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民 | 咸丰皇帝接连四次召王茂荫 （徽学研究）
旧时京官接连被皇帝召见，肯定有要事，接连被召见，更非寻常。王茂荫有过这样的经历。事情发生在咸丰三年（1853）。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迅速蔓延，东南十四省很快陷于涂炭。咸丰三年二月二十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天京”。接着，又分兵北伐和西征。大清江山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从咸丰三年二月十七日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清文宗咸丰皇帝奕詝接连四次召见王茂荫。“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这则谚语，出自《史记·魏世家》。这里借用，仅改一字，将“相”改为“臣”，符合咸丰皇帝当时的心境。咸丰三年二月十七日，咸丰皇帝在故宫内廷正殿乾清宫召见了王茂荫。乾清宫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为民间所谓“后三宫”（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中的第一座宫殿，是皇帝处理日常事务，批阅各种奏章的地方。宫殿正面高悬的“正大光明”匾额，十分庄严。当时，王茂荫以陕西道监察御史，代理福建、山西两道监察御史，还代理礼科掌印给事中、兵科给事中。监察御史，论官级，从五品，相当于今副厅级；礼、兵二科掌印给事中，六品官，官虽不大，但权力不小，其职责是协助皇上处理相关奏章，稽查驳正失误，纠劾官吏。原来，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了《条议钞法折》和《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对货币发行、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改革意见。随后在一年多时间内，他又陆续上了20道奏折，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和国计民生各个方面，其中《条陈时务折》对咸丰帝励精图治、治国理政提出了一些重大方略。王茂荫关于货币发行和人事制度两项改革的意见，都是从当时大清面临的情势提出来的，事关重大。王茂荫是咸丰朝第一个倡行币制改革的人。其方案考虑良久，成竹在胸，咸丰帝心中有数，不少当朝大臣也很期待。王茂荫是一个居家尽孝，在位尽忠，非常关心国计民生的人。道光三十年（1850），父亲去世，辞官守孝三年，年过半百(五十三岁)的他，本打算回京供职将记名御史补实，取得谏官资格，“将胸中向来想说的话略行陈奏”，两年之内便告老还乡，既不想参加京官考核（“京察”），也不愿截取功名，“并无贪恋名位之心”。不意太平军兴以后，国是日艰，他意识到“临难而逃，实所深耻，遂立意不告归”[1]。他中了进士后，一直供职户部，亲见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割地赔款，白银源源外流，治理黄河决口，花钱象流水，特别是太平军兴以后，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家财政已形枯竭。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意思是在朝做官担扰百姓，处在僻远的江湖间也不能忘记关注国家安危。王茂荫是有这种境界的人。在居乡守孝期间，想到当时的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他苦苦思索，该怎么办？他的儿子在他身后就是这么说的：（府君）自为司员时，见库帑支绌，思所以济国用，乃历考古来圜法利弊，悉心研究，积思十余年。及入谏垣，即上钞法十条，为权宜济用之计。[2]咸丰皇帝奕詝是王茂荫在北闱考举人那年（道光十一年即1831年）出生的，论年龄，比王茂荫年轻33岁。他是道光皇帝第四子，清朝定都北京后第七任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道光三十年（1850），他即位后便勤于政事，大手笔地改革朝政，任贤去邪，励精图治，重振纲纪。对王茂荫的品识才干，他早有耳闻。