是生产队会计。我怕啥呀？
第二年开春，我去了公社上初中（秦省那时候实行的是春季生）。强自离开学校后，因为年龄小，参加不了生产队劳动，他父亲除了养猪，又买了两头山羊让强管着。这几头牲畜的全部草料全靠强一人承担。所以，除了每天两顿饭，强都在田地拔草。我时常能看到强肩上扛着比自己身段大一倍的草捆，深深地弯着腰，低垂着头步履艰难地一趟趟往家走，身后跟着两只“妈妈”叫着的山羊。
两年后，刚满十四岁的我初中“毕业”（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连一张毕业证都没有）了。队长出于无奈，只好把我们这些未成年人和小脚老太太安排一起劳动。每天六分工。这样，我又能和强经常在一起了。
那年月，生产队只分半年粮。家里每天除了两顿包谷糁稀饭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充饥的了。到了冬天农闲时，成年村民被集中起来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我们这些“弱”劳力也疏于管理。强原先的两只羊早就被当着“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现在家里只剩下一头猪，一冬天的草料早已准备充分，整天无所事事。这样，我们几个伙伴谋划着外出流浪。在这之前，我听过很多有关流浪汉的故事，那些流浪汉虽说失去自尊，但能吃上饭，偶尔还能吃上荤。我家已经几年没有吃过肉了，强家更不用说了。一开始强还顾虑重重，终于还是在我一次次怂恿下背过父母离家了。其实，那时候家家都是七八个孩子。父母亲整天为了全家人填饱肚子绞尽脑汁，少一个孩子吃饭正好减轻了负担。因此，家人不会太过担心的。
这是十二月底的一个上午。我们一行四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背着书包，书包里没有一张纸，只装了几个窝窝头。除了强我们三个每人身上带了几毛钱。先步行走到县城，在县城转了一圈。县城几个饭店都有很多脸上脏兮兮穿着棉絮外露的棉衣棉裤的讨饭人。他们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吃饭的客人。
只要客人放下筷子，他们就立即端起碗碟，狼吞虎咽地吃掉残渣剩饭。完了，还不忘伸出舌头把碗碟舔干净。经常因为几个人抢一碗剩饭而大打出手……这种环境下，我们几个根本沾不上一丁点便宜。听说西市有钱人多好活人。于是当天中午我们四个去了火车站，打算扒火车去西市。
那时的渭县火车站是开放的，我们很顺利走到站台。打听着那列货车去西市。其时，想扒火车的绝不仅仅我们几个。一大群带着简单行李的穿着补丁衣服的男男女女，就地坐在站台一偶，人人深情黯然个个满脸疲惫。强走到那堆人跟前，和一位半大孩子说着话。过会儿他回来说，这些人要去豫省背粮，听说豫省粮食市场开放，每斤比秦省便宜近一毛钱。我们没有背粮的本钱，只能先去西安把肚子混饱再说。
黄昏时分，从两个成年人那里打听到一列货车发往西市。他两也是去西市。没有发车前，他两就悄悄把一列闷罐车门上的铅封拧断了，把插销抽开了。这一幕被站在不远处的我们几个看到了。他们走过来，用威胁的口气说：
“把嘴夹住，谁要是说出去要你们的小命！”
我们纷纷摇着头。
接着又变了口气对我们说：”一会儿车开了，你们就上那个油罐车，油罐车上面的平台很稳的。别想着和我们一起坐闷罐车。”
他两指着隔了一列车厢的油罐车。
这是我们几个第一次扒火车。虽然以前路过铁路时看到过扒车的人，总以为这是很危险的事。没想到油罐车平台的确像那两个大人说的很平稳，只是随着车速的不断加快，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在脸上手上划着难以忍受。我们四个紧紧挤在一起，用书包遮挡着寒风。沿途萧瑟的景色使得人的心情也郁闷起来，甚至有些后悔离家出走。可事已如此，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傍晚时分，列车抵达西市，跳下火车，偌大的车站密如蛛网的铁轨停满着一列列货车，远处有几栋楼房孤零零地耸立着。和我想象的大城市的繁华大相径庭。
