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台自然风光壮丽磅礴，历史文化悠久灿烂，自古就是避暑纳凉，欣赏奇观的滨海胜地。历史上有包括齐国的开国公姜尚、齐桓公、越王勾践、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登临此地祭祀游览，使得僻处滨海一隅的琅琊台成为“东国胜地”名垂青史。美丽的海天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诸如：李白、李商隐、苏轼、颜悦道、高凤翰等历代文人名士来此浏览风光，凭吊古人，留下了无数瑰丽诗篇。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古海港文化的长期融合与千年来不断积累沉淀的文学渊源，形成了以琅琊台为中心的独特又迷人的琅琊文化。
千年诗文同颂琅琊台
琅琊台素以“秦之胜地”而驰名，千余年来散见于诸多文人诗篇中。南朝诗人江孝嗣写《北戍琅琊城》一诗，谢脁读后便以“和”的形式写了《和江丞北戍琅琊城》诗。这是先唐文学史上的最著名的都邑诗之一，诗人以白描的手法，将春阳照射下的琅琊城进行了极简练地勾勒，全诗清新秀丽，俊拔有力。
到了唐代，“诗仙”李白曾游历过泰山、崂山寻仙问道，并在济宁居住过多年，游历期间徐福东渡求仙的史实必会引来这位伟大诗人的感慨。他的《古风·秦王扫六合》一诗是其组诗《古风五十九首》之一，全诗史实与夸张、想象结合，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欲抑故扬，跌宕生姿，既有批判现实精神又有浪漫奔放激情，是李白《古风》中的力作，后来，李白又写了《鲁邵光祠送吴五之琅琊》一诗。
《古风·秦王扫六合》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像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敝青天，何由观蓬莱。
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另有唐朝开元进士熊曜，曾登顶琅琊，目睹太阳从海底升起，被其景象的磅礴壮丽所折服，遂作《登琅琊台观日赋》。“秦东之门，天地一空。直见晓日，生于海中。赤光射浪，如沸如铄。惊涛连山，前拒后却。圆规上下，隐见寥廓。焜煌天垂，若吞巨壑……”逼真地描绘了琅琊日出的震撼景象。清乾隆《诸城县志》说：“观海则琅琊台独具其胜，应劭《封禅仪记》谓泰山日观峰鸡一鸣时见日，今台上四更后见日，‘眩转心目，苍黄性情’，真如曜所赋矣。”
此外，倡导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曾作《海漫漫》、情致婉曲的李商隐曾作《海上》、以古文著名的独孤及曾作《观海》、善为绝句的汪遵曾作两首《东海》，这些经典唐代诗作均是在诗人游历琅琊台或追思历史时感怀所作。
到了北宋神宗初年，著名文学家苏轼任密州军州知事，对秦皇、汉武多次巡幸过的“东国胜地”琅琊台颇感兴趣，曾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从密州至琅琊，登临琅琊台，不单写下了《望海诗》和《潮中观月》两首诗，还对秦代琅琊台石刻作过一番考证。登台前苏轼曾于民间搜求到琅琊台石刻旧拓本，登台后苏轼发现，秦始皇石刻早已泯灭不存，而秦二世胡亥的刻石仍然保存完整。此时恰逢苏轼的好友、庐江人文勋因事到达密州。文勋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其篆书深得李斯笔意。苏轼便请文勋临摹琅琊台石刻文字，镌刻于石上，并亲笔撰写跋文刻于其后，随后将石刻置于诸城的超然台上。文勋摹琅琊台石刻拓本曾收入南宋汇刻的《澄清堂贴》11卷，共89字。苏轼所作《书琅琊篆后》跋文，对琅琊台石刻文字极为推崇，称之为：“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
元明之际，沿海地区倭寇猖獗，为防倭患，明洪武年间曾在琅琊地设立兵寨，称夏河寨备御前千户所。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寨所裁撤。明万历年间，诸城知县颜悦道在琅琊台立《登琅琊述碑》，刻记他自幼对琅琊台的向往和第一次登琅琊台所睹奇观异景，随后他在琅琊台上修建了海神庙、礼日亭，并在庙院内立一座大碑，将秦二世琅琊石刻嵌于碑上。清顺治年间，诸城知县程涝将二世石刻南面迸裂处磨平，刻“长天一色”四个大字，署上了名字但隐去了姓氏。康熙年间，琅琊名士刘子羽在《琅琊为秦碑布告游人》诗中称秦刻石：“文字首推秦，汉以后莫及”。胶州高凤翰《看日，琅琊台怀古》中云“秦王痴骨死不悟，海上求仙那得遇”。诸城李澄中《艮斋笔记》说“蓬莱阁下有海市，琅琊台下亦有之”。民国时期，琅琊东桥子王和沛作《琅琊台图》，对礼日亭庙宇、碑刻等建筑物的布局、造型等描绘得惟妙惟肖，并题有“欲同观日赴琅琊”的诗句，生动展现了琅琊台的宜人胜景。难怪历代探胜访古者流连忘返，临此眷眷，赋诗作词，立碑铭记。
