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汪育真,老三届。曾被评为全县科学技术先进分子代表受到嘉奖。是一位业余徽学研究者,整编了《徽州名居和义堂》,主编志书《采白故里西溪村文化志》,编著《歙县西乡方言》。2013年被歙县人民政府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和义堂,素称四堂中的二房,亦称翰林院,“三里三翰林”之一的汪运錀的故居。和义堂位于西溪西部,西同郑村小学(原西溪里祠)相隔一巷,东毗邻善继堂。和义堂坐北朝南,略偏东。长42.5米,宽33.8米,高10米,占地1436.5m2(未计二层),折合用地2.42亩。东西两大门前有一用庄元石铺成的石板坦,坦面积为176m2。西大门为正门,门前两旁各有一个高120cm,直径80cm的八角棱形旗杆墩。据说当初考上进士后便可树墩,那只能是用红岩石制成圆鼓形的,用庄元石石料且为八角棱形的必须被钦点为翰林以上学位后方可。
(大门)
和义堂整个结构为九宫全封闭式,从西至东分为三大列,每列又分前、中、后多进。用料考究,设计独具匠心,除具有浓厚的徽派民宅一般特色外,还沿用了明清时期祠堂建筑的流派。入西大门,先是门房、天井。门房旧时是轿夫、仆人的住地和搁置轿子的库房。紧接天井是大厅(银杏厅),宽10.5米,深16.3米,门框、柱墩及四周的低脚围石全部用的是青一色“黟县青”石料,有廿四根用铜镶低箍的柱子,“冬瓜”木梁纵横交错,其中天井前的一根就有12米长,2米围,厅堂照壁上方挂一横巨匾,长2.7米,宽1.2米,上书“和义堂”三字。该匾后被生产队改成文化室用的桌子,一个圈能围坐三、四十个人,小孩还将其作为乒乓球桌台。
大厅是用来接待官方来客、族内操办红白喜事和春节团拜时用的。门房和大厅的下堂分别装有平门和格子门,平常站在门外根本无法看到大厅上堂,只有当官方来人,操办红白喜事或春节过年时才大开中门,迎送宾客。大厅照壁之后有一横巷通外五间、里五间、账房和鱼池厅,该巷除作通道外,官方来人时还给那些局外人提供回避的方便。“帐房”即今日“财经所”,是帐房先生办公、起居之地,三间起楼,楼梯在南,由东向西走向。经帐房可入鱼池厅,厅内置有石桌、石凳,并建有鱼池,养有各色各样的金鱼。主人除注重其谐音“金余”外,更为重要的是为族人提供游乐之所(大厅下廊有门去鱼池厅)。
(外五间)
(里五间)
从横巷可进外五间、里五间,这两进是年轻人的居室,也设有客房,同样都是中间一个堂前,两边各有两个房间。所不同的是外五间下廊宽敞,上楼的楼梯是南北走向,直接而上。里五间下廊较窄,上楼的楼梯只好采用“之”字形分两段而上。在楼梯走向上,古人强调从东到西或从南到北上楼,否则视为“反水”而冲犯冲族人。另外,里、外五间还有边门直通火巷,以便随时进出。西列同中列相隔一巷,名为火巷,在大厅的东边,巷内呈阶梯状,分上、中、下三巷,巷内陆面依次升高,其中有门相隔。两侧高墙上顶,主要用作防火,也作通道使用,并有边门通大厅、横巷,轿子能直达巷底。
(方厅)
中列分四进,分别是方厅、四合、三间,最后是厨房。方厅也是银杏厅,厅内一切木头结构都呈正方形,连柱墩、水檐都是方的。方厅下堂装有精工制作的格子门窗,门窗上的“万”字形花样的每一个拐和固定点全部都是用榫头拼凑后构成一个整体,而不是用锯凿镂空的。窗框里镶嵌着用丝绸画写的名人字画。方厅的上堂是族内男性宾客会客之所,下堂则是书房,在此办学授业。
(四合)
方厅也有楼上,只是从后进四合上楼,楼上筑有神龛,供奉着祖宗的画像(西溪人称祖容),每逢初一、十五、清明、冬至都要跪拜祭祀,专人看管,终年香火不断。四合上、下对廊,楼梯在东。楼上、楼下共有八个房间,是长辈的住所,同时也是决定家族内大小事物的中心。第三进是三间,一堂前两厢房,此乃闺秀们的闺房。三进除有中门相通外,西边还有边门通火巷,方厅、四合另外还有边门通东列。