那两个成年男子从闷罐车箱下来后，每人肩上多了一件鼓鼓的黑色袋子。我猜想，他们肩上的物品肯定是从闷罐车上弄的。他两没有和我们告别，迈着急匆匆的步子很熟练地钻到一列车厢下隐没了。车站上高高耸立着一排排水汞灯把整个车站照得白天一般。我们踌躇着这下该怎么办？强脸上也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大家就这样无头苍蝇似的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偶尔过来一位巡道工，我们就傻傻地站着不动，直到巡道工走远，我们又开始漫无目的地走。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知道大家的心里都有怨气。
正在大家犹豫不决时，不远处有两个穿着公安服装的警察，拿着手电照着我们，嘴里不停喊着：“站住，别动！”
我们乖乖地停下脚步，此时，我能清楚地听到心在腾腾直跳。想着，这下完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
两个公安人员走到跟前，用手电筒一个个照着我们的脸。
“我们是……”大家嗫嚅了半天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是从渭县来的，要饭的。”
强低着头慢慢地小声回答着。
“是的，我们是从渭县过来的，要饭吃的。”
我们三个马上附和着。这时，我才抬起头看到两个公安人员。一个年长一个年轻。年长的稍胖，年轻的很瘦。
“要饭的跑到火车西站干吗来了。火车西站堆放地都是国家重要物质，到这儿讨饭谁信呀？！”
年轻的公安根本不相信我们的回答。我这才知道，火车直接把我们拉到西市西站。而西站离市里还有十几里路程。
在铁路派出所，两个公安随即搜查了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记工本”和书包里几个黑乎乎的硬馒头，信了。这时，那个年轻点的对年长的公安说，现在晚了，明天一早送收容站去。年长公安没有正面回答，犹豫了会儿把年轻公安叫了出去。两人在外间叽咕了半天，走进房间。
“给你们两条路：一条是明天一大早送你们去收容站；另一条是给你们找个干活的地方，管吃管住。现在就出发。”
那个年轻公安一进门就对我们宣布这个决定。不用说，大家异口同声：我们愿意去干活，管吃管住就行。
当晚，我们一行四个被塞进一辆吉普车，由年长公安驾驶着，半个小时后到了西市郊区的一户人家屋前。没有围墙的院子，竖着一个一丈高的木杆，木杆顶端亮着一盏昏黄的电灯。新盖的两层楼房主体刚完。整个院子堆满建筑垃圾。公安走进楼房后面的平房。一会儿领着一个留着花白胡子老爷爷，带着胁迫地语气对我们说：“明天开始听这个爷爷安排。你们要听话，不听话就送你们去收容站。”
我们没有任何要求，眼下只要能吃饱饭，干什么就行！
当晚老爷爷给了我们两条破破烂烂的被子，一条棉絮疙疙瘩瘩的褥子。四个人在平房打地铺就宿。
第二天天刚亮，从另外一间房子出来两个成年男子。老爷爷说，他两是大工，分配我和强清理院子建筑垃圾。另两个给大工师傅当小工。我和强把能利用的沙子砖块堆放在院墙一角，其余垃圾用架子车拉运到村外几里远的垃圾场。这活对我们来说并不难，只是劳动时间太长，每天除了三顿饭能歇息会儿。天一亮就要干，天黑了才收工。强大我几岁，有力气又利索，老爷爷很是满意，经常在我们几个面前夸奖强。几天后家里垃圾清理完，老爷爷又带我两去市里给自留地拉水肥。值得满意的是，每天都能吃上老奶奶蒸的萱萱地黄白色面馍、擀的很劲道的臊子面。不限量尽饱吃。偶尔还能吃上四指厚的肥膘膘肉。这种伙食是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
