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汪育真，老三届。曾被评为全县科学技术先进分子代表受到嘉奖。是一位业余徽学研究者，整编了《徽州名居和义堂》，主编志书《采白故里西溪村文化志》，编著《歙县西乡方言》。2013年被歙县人民政府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和义堂，素称四堂中的二房，亦称翰林院，“三里三翰林”之一的汪运錀的故居。和义堂位于西溪西部，西同郑村小学（原西溪里祠）相隔一巷，东毗邻善继堂。和义堂坐北朝南，略偏东。长42.5米，宽33.8米，高10米，占地1436.5m2（未计二层），折合用地2.42亩。东西两大门前有一用庄元石铺成的石板坦，坦面积为176m2。西大门为正门，门前两旁各有一个高120cm，直径80cm的八角棱形旗杆墩。据说当初考上进士后便可树墩，那只能是用红岩石制成圆鼓形的，用庄元石石料且为八角棱形的必须被钦点为翰林以上学位后方可。
（大门）
和义堂整个结构为九宫全封闭式，从西至东分为三大列，每列又分前、中、后多进。用料考究，设计独具匠心，除具有浓厚的徽派民宅一般特色外，还沿用了明清时期祠堂建筑的流派。入西大门，先是门房、天井。门房旧时是轿夫、仆人的住地和搁置轿子的库房。紧接天井是大厅（银杏厅），宽10.5米，深16.3米，门框、柱墩及四周的低脚围石全部用的是青一色“黟县青”石料，有廿四根用铜镶低箍的柱子，“冬瓜”木梁纵横交错，其中天井前的一根就有12米长，2米围，厅堂照壁上方挂一横巨匾，长2.7米，宽1.2米，上书“和义堂”三字。该匾后被生产队改成文化室用的桌子，一个圈能围坐三、四十个人，小孩还将其作为乒乓球桌台。
大厅是用来接待官方来客、族内操办红白喜事和春节团拜时用的。门房和大厅的下堂分别装有平门和格子门，平常站在门外根本无法看到大厅上堂，只有当官方来人，操办红白喜事或春节过年时才大开中门，迎送宾客。大厅照壁之后有一横巷通外五间、里五间、账房和鱼池厅，该巷除作通道外，官方来人时还给那些局外人提供回避的方便。“帐房”即今日“财经所”，是帐房先生办公、起居之地，三间起楼，楼梯在南，由东向西走向。经帐房可入鱼池厅，厅内置有石桌、石凳，并建有鱼池，养有各色各样的金鱼。主人除注重其谐音“金余”外，更为重要的是为族人提供游乐之所（大厅下廊有门去鱼池厅）。
（外五间）
（里五间）
从横巷可进外五间、里五间，这两进是年轻人的居室，也设有客房，同样都是中间一个堂前，两边各有两个房间。所不同的是外五间下廊宽敞，上楼的楼梯是南北走向，直接而上。里五间下廊较窄，上楼的楼梯只好采用“之”字形分两段而上。在楼梯走向上，古人强调从东到西或从南到北上楼，否则视为“反水”而冲犯冲族人。另外，里、外五间还有边门直通火巷，以便随时进出。西列同中列相隔一巷，名为火巷，在大厅的东边，巷内呈阶梯状，分上、中、下三巷，巷内陆面依次升高，其中有门相隔。两侧高墙上顶，主要用作防火，也作通道使用，并有边门通大厅、横巷，轿子能直达巷底。
（方厅）
中列分四进，分别是方厅、四合、三间，最后是厨房。方厅也是银杏厅，厅内一切木头结构都呈正方形，连柱墩、水檐都是方的。方厅下堂装有精工制作的格子门窗，门窗上的“万”字形花样的每一个拐和固定点全部都是用榫头拼凑后构成一个整体，而不是用锯凿镂空的。窗框里镶嵌着用丝绸画写的名人字画。方厅的上堂是族内男性宾客会客之所，下堂则是书房，在此办学授业。
（四合）
方厅也有楼上，只是从后进四合上楼，楼上筑有神龛，供奉着祖宗的画像（西溪人称祖容），每逢初一、十五、清明、冬至都要跪拜祭祀，专人看管，终年香火不断。四合上、下对廊，楼梯在东。楼上、楼下共有八个房间，是长辈的住所，同时也是决定家族内大小事物的中心。第三进是三间，一堂前两厢房，此乃闺秀们的闺房。三进除有中门相通外，西边还有边门通火巷，方厅、四合另外还有边门通东列。