第四进是厨房,从火巷巷尾进门,也有楼上,只是用来存放粮、油、酱、醋、盐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靠东有门通东列和后门,也起到通道的作用。东列从东大门入,也是一列四进。第一进是外东厅,坐落在东边外进,因而得名。该进呈半四合格局,上堂有楼,楼梯设在西边与中列相隔的通道里,也可以从后进里东厅楼上进入。下堂无楼,光线尤为充足,是小孩习书作业之所,同时也是族内女性娱乐、会客之地(不仅官民有别,而且男女有别)。
(里东厅)
(外东厅)
里东厅与外东厅相隔一道平门,四合布局,楼梯设在照壁后。该进比较清静,是前来本府求学的弟子们习书、就寝之地。民国期间,曾两次驻过国军。第一次是民国26年11月,国民党陆军第十九集团军自沪退守皖南,总司令罗卓英及总部驻本县棠樾,总部八大处直属部队驻总部附近村、镇。民国27年秋,该集团军调防江西瑞金,现今保存有当年集团军成员调防后写给堂内长辈的感谢信。第二次是民国31年冬,唐式樽奉命率部去婺源接防。同时,由该集团军副司令陶广(字思安)率部(简称陶总部)自浙江于潜进驻棠樾接防皖南。民国33年改为“苏、浙、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至今里东厅墙上仍画有1∶1800000的“中华民国全图”和1∶150000的“浙苏皖边区图”,两幅地图的上首分别书有“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横幅标语。据长辈谈及,国军两次进驻与族人相处都很融洽。第三进是厨房,共有五间,朝向改成坐东朝西,略偏南。第四进是茅房,另有边门通向屋外,专供处理垃圾、粪便等污秽之物,方言称“东司门”。后门在“东司门”西,供取水、浆洗出入。进入后门后,在中列和东列的最后还有一进四间起楼的柴房,专门用来堆放柴草和卫生用具等杂物。堂内共有大小厅堂15个、天井17个、住房46间、偏房30间、门(不含楼梯门和房门)41道,犹如迷宫一样,四通八达,路路皆通。另外该屋早在奠基时就布好了排水沟,至今排水功能很好。并设有17处沉淀池,以便后人清淤用。该屋采用砖木结构,墙护柱,柱支墙,墙上有“丁”字铁固定到柱子上,墙柱俨然一体。墙体是用糯米粥拌桐油石灰垒砌而成,双墙重叠,坚实无比。除防震外,又起防盗的作用。大门、后门及“东司门”均有双重门,门上镶有铁皮。门后除有铁闩外,还有一根碗口粗的长大木闩,木闩两端插入墙上的铁框内。更为讲究的是,楼上也同地面一样,铺上厚厚的方砖,既防火,又干净舒适。楼下高4.3米,楼上高5.7米(至屋脊),每进都有天井。夏天打开门窗,通过大小巷道的拉风,热空气从天井上升,冷空气则从巷道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凉丝丝的,舒服极了。冬天紧闭门窗,保温性能也相当好(指房间里)。加上楼层跨度高,室 外温差对室内影响不大,给人以冬暖夏凉的感觉。
和义堂到底是靠什么起家的,这就不得不追溯到清康熙年间。那时徽商走南闯北,处于鼎盛之期。和义堂84世祖景晃公公元1688年偕四兄暹、六弟景昴一起创业于谷水、江、浙、广、闽之间。十余年后,家业浸昌。又历经泰安公、漪公,两代的悉心经营,到87世为炳公时更是有所发展,另外还经营独门生意的官盐和高额利润的当铺。四代人辗转百年,早已腰缠万贯。于是,为炳公在父亲漪公的支持下,大约于公元1780年前后大兴土木,择地破土动工兴建和义堂。该屋因比较注重造型和用料,工程量非常大,故此建造时间也相应较长。那时为炳公除了要经营谷水的生意外,还要兼顾家中建房这么大的摊子,终因操劳过度而积劳成疾,年方四十便逝。该屋历经若干年后(公元1800年左右),直至其长子绍埈之手才竣工。也就是说和义堂的主人当属为炳公的四个儿子,即绍埈、绍培、绍埴、绍坂,堂内共四个房头。