▲颜悦道为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后代，此为其《登琅琊述碑》局部照片。
往事犹可追
现代琅琊台永镌秦汉风貌
琅琊台岁月悠长，古代文化沉淀丰实。现在登上琅琊台，不仅可观赏秦汉风格的恢弘建筑，同时依然可见台分三个层次，递级而上，有明显的层台形状，连筑台的夯土层都清晰可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多次文物普查，台上和台周围发现石砌的台基和多处地下管道，这为研究秦代筑台和秦汉建筑科学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还征集到当地群众珍藏下来的《琅琊刻石》原石拓本和琅琊台的全貌写生图，这对研究琅琊台的建置和《琅琊刻石》的价值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又发现了几面完整无缺的秦代瓦当，有卷云纹瓦当，还有带有“千秋万岁”小篆文字的秦代瓦当，字呈正方形，结体平稳端正、笔划挺拔、苍劲，是典型的李斯小篆。看过瓦当的专家一致认为：秦瓦当早期除在咸阳宫发掘时曾有出土以外，再次发现就是在琅琊台，可谓全国实属罕见。
▲长坡状夯土遗迹
▲2012年抢救性清理古代陶管道遗迹
▲土层壁剖视面
“千秋万岁”文字瓦当，1982年3月出土于琅琊镇琅琊台顶部，圆形，直径18.7厘米，厚2.5厘米，后半部长28.5厘米，宽7.5厘米，厚1厘米，整件完好无破损。经考古专家鉴定为秦代产物（目前也有考古专家认为是汉代的），系国家一级文物。想为皇帝登琅琊台、在台上大兴土木构造建筑时所用，“千秋万岁”则是对皇帝功德的颂词，故而更为珍贵，现存黄岛区博物馆。瓦当周缘双层，字格呈十字状。文字笔画粗细一致，均匀自然，方圆并举，方者遒劲凝重，圆者柔韧婀娜，具有独特的风格，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云：“……又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螺扁……”“千秋万岁”四字体势古朴严谨，字形轮廓稍扁，参差有致，挺劲浑厚，富有拙趣。整个瓦当布局雍容典雅，简练传神。篆书字体的独特装饰美，颇能给人一种意味无穷的艺术享受。“千秋万岁”瓦当在书写上亦有一定的创造性，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此外，历代帝王君主，文人名士多有登临，留下了碑碣、石刻，这不只是中国书法艺术研究的宝库，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些碑刻有的已泯灭不存，有的与日同生，而留世的《琅琊刻石》是古台名胜之最。《琅琊刻石》历尽沧桑，饱经风霜，由于风化，剥蚀和人为破坏，始皇颂诗的文字早已泯灭不存，而二世诏书俱在。传至今日的《琅琊刻石》，是秦代所立刻石最可信的石刻之一，被誉为“神品”，堪称国宝，并记载于《国宝大观》书中。其真品存字独多，共13行86字，系李斯小篆的最精品，素被世人推崇珍惜，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
据考，琅琊台现存秦代瓦当、琅琊台图、秦汉管道、秦砖、双系釉陶壶、石斧等贵重文物300余件，秦汉、明清、现代碑刻10余块，有些文物被专家定为珍贵文物予以收藏，有的遗址先后被各级文物部门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内外的历史学者、文物考古专家和众多游客慕名来到琅琊台，或现场考察，或探索求证，或游览观光，络绎不绝。
▲出土于琅琊台遗址的珍贵文物，现藏于黄岛区博物馆
▲王和沛《琅琊台图》
1982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布琅琊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将琅琊台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琅琊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布琅琊台为青岛琅琊台风景名胜旅游区。1995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青岛琅琊台省级旅游度假区。2010年琅琊台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AA级景区。2013年3月5日，国务院公布琅琊台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博大精深的琅琊文化
琅琊台一带地处我国东部岸边，历史悠久。以琅琊台为核心的琅琊文化是由历史的诸多因素逐步形成的，它与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古海港经济文化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内在联系，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方地域文化，在泱泱中华文明中散发着独特的光彩。