王茂荫的忠君，是既忠君又匡君，力图为挽狂澜于既倒而尽心竭力，把兴利除弊的策略尽量提出来。咸丰元年九月十九日，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上《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认为可救一时之需。但咸丰皇帝并没有立即采纳，只是将奏折批交户部等商议。次年九月，左都御史花沙纳也奏请行钞，并列造钞，行钞及换钞条目32条，列使用钞便利14条。咸丰皇帝也只是作了谕示：“花沙纳奏请行钞法一折，著前派会议筹备军饷之王大臣等一并会同户部评议具奏”。评议结果是维持现状。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军饷和治河经费开支迫切，咸丰三年正月十九日，大学士管理户部的大臣祁寯藻等终于上奏拟请试行钞法。这样，咸丰皇帝便不得不下旨：“户部奏请派员会筹试行钞法一折，著派左都御史花沙纳、陕西道监察御史王茂荫同户部堂官速议章程奏明办理。”咸丰皇帝召见王茂荫十天之后，即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花沙纳、王茂荫等绘制户部官票样式进呈，并订立18条章程。咸丰帝即颁发谕旨允许行钞。旨称：“兹据花沙纳等公同酌议具奏，并绘具官票式样进呈。朕详加披览，所拟章程各条尚属周密，著照所请定为官票名目，先于京师行用，俟流通渐广，再颁发各省一律遵办。官票之行与银钱并重，部库出入，收放相均。其民间行用银钱私票仍听其便，商贾交易亦不致稍有抑勒，询为裕国良法，总期上下相信，历久无弊，即使国内充裕。官票照旧通行。”并要求户部刻印告示“并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出示晓谕遵行。”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一天，王茂荫又给咸丰帝上了五道奏折，内容涉及户部官票发行受阻、军饷筹措、请求复议钞法、推荐人才等等。正月十九日，咸丰帝对王茂荫奏请发行钞币的建言，正式作了硃批：“户部奏请派员会筹试行钞法一折，着派左都御史花沙纳、陕西道监察御史王茂荫，会同户部堂官速议章程，奏明办理。钦此。”二月十七日，王茂荫进了故宫，来到内廷清乾宫。御座上的咸丰皇帝，时年二十三，英姿勃发。“皇上，臣茂荫叩见”“平身，赐坐”。君臣见面后，分别坐定。咸丰皇帝开门见山：“户部官票准备颁行，依臣之见，可行否？”咸丰又问：“现在进呈的票样，与你此前所奏是否小些？”王茂荫没有直接回复票样大小，而是面奏：“臣最初考虑京城银号各商令立一总局，以期上下流通，并欲令各省会银号也立一总局，以期往来流通，如今时势所阻，这个想法已不可行。各条章程皆由户部所定，不过收放之间稍有参酌。”“现在钱店纷纷关闭，是否担心要发行官票？”咸丰皇帝又问。王茂荫奏：“此事好象与官票无干。部库放项多搭官俸，收项属常捐，于钱店本无所碍。”[3]户部官票颁行，是在咸丰皇帝召见王茂荫之后。最高统治者对他很信任。咸丰三年三月初六日，王茂荫又加了一道职务，即代理湖广道监察御史。四月十一日，被补授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六月初一日，被补授为太仆寺卿（从三品）。从二月十七日以从五品的京官接受召见，到从三品的太仆寺卿，一百零三天内官升二级，王茂荫为得皇上知遇而欣慰，同时又为不断升迁而感到不安。二
王茂荫被授太仆寺卿的第二天，咸丰皇帝在清乾宫再次召见。咸丰皇帝问：“爱卿，你年齿几何？家中有什么人？京寓何地？”“臣虚度五十有六，家中尚有老母糠妻、三子二女，孙儿孙女。臣窃取功名供职户部以来，一直寄寓宣武门外歙县会馆”，王茂荫回奏。“道光二十八年春间，接家信知父亲有病，告假归省，到家即经丁艰”。“臣在家头尾三年，因臣籍歙县自唐宋元明以来，孝贞节烈妇女载在县志未经请旌者有八千多人，道光二十三年曾详细汇总，奉旨予以旌表，但历经多年没有建祠立坊，臣会同本县士绅造祠建坊”。王茂荫心里纳闷，皇上今天问这些干嘛？其实，对王茂荫“寓浑厚于精明，处事以虚心，必求洞悉源委，办事以实心，不肯稍事因循”，“于国计民生政事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办理部务矢慎矢勤，不敢苟且迁就。公余手执一卷，披览不辍”，“每上封事一灯属草，宵分不寐。平居则与同志数人讨论古今，孜孜不倦”[4]，笃于孝友，性恬静，寡营欲，一个人常年累月独居会馆，生活简朴等等品性行谊，咸丰皇帝早有所闻，这次召见，是亲自进行一次“考核”。这次召见之后，王茂荫又陆续给咸丰皇帝上了许多关于荐举人才、军事防御、弹劾贪官、旌表殉难等内容的奏折。