二十多天后，新盖的楼房全部粉刷完毕，院子围墙也全部砌完，家里实在找不到要干的活了。那晚，老爷爷特地让奶奶给我们摊了煎饼，炒了几个菜。吃过饭，给两位大工算完工钱。又出乎意料地给了我们每人八块钱说是回家路费。鉴于强的能干，又多给了强两块钱。说不几天就过年了，让我们明天买票回去。
在之前的日子里，曾多次听两个大工师傅说不想干了，说村上的年轻人都扒火车去豫省背粮食，再回到秦省黑市卖掉。每次两三天都能赚个十块八块的，只是老爷爷家的活没干完拿不到工钱没有本钱一直等着。这下活干完了有本钱了，他两打算明天就去扒火车去豫省背粮，他们说如果顺利年前还能跑两趟，挣个十几块钱没问题。他两的话说得我们几个心里痒痒的。
晚上，四个一合计，反正现在回家也没有事干，干脆跟上两位师傅扒火车去豫省碰碰运气。
午后时分，走到火车西站。傍晚，终于上了一辆东去的货运列车。接受了上次教训，我们选择了一列装着钢材的敞篷车厢。几个人紧紧挤围着缩在车厢一角抵挡着呼呼袭来的寒风。半夜时分，列车抵达孟园车站停了下来，一会儿听到巡道工用铁锤敲击车轮的声音。两位师傅示意我们别出声。还好，一个多小时后列车又启动了。
第二天天麻麻亮，就抵达目的地三门站。这时，我才看到几乎每辆车厢都有扒车的人。列车还没停稳，就有人顺着爬梯往下走。待我们下了车箱。整个车站的轨道上都是急匆匆奔跑的人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我们跟着两个师傅身后一个劲地跑。一直跑到认为安全了，才停下脚步喘着粗气。
因为太早，市场只有寥寥地卖早点的几户人家开着门，街上行人个个脸上脏兮兮的、腋下夹着袋子，一看就知道是和我们一样刚从火车上下来的。我们四个两手袖着百无聊赖地在市场转了一圈又一圈。太阳渐渐从东方升起，照在身上暖暖的。这时，市场人气也渐渐旺起来。但今天粮食市场极不正常，只有七八家卖粮食的商贩，价格咬的很死。和这形成鲜明对照的，买粮人一波接一波，把卖粮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地讨价还价，我们几个小孩根本挤不到跟前插不上话。经打听才知道，由于秦省购粮大军一批接一批，几个月时间使得豫省粮食大幅减少，价格也随即抬高了。那两位师傅说，这个价格根本买不成，背回去也赚不上钱。一个小时后，他两郑重其事地对我们几个说，马上过年了，你们就那几个钱，还是早点回去吧。他两要和别人一起去豫省南边的信市，说那里盛产大米，过年了，贩些大米到西市碰碰运气。临别时，一再对强吩咐：就你年龄大些，懂事些，你一定想法把他们几个平安带回家！
两位师傅说的是真话，就我们几个身上的钱加起来也买不上多少粮食，还不如带回家交给父母还能过个好年。大家一起又来到三门车站，几个小时后，两位师傅和几个人上了一趟东去的货运列车。我们四个在站台转悠着，不断打听着那列货车往秦省渭县去。一次次打听一次次失望。无奈之下，只有蹲在倒班房外面晒太阳。渴了，去站台水龙头喝几口冰凉寒心的自来水；饿了，吃几口爷爷家带的已经冻成冰碴的馍。
天色渐渐暗下来。半夜时分寒气逼人，实在难以忍受，四个人硬着头皮走进候车室。还好，没有人阻挡。候车室架了两个汽油桶做的火炉，几个候车人围在火炉旁边的长条凳上打着盹，我们四个围着火炉，席地而坐，顿时感觉很温暖很享受。
恍惚中躺在了自家火炕上，旁边是父母弟弟，母亲躺在我旁边，用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嘴里还念叨着：额娃受苦了，额娃受苦了……