和义堂原为四个房头,而今只有长房和二房两个房头。人丁(指男性)最多的世系是90世和91世。90世男性17位,91世男性15位,92世男性仅8位,93世男性9位,94世男性9位,95世男性12位,96世男性9位,97世男性4位。旧时宗族观念极强,只有儿子、孙子方能继承祖业。为此没有儿孙的则必须在本族子弟中寻觅合适人选为后继承“香火”,外族不行,更不可入赘。这样往往会事倍功半,很不开心。族内甚至有人怀疑这“过继”二字是不是很晦气,只要一提及,好像就有不祥之感,以至于吓得不敢再提此类事情。堂内就有好多位公因此而断了弦。当时,医疗设备和医术(外科急症)都差,所酿就的后果是延误了治病的最佳时机。不懂科学、不讲究卫生,不少人年纪轻轻便百病缠身。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变本加厉地将大批鸦片销往内陆,堂内有些人深受其害,而不能自拔。以上仅是主观上人为地造成人口锐减的因素。客观条件更不可忽视,据《歙县志》载:“嘉庆廿五年(公元1820)倭寇、海盗骚扰”,“咸丰五年(公元1855)二月和咸丰十年(公元1860)八月的‘庚申之乱’太平军两次攻克本县”,“咸丰十一年(1861)腊雪,平地深五尺”,“同治元年(1862)大疫,全县人口锐减”,“同治二年(1863)六月,清军攻下南京,太平军又取道徽州撤往江西,烧杀抢掠”。加上众所周知的血吸虫病的肆虐,在当时都是无可抗拒的,所以咸丰之后至民国这近百年和义堂人同西溪人、歙县人一样,人口都是呈下降的趋势。
道光后期,官商结合的独门生意——官盐及高额利润的当铺受到政府的限制。《歙县志》中这样写道:“乾隆后期,因官府对盐商的课税捐输加重等因素,使盐商加剧攫取业盐利润。嘉庆年间,汉口等地盐价上涨到一斗米一公斤盐。私盐泛滥,官盐滞销。道光初,食盐私者占十分之九,淮商官盐市场几乎丧失殆尽。道光十二年(1832)在淮北改纲运制为‘票盐制’,并推向全国。票盐制凭缴过盐课后取得的盐票自由贸易。”《歙县志》中又道:“道光以后,盐商衰败,典商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加之同治年间,对典商征税苛重,典商逐步衰落,有的转为钱庄。”绍埈公理父业成为和义堂的掌门人,面对形势当机立断,弃贾回家。自此,和义堂人便坐吃山空,经济状况急剧下降。不经商便精心钻研学问,想准备通过八股之路而获得功名。堂内自办学馆,学子比比皆是。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府、州、县授给的各种学位。获得学位者(县庠生以上),各级政府定时要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他们就靠这点薪俸过着极其清贫温饱的生活。也有人感到这种生活过分单调,秉承祖宗遗志,于是乎便在家设馆办学,以教本房子孙为主,外姓、外村学员也有慕名前来就读的,但仅收一点微乎其微的学费,以补家用不足罢了。逼于生计,堂内有些人十三、四岁便被送到江苏、浙江等地学生意,以至几年后转为账房或自己经营一点小本生意,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他们中有些人舍不得往返的路费,往往一去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也不回家,侨居或客死他乡。文人要有文人的架势,整天长袍马褂、之乎者也地守着书本。和义堂内的先生同样也是如此,宁可清贫,也要装模作样的摆出一副先生的样子,决不卷裤腿、打赤脚,更不会卑躬屈膝地求借他人。抗战后,失业者更甚,和义堂人更是雪上加霜,困苦之极。教师工资要到期发放,微薄的工资根本跟不上暴涨的物价,暑寒假无工资,又必须另谋生计。解放前夕,和义堂人就是空守着一幢老房子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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