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出生于铜陵县(现改为义安区)农村，当时她已经有一个姐姐。在农村，由于生育观念的原因，家中生第二个女孩是不受欢迎的，小的时候连一个正规的名字都没有。由于在家中排行老二，所以家里、村里的大人小孩都管她叫“二的”。久而久之，她也习惯了这一称呼，“二的”后来竟成了她的学名，只是把“的”改成了“娣”，在名字里平添了几分女性色彩。
她幼年向往读书的想法被爷爷奶奶视为“偷懒”——不愿意参加生产队劳动。为了读书，她必须挣足工分（当时农村劳动绩效的记录方式），否则，长辈不允许读书。为了能上学读书，她在生产队领了三分差事：即放一头牛，兼做打猪草，拾猪粪的农活。从9岁开始，下午为生产队放牛，每天可以挣到0.4个工（大约二角钱）；另外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披着晨雾、踏着露水到野外去捡拾用来肥田的各类动物粪便，星期六、星期天为生产队打猪草。这样一补充，大约每天可以挣到0.6个工。在当时的农村，一个人的生活费基本上就有了保障，家里的老人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再反对她去读书了。
再艰难的生活，在回忆中也许都是美丽的。怪不得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断言：美是生活。一边读书，一边放牛挣工分，宛然是一首泛着泥土芳香的田园牧歌！其实在当时，那是一份非常艰辛的劳动。放牛，让牛吃饱、吃好，放牛娃就要赶着青草跑，有时要走好几里地；拾粪要有一定的分量，每天要赶在早晨上学之前跳着几十斤的粪箕，走村窜户，往来要走很远的路。妻子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是：一天早晨在野外拾粪时，染上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她说当时又冷又困，只好钻进一个稻草堆里取暖，“直到太阳快要下山时，妈妈找到了我，才把我背回家。”妻子不止一次给我讲述这一远去的，但又难以忘却的往事，说那次她在野外的稻草堆里几乎睡了一天。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妻子考上了铜陵卫校（现在已经合并为铜陵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卫校毕业后，她在医院内科临床工作了十多年。后来又读了蚌埠医科大学的高护班，再后来又拿到了两个大学本科文凭，2003年通过了高级职称国家A级英语考试。在我的记忆里，读书、考试几乎伴随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
不知是她在医院工作时间较长的原因，还是她骨子里就有那种做医务工作的潜质，不管多忙、多倦，只要有病人找她，她马上就来了精神，面对病人，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常开玩笑说：每到这样的关口，看你那样子就像战马听到了军号——眼珠子都发亮！记得多年前的冬天，我一个朋友的妻子分娩。也许是着急的原因，那位朋友不厌其烦的找她，最后在快要分娩的那天凌晨三点钟，朋友硬央求她去医院帮助找医生和麻醉师为他的妻子做“无痛分娩”手术（当时是新技术）。
在护理工作岗位上，妻子一直心仪的人是去世不久的原护理部主任张桂珍女士。她羡慕张主任良好的护理专业理论素养和多年积累起来的护理工作经验,羡慕她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慰籍病人灵魂的护理风格。张主任解放前就接受过高等护理专业教育（高等护理专业我省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才在蚌埠医学院开设），对护理实践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她认为，对于救治病人而言，医护是一体的，不能分开。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分工的话，就是：医生的责任偏重于诊断病情，制定治疗方案，开具处方；护士的责任除了准确的用药和治疗以外，还要及时掌握病人病情变化、适时提出调整治疗方案和用药剂量建议，使治疗和护理有效跟进。治疗的关键点是“有效”！
妻子对病人的关心和帮助总是在极自然的、不经意状态下完成的，没有任何功利意识。后来她从事医院的管理工作，单位有事需要求助别的单位或别人帮忙，她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 “哦，是你呀！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放心，我一定尽快帮你办好！”接下来被求助的人还会说，什么时候你帮过我什么忙，什么时候你是怎样关心我家某某人的，弄得她一脸茫然。
副主任护师是目前铜陵护理界最高的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副主任护师一直是妻子职业生涯的梦。为了晋升副主任护师职称，她准备了很多年，先是参加蚌埠医科大学高等护理专业学习，取得毕业证书，接着先后三次赴合肥参加高级职称晋升资格考试。记得在2009年，她已年过五十，眼睛老花，为参加专业考试，她竟然用一个直径15厘米放大镜在家看书做习题。从春天到夏天再到秋天，她先后温习了内、外、妇、儿，生理、生化、药物、解剖等医学学科的全部课程，做了六千多道习题，终于在2010年6月份通过了安徽省卫生系统高级职称专业考试。
（照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金忠，机关公务员，业余时间热心散文写作和户外摄影。写作信条是“我手写我心，忠于事实，朴实无华”；摄影信条是“摄别人未摄之景，寄别人未寄之情”，相信美在旅途、美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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