“起来！起来！”一阵急促的叫喊声把我从香甜的梦中惊醒，随即身上被踢了一脚。四个人立刻站了起来，原来是上班的服务员要打扫卫生，赶我们起来。又一次来到站台打听着。这时候四个人总共只剩下两个馍。今天要是上不了车，就得花钱买吃的了。还有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三十晚上要是回不去，家人一定认为出事了。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看着强，希望强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强眉头紧锁愁容满面沉默不语。一会儿抬头看看阴沉沉的天空，一会儿低着头用手挠挠乱糟糟的头发。
最后，也只是无奈地“嗨”了一声：听天由命吧！
直到中午，实在饿的不行，大家一起去了车站广场的小吃摊点，每人狼吞虎咽地吃了两碗一毛钱的炒凉粉。不敢怠慢，又去了站台。这是，眼尖的强看到远处一列车头推着一节节货车运动着。对我们说了声，你们几个等着，我去问问。十多分钟后强带回来了好消息。火车司机说这几辆车皮要去孟园，至于什么时候发车他也不知道，说要我们注意杆上的旗标。旗标放下就准备发车了。
大家高兴的快要跳起来了，孟园站虽说离渭县还有几百公里路程，但毕竟属秦省管辖，离家距离越来越近了。四个人不停地盯着那几列车皮的动向。一个小时过去，又是一个小时过去。直到夕阳西下，直到整个站台华灯初放，依然没有看到停着的那几列车厢挂上车头。大家越来越失去信心。强很有自信地说，司机既然说了，估计今晚一定会发车，耐心等吧。别打算睡觉了，谁要是坚持不住，可轮流打个盹，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为了不错过机会，四个人没有去候车室，忍着严寒挤在倒班房屋檐下。两个人轮换值班，死盯着那几列车皮。直到半夜时分，一辆西去的货运列车在震耳欲聋的“哐当”声里的进入车站，慢慢停下来。”有希望！”强忍不住喊出了声，大家顿时睡意全消。半小时后，由一辆车头推着那几列货车挂在西去货车的尾部。
”行动！”强发出了声音。
四个人尾随着走近车厢。看着四下无人，很熟练地上去了。这是一辆装满水泥长管的车厢，水泥管径大小足以容纳我们每个人。不用说，水泥管成了我们的避寒所。沮丧焦躁加上饥寒交迫，整整一天整个身体就两碗炒凉粉的热能早已消失殆尽。四个人在管径里缩成一团，两手轮换着用书包遮挡侵袭脸面的寒风。几个小时后，列车又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列车一停，寒风仿佛一下子没有了，身子感觉好受多了。我们学着强的样子，用双手使劲搓着冻僵的脸庞。
列车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第二天中午终于抵达孟园站。
孟园车站是个大货站，几十条铁轨铺陈在足有五百米宽的平川。东去西来的货运列车几分钟就有一辆。大家不敢怠慢，眼下最重要的是填饱肚子。下了车，一路打听着走到车站广场，在一家饭馆很奢侈地每人吃了碗臊子面外加两个馍，又要了两碗面汤喝下，这才感觉肚子有货浑身舒服多了。
孟园车站集聚了很多人，大多都和我们一样等待着扒车前往目的地的农民。西去的货运列车很多，一批批的扒车人离站而去。车站上游荡人越来越少，直到天黑下来也没有打听到去渭县的货运列车。大家的心又一次跌落在失望的深谷。无奈之下只有再去候车室避寒。孟园车站主要是货运中转，客车每天只有两趟路过此地。因此，候车室只有寥寥的三个人。经询问得知他们是宝市人，打算乘凌晨那列火车回家过年的。听说我们几个是渭县的，说这趟车也在渭县停两分钟。看我们几个不吭气，又说上车补票也可以的，看我们还是没有回答。人家就再也不理我们了。零时左右，他们几个进站台上车走了。这是，候车室火炉旁边的煤炭没有了，炉膛的火成了灰烬。我们四个靠在一起昏昏欲睡。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从远处传来。窗户外面的天空显出鱼肚色。强先醒了，为不被人为撵走，强叫醒大家又去站台打听。