第四进是厨房，从火巷巷尾进门，也有楼上，只是用来存放粮、油、酱、醋、盐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靠东有门通东列和后门，也起到通道的作用。东列从东大门入，也是一列四进。第一进是外东厅，坐落在东边外进，因而得名。该进呈半四合格局，上堂有楼，楼梯设在西边与中列相隔的通道里，也可以从后进里东厅楼上进入。下堂无楼，光线尤为充足，是小孩习书作业之所，同时也是族内女性娱乐、会客之地（不仅官民有别，而且男女有别）。
（里东厅）
（外东厅）
里东厅与外东厅相隔一道平门，四合布局，楼梯设在照壁后。该进比较清静，是前来本府求学的弟子们习书、就寝之地。民国期间，曾两次驻过国军。第一次是民国26年11月，国民党陆军第十九集团军自沪退守皖南，总司令罗卓英及总部驻本县棠樾，总部八大处直属部队驻总部附近村、镇。民国27年秋，该集团军调防江西瑞金，现今保存有当年集团军成员调防后写给堂内长辈的感谢信。第二次是民国31年冬，唐式樽奉命率部去婺源接防。同时，由该集团军副司令陶广（字思安）率部（简称陶总部）自浙江于潜进驻棠樾接防皖南。民国33年改为“苏、浙、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至今里东厅墙上仍画有1∶1800000的“中华民国全图”和1∶150000的“浙苏皖边区图”，两幅地图的上首分别书有“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横幅标语。据长辈谈及，国军两次进驻与族人相处都很融洽。第三进是厨房，共有五间，朝向改成坐东朝西，略偏南。第四进是茅房，另有边门通向屋外，专供处理垃圾、粪便等污秽之物，方言称“东司门”。后门在“东司门”西，供取水、浆洗出入。进入后门后，在中列和东列的最后还有一进四间起楼的柴房，专门用来堆放柴草和卫生用具等杂物。堂内共有大小厅堂15个、天井17个、住房46间、偏房30间、门（不含楼梯门和房门）41道，犹如迷宫一样，四通八达，路路皆通。另外该屋早在奠基时就布好了排水沟，至今排水功能很好。并设有17处沉淀池，以便后人清淤用。该屋采用砖木结构，墙护柱，柱支墙，墙上有“丁”字铁固定到柱子上，墙柱俨然一体。墙体是用糯米粥拌桐油石灰垒砌而成，双墙重叠，坚实无比。除防震外，又起防盗的作用。大门、后门及“东司门”均有双重门，门上镶有铁皮。门后除有铁闩外，还有一根碗口粗的长大木闩，木闩两端插入墙上的铁框内。更为讲究的是，楼上也同地面一样，铺上厚厚的方砖，既防火，又干净舒适。楼下高4.3米，楼上高5.7米（至屋脊），每进都有天井。夏天打开门窗，通过大小巷道的拉风，热空气从天井上升，冷空气则从巷道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凉丝丝的，舒服极了。冬天紧闭门窗，保温性能也相当好（指房间里）。加上楼层跨度高，室 外温差对室内影响不大，给人以冬暖夏凉的感觉。
和义堂到底是靠什么起家的，这就不得不追溯到清康熙年间。那时徽商走南闯北，处于鼎盛之期。和义堂84世祖景晃公公元1688年偕四兄暹、六弟景昴一起创业于谷水、江、浙、广、闽之间。十余年后，家业浸昌。又历经泰安公、漪公，两代的悉心经营，到87世为炳公时更是有所发展，另外还经营独门生意的官盐和高额利润的当铺。四代人辗转百年，早已腰缠万贯。于是，为炳公在父亲漪公的支持下，大约于公元1780年前后大兴土木，择地破土动工兴建和义堂。该屋因比较注重造型和用料，工程量非常大，故此建造时间也相应较长。那时为炳公除了要经营谷水的生意外，还要兼顾家中建房这么大的摊子，终因操劳过度而积劳成疾，年方四十便逝。该屋历经若干年后（公元1800年左右），直至其长子绍埈之手才竣工。也就是说和义堂的主人当属为炳公的四个儿子，即绍埈、绍培、绍埴、绍坂，堂内共四个房头。