经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获得的大量资料证实，早在6000多年前，人类就在琅琊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耕作劳动。大海在古人的观念中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大海对琅琊一带的先民来说是有着养育之恩的摇篮，一年四季随着潮涨潮落，丰富的海产品给琅琊地区的先民们提供了生活物质保证，由此孕育了琅琊地区的原始文化。
据史籍记载，早在东周时期，中国有琅琊港、会稽港（绍兴）、句章港（宁波）、碣石港（秦皇岛）、之罘港（烟台）等几大港口。当时，琅琊港的海域十分广阔，它的中心口岸介于胡家山嘴和董家口嘴之间，也包括了附近的唐岛湾、灵山湾、古镇口湾、龙湾、斋堂水道和棋子湾等广阔区域。当时齐国和吴国都是历史上的海上军事强国，拥有那个年代庞大的舰队和一定规模的海港，两国海上战事在客观上也刺激了港口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及古海港经济文化的形成。
琅琊港海上交通的发达为口岸通商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当地盛产鱼盐，所以在长时期内这里相当繁华，海岸贸易也进入了鼎盛阶段。唐时主要是南北通商，琅琊的鱼盐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南方的宁波、福州海港，南方的丝绸、布疋、陶瓷、竹具和文化用品成批地运往琅琊。南方过来的商客与日俱增，多住在琅琊海滨，以陈家贡湾和董家口港为数最多。这些常住客商每逢重大节日都纷纷向房东送礼进贡，至今还留下了“贡口”、“陈家贡”、“肖家贡”等村名。《诸城县志·山川考》载：宋代，琅琊港为山东与高丽通商的重要港口，《文昌杂录》也记载，宋代使臣出使高丽，即从琅琊港渡海。元代，“海运漕粮至琅琊以供京都”，琅琊港为南北水运“皇粮”的重要枢纽。海上交通的繁荣发展，给这里带来了人流、物流和财流，使琅琊地区的经济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南北方文化的长期交流，势必促进了琅琊文化的发展。
对琅琊文化的形成起到重大影响的另一因素，便是吴越文化的传入和交融。勾践徙都琅琊，越在此定都224年之久，毫无疑义会将南方的吴越文化带到了琅琊沿海一带，这对当地的齐鲁文化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考古发掘来看，琅琊台周围的出土文物以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为最多，有陶器、铁器，还有不少铜器、兵器和古钱币等，其中铜剑多属春秋战国时期。琅琊台周围属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较为集中的地带，有龙山文化遗址、商代遗址和汉代遗址，以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代和秦汉时期的文物、遗迹最多。这足以说明，由于越王勾践的徙都和秦始皇设琅琊郡等原因，使琅琊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从远古时期先民的聚居生活，到越王勾践迁都始建琅琊台，秦始皇重筑并三次登临，再到琅琊港海上交通与港口经济的繁荣发展，再加上楚、齐、吴、越长期割据，还有数代帝王巡幸琅琊台，后世诸多达官贵人和名人骚客多有登台等原因，致使本属齐鲁文化的琅琊台地域文化有了自己新的内涵和特点。在漫长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作用下，琅琊文化在长期交融和相互影响中形成，是古代劳动人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宝贵遗存，也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岁月如滔滔东流水源远流长。琅琊台自有史书记载至今，已有数千余年的历史。其间，在琅琊台及其周围有过或大或小影响的事件、人物、故事，浩如烟海；千年来留下的遗迹、文物、诗文更是灿若繁星。琅琊台遗址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遗存，是研究琅琊历史、科学和文化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向世人全面展示出琅琊文化的绚丽风采。
参考资料：《琅琊台志》；王景东《博大精深的琅琊文化》；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