“明天就大年三十了。今晚必须赶回家，实在不行就买火车票！”强说话时带着哈气，语气坚定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大家说。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决定先去问问票价多少钱。不问还好，一问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还是扒车回家。每张票六块四毛钱。因为这两天吃饭的花销，四张票就差那么三毛钱。
大家走向站台，夜晚没有睡好觉。可谁也没有疲惫的感觉，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尽快回家。一列列客车风驰电掣般的从眼前飞过，向西奔去。强靠在墙根观察着思考着，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把大家叫在一起，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大家都明白，这是很危险的举措，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定主意，大家反倒放下了心。走向一间倒班房，面朝南边晒起了太阳。这时候，大家希望时间过得更快些，希望零时早点到来。
太阳落山了，灯火闪亮了，天气更冷了。
我们四个龟缩在道班房的阴影处等待着。零时许，一阵震耳欲聋的轰响把我们惊醒，一辆西去的客运列车沉重地碾压着距道班房不足丈远的铁轨，徐徐的驶向站台。
“快起来，就是这辆车！”
强一边喊一边站起来拍打着棉裤上的尘土。
站台上没有几个人。我们跟着强快步向车门走去。
“票拿出来！”
走在前面已踏上台阶的强被列车员一把拽住，他没有吭气，又带着我们冲了两节车门，依然无果。眼看列车就要启动了，怎么办？
“跟我来！”
只见强“嗖”地向列车下钻去，大家跟着强来到列车的另一侧。
“一人一节，抓紧车门扶手，坐稳。”
强一边说着一边抓着车门给我们做着示范。
列车在哐当哐当的巨大声响中缓缓启动。待我们四人扒上车后，强才最后一个跃了上去。
车速渐渐加快，凛冽的寒风在脸上无情肆虐着，寒风穿过棉裤角，袖口在整个身体间穿梭着。蒸汽机烟窗飞出的煤渣沙子般的撒到头上身上。我将头尽量往棉衣里缩，并使图用胳膊缠绕扶手，使两只手能够触在一起，但这样整个身子就得外倾，屁股就没法坐实，只好作罢。
飞奔的列车把一个个小站抛在后面，脚下的路基石在眼前一闪而过。夜幕中看看前面的伙伴和后面的强，大家在车门下面的台阶上垂挂着，只隐隐看到一个个小黑点悬在车门外。
一阵光亮过去，“华州”我一阵惊喜，情绪一下子亢奋起来，默默念叨着：“坚持！坚持！”
红水站过了，列车终于驶入渭县站，车未停稳，我就迫不及待地跳下去，脸被地上的冰面蹭了块皮也顾不得，已经冻僵的手脚已经不听使唤，连滚带爬地翻越一道道铁轨，将两只手塞入裤腰。不一会儿大家匍匐着汇集在一起，却没有发现强。
“那家伙肯定忍受不了寒冷跳车了。”
大家一致认为。强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他扒车跳车的娴熟劲儿令我们折服。
漫天飞舞的雪花给大地裹上一层白衣，新年的鞭炮声将我们迎回到离别两个多月的村庄，迎回到各自的家。
强没有回来，初一没有，十五也没有。直到二十多天后，公社来人了，我们才得知强摔死了，被掩埋在华州境内。他们是从强的记工本上的公章找到我们村的，同时又送来铁路部门给的200元抚恤金。
强的母亲嚎啕大哭了几个晚上。那凄惨的哭声使全村人落了泪。
父母再也不许我出门了，春天到了，将我关进学校插入初一。我从此少了言笑，一昧心思学习，自己仿佛比周围的同学大了许多，成熟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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