和义堂原为四个房头，而今只有长房和二房两个房头。人丁（指男性）最多的世系是90世和91世。90世男性17位，91世男性15位，92世男性仅8位，93世男性9位，94世男性9位，95世男性12位，96世男性9位，97世男性4位。旧时宗族观念极强，只有儿子、孙子方能继承祖业。为此没有儿孙的则必须在本族子弟中寻觅合适人选为后继承“香火”，外族不行，更不可入赘。这样往往会事倍功半，很不开心。族内甚至有人怀疑这“过继”二字是不是很晦气，只要一提及，好像就有不祥之感，以至于吓得不敢再提此类事情。堂内就有好多位公因此而断了弦。当时，医疗设备和医术（外科急症）都差，所酿就的后果是延误了治病的最佳时机。不懂科学、不讲究卫生，不少人年纪轻轻便百病缠身。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变本加厉地将大批鸦片销往内陆，堂内有些人深受其害，而不能自拔。以上仅是主观上人为地造成人口锐减的因素。客观条件更不可忽视，据《歙县志》载：“嘉庆廿五年（公元1820）倭寇、海盗骚扰”，“咸丰五年（公元1855）二月和咸丰十年（公元1860）八月的‘庚申之乱’太平军两次攻克本县”，“咸丰十一年（1861）腊雪，平地深五尺”，“同治元年（1862）大疫，全县人口锐减”，“同治二年（1863）六月，清军攻下南京，太平军又取道徽州撤往江西，烧杀抢掠”。加上众所周知的血吸虫病的肆虐，在当时都是无可抗拒的，所以咸丰之后至民国这近百年和义堂人同西溪人、歙县人一样，人口都是呈下降的趋势。
道光后期，官商结合的独门生意——官盐及高额利润的当铺受到政府的限制。《歙县志》中这样写道：“乾隆后期，因官府对盐商的课税捐输加重等因素，使盐商加剧攫取业盐利润。嘉庆年间，汉口等地盐价上涨到一斗米一公斤盐。私盐泛滥，官盐滞销。道光初，食盐私者占十分之九，淮商官盐市场几乎丧失殆尽。道光十二年（1832）在淮北改纲运制为‘票盐制’，并推向全国。票盐制凭缴过盐课后取得的盐票自由贸易。”《歙县志》中又道：“道光以后，盐商衰败，典商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加之同治年间，对典商征税苛重，典商逐步衰落，有的转为钱庄。”绍埈公理父业成为和义堂的掌门人，面对形势当机立断，弃贾回家。自此，和义堂人便坐吃山空，经济状况急剧下降。不经商便精心钻研学问，想准备通过八股之路而获得功名。堂内自办学馆，学子比比皆是。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府、州、县授给的各种学位。获得学位者（县庠生以上），各级政府定时要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他们就靠这点薪俸过着极其清贫温饱的生活。也有人感到这种生活过分单调，秉承祖宗遗志，于是乎便在家设馆办学，以教本房子孙为主，外姓、外村学员也有慕名前来就读的，但仅收一点微乎其微的学费，以补家用不足罢了。逼于生计，堂内有些人十三、四岁便被送到江苏、浙江等地学生意，以至几年后转为账房或自己经营一点小本生意，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他们中有些人舍不得往返的路费，往往一去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也不回家，侨居或客死他乡。文人要有文人的架势，整天长袍马褂、之乎者也地守着书本。和义堂内的先生同样也是如此，宁可清贫，也要装模作样的摆出一副先生的样子，决不卷裤腿、打赤脚，更不会卑躬屈膝地求借他人。抗战后，失业者更甚，和义堂人更是雪上加霜，困苦之极。教师工资要到期发放，微薄的工资根本跟不上暴涨的物价，暑寒假无工资，又必须另谋生计。解放前夕，和义堂人就是空守着一幢老房子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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