其中《论李嘉端及庐州团练片》，实为对时任安徽巡抚李嘉端的弹劾，《殉难士民请旌折》更是反映了民众的呼声，咸丰皇帝都一一作了谕批，采纳了王茂荫的建言。王茂荫第三次被咸丰皇帝召见，是这年的十一月初四日。召见前两天，王茂荫被补授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政府官届二品的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要员之一。王茂荫上折谢恩，表明自己“才力不及，恳求辞职”。咸丰帝对年届五十六的他特于超擢，他当然感恩，但职责难于履行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虽然是倡议行钞的第一人，但户部议定并经亲王大臣认定的发行方案，并非自己原先方案。由他负责操作，这显然不好做。他以才力不及恳求辞职，但咸丰说什么也不同意。十一月初四日，咸丰皇帝召见了王茂荫。在乾清宫，君主二人，并排而坐，靠得很近，谈论几近耳语，这在君臣见面时很少见。咸丰皇帝说：“朕知道你的事情比较多，办理保甲的事，你就别再管了，让宋晋等人兼管，你专管钱法堂事务好了”。“皇上特达窃臣，臣非常感谢。只是臣委实才力不及，恐误大事，有负圣意，故恳请辞职”王茂荫奏。咸丰皇帝说“你在户部多年，理财各事熟悉，不必推辞。祁相国对你也寄予厚望。”咸丰皇帝说的“祁相国”，是指祁寯藻。原来，早在咸丰三年正月十九日，祁寯藻给咸丰上《为请派御史王茂荫会同户部筹划钞法事奏折》，就明确表明：该御史（王茂荫）前奏行钞十条，臣等覆加酌覈，似于行钞之法曾经深究，得其要领。该御史本系臣部司员出身，于理财之道向所熟悉，相应请旨，派令陕西道监察御史王茂荫会同臣部办理钞法，以期互相考订，详筹妥办，庶几试行有效，可济时艰。[5]咸丰帝所言“王茂荫系户部司员出身，于户部事务较为熟悉”之语，正是从祁寯藻奏折中知悉的。祁氏曾任户部尚书，是王茂荫的老上司，他有知人之明。王茂荫被超擢为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二品要员之一，为他庆贺的人何止一二，但没有谁比他自己更了解自己了。他深知，钱法改革，事关重大，非同小可。他走上新的职位，怀揣忧心忡忡的心情，可谓战战競競，如履薄冰。这年，王茂荫第四次被咸丰皇帝召见，是咸丰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当时，除了主张发行钞币的“钱钞派”，还是主张铸大钱的“大钱派”。王茂荫是咸丰朝主张发行钱钞（即纸币）的第一人，但却是行大钱的坚决反对者。他主张发行的钞币是根据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状况，限量发行的，而且是可以随时兑现的钞币，理论根据是“以实运虚”“以数实辅一虚”。他反对以通货膨胀的手段搜刮民财，因为那是很害人的。他主张“先求无累于民，后求有利于国”；他反对铸大铸钱，因为大钱是低值铸币，又容易被盗铸。他的著名理断是：“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6]。王茂荫走上新的职位后，对以肃顺为代表的铸大钱主张，进行了激烈抨击，接连上折反对。咸丰三年六月，清政府发行了以制银为单位的“戸部官票”，同年底又发行了以制钱为单位的“大淸宝钞”，一发行，就不是一点点，而是几百上千万两，再加上各类大钱的出笼，通货膨胀局面发生，且愈演愈烈。“皇上，太钱行不得呀！尤其是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折当太重，分量悬殊，种类过繁，市肆纷扰，私铸繁兴，亏国病民，莫此为甚”，王茂荫面奏时，情绪有些激动。“你的几个奏折，朕都看了。已硃批户部议叙”咸丰说。“官票、宝钞在流通中也出现受阻，情势不容乐观……”王茂荫接着面奏。“爱卿操劳辛苦，朕已谕令从年终开始，给你颁尝野鸡、奶饼、鱼、哈密瓜诸贡品”。咸丰不是不置可否，便是谕非所奏。王茂荫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闷。（2020年5月10日至11日撰于徽州公馆寓所，2021年7月月30日修订）————————
[3] 以上引语，均见王铭诏王铭慎《子怀府君行状》。[4] 以上引语，均见王铭诏王铭慎《子怀府君行状》。作者简介：陈平民（1948—），男，休宁县人，徽州文化研究资深学者。曾任黄山日报总编辑、黄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山市社科联主席、党组书记。2008年退休。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