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向辉：探访外婆的村庄 ——镇平县王岗乡蒙古族砚台村
每当听到这首耳熟能详的镇平民谣时，我的思绪便会随着特殊的镇平腔调，飞到那遥远的回忆里，飞到了外婆的村庄。外婆的村庄是一座古老的蒙古族村庄，那里有世代流传的蒙古族来历，有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阳安寺，有新修建的蒙古族包祠堂。小时候，外婆的村庄里飘荡的满是爱的味道。长大了，外婆和村里的许多老人也相继离世，村里低矮的土坯房变成了钢筋水泥建筑，土路也被水泥路所代替，那些爱的味道，融进了血液里。王姓蒙古族遍及王岗、晁被、老庄、石佛寺、枣园等镇平好几个乡镇。外婆家就位于王岗乡的砚台蒙古族村庄，那里的王姓是标准的蒙古族王室后裔。砚台村蒙古族王姓，是义王和尚的儿子王庭玉的后代。王庭玉出生在元朝王室，禀性好武。王的父亲在元顺帝1364年间封义王。元朝末年，他随父亲逃难，隐居在镇平县高丘镇五垛山前的纪家河和邓州（今淅川）九重垣一带。逃亡途中，义王等人在濮阳遭遇明兵，为保全性命，更名为“王成”，从此后代便随王姓。庭玉娶妻欧氏，洪武初由邓州九重迁镇平西三十里破台社，也就是现在的砚台蒙古族村。王成生前经常到龙泉寺（今阳安寺）上香，居住在大儿子家，临终密葬在高丘纪家河，立有无字方碑。1768年，墓迁九重与孙氏合墓。多年来，先辈们从各地搜集材料，对照碑文记载的内容得出，淅川县九重王姓、镇平县砚台王姓、晁陂王姓、唐河县大河屯王姓、新野县王集王姓，共五地二支的始祖，同是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时由“义王”带到南阳隐居下来的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脱欢王爷的后裔。忽必烈的父亲乃是成吉思汗的四子睿宗拖雷。按辈数算来，我的外公是元朝开国皇帝圣武皇帝——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九代孙。砚台村这个地方原叫坡台，六百年前，王庭玉从邓州九重迁到镇西三十里坡台时，这里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他们定居这里后，建有王府，内设武场、读书场所。王用哲给祖师堂撰写的碑文中记载：“南阳镇平西北有古蹟（龙泉寺）地名曰破台，北至名山曰五垛接续生形而结于此地，乃兴龙之大势也，高峯聳秀绿水遁还，时观瑞气拶地紫雾连天，真乃神聖之福地也罕矣”。这里的破台周围一圈高中间低极像一个大“砚台”，所以，先人把破台的“破”字更换为“砚”字，利用传播中华文华的文房四宝中的“砚台”作为地名,教育后人耕读传家。后，“砚台”作为王姓的居住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砚台村分前砚台和后砚台，外婆家居住后砚台，村东有四龙潭，潭东边有一座古老的寺庙阳安寺。它始建宋代，起初叫龙泉寺。明成化年间寺院焚毁，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重建，更名阳安寺。1989年被河南省政府确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7日又被国务院审定公布五第八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阳安寺大殿坐北面南，单檐歇山，四角起翘，采用的沟槽昂，纵身梁建筑结构。据多处碑文、史志记载，砚台始祖庭玉父亲王成曾在该寺避过灾难，加之信仰佛教，其子孙多次捐资、舍地修建该寺。据我九十多岁的外公回忆说，他小时候，阳安寺西北角还有一座很高的塔。有村民对塔产生了好奇心，一心想着塔底埋有金银珠宝，于是有人利用他当时的权势，命人拆了塔。结果什么也没有寻到，反而破坏了文物，留下了遗憾。新中国成立后，废寺建校，阳安寺一直成了小学校园里的一座建筑。直到前些年，阳安寺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后，根据有关法则，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将小学移至到寺庙的东边。现在我们去阳安寺参观，只能在光秃秃的田地里看到寺庙、党群服务中心和旁边的小学校。寺庙内的古树也寥寥无几。我小的时候，那一片绿树成荫，村里的小学在阳安寺院内设着。进入学校大门，迎面的甬路上有一棵很粗的枯树，四周用砖围着。那棵树是百年古树，历经岁月洗礼已干枯，但中间没过多少年，突然有一天枯树发芽，令人感到惊奇，不由得心生敬畏之情。母亲小时候曾在阳安寺小学读书，她重复得最多的，便是有人曾在黎明前的时候，看到阳安寺大殿的窗户上坐了一个大闺女。她叙述时的那种神态，会让人觉得那个大闺女绝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闺女。这个大闺女究竟是什么变的？我们只能做到“只可意会”了。当然，这只是当地流传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也为阳安寺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砚台蒙古族王氏祠堂，现在位于村子和阳安寺之间的四龙潭旁边，是用水泥修建的一座两层的蒙古包建筑，内筑有成吉思汗和庭玉先祖的石像。园中两侧树有石碑数十座，上边刻有重要的历史碑文和捐款人名单。祠堂原名家福堂，始建于大明宣德元年（1426年），原址在前砚台东南角官道旁。因过于喧闹、碍眼，于乾隆癸未年（1763年）由十一世王敏十二世玉佩十三世天贵将祠堂迁建于后砚台西南角始祖坟东稍偏北不足百步处。嘉庆六年（1801年）二始祖王本墓地树木被本族不屑之辈砍卖，有公之十四世孙、王玺、王谦 、王便、王谆各出己财，呈案理赢，将追得部分银两補修祠堂 。道光中（1845年）由中矩、献瑞等会议族众，重修大殿、拜殿，创建东西两厢各三间，未及竣工遇饥馑，而停止。延及咸丰辛酉年，再遭皖匪焚毁。光绪辛巳年（1881年），由汉武、汉清等合族公议，在后砚台重修。祠堂楼门外石狮一对，正对门口丈余外南北一行四棵一搂多粗柏树，院内木瓜树一棵，秋柏树数棵。据外公回忆，祠堂盖得又高又大，进入里边觉得瘆人。夏天，里边特别阴凉，村民们经常在里边避暑。1955年，祠堂被毁，砖用于兴修水利，木料用于建大队部，打墙时十八世孙占江授意将祠堂碑装在土墙内，得以保存。1997年，房屋倒塌，二十世孙子厚授意又将碑迁立在始祖墓地附近，等待时机，重建祠堂。祠堂书年无址，碑无定所 。前些年，村民们去内蒙古寻根问祖，两地人民血浓于水，梳理了历史的来龙去脉。2013年春，二十二世孙永耀约数老者至四龙潭边，议祠堂建址，遂定之。2015年竣工。 （砚台村四龙潭）
童年时期，我最爱去外婆家了。外婆村庄的大路旁种满了蔷薇花，外婆家门口也种着好几棵石榴树。闲着的时候，我便爬上分叉的石榴树，在树上玩，甚至吃饭的时候，也总是拿着碗坐在上边。外婆总是无奈地叮嘱我，别把碗打碎烧到我了。外婆总变着花样给我摊煎饼，做番茄烫，包饺子……去外婆家总能在大小抽屉里，搜上两三块钱的硬币或纸币。对我来说，那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可以买喜欢的贴画，可以买梦寐以求的笔记本，也可以买想了很久的发卡或头花……在外婆家听到最多的声音，便是她的祷告声了。每当深夜醒来，她总是闭着眼睛，祝福罢这家再祝福那家，祝这个儿子发财，那个儿子平安，祝我的爹妈能挣来钱……总之，她总是根据她几个孩子家的状况，来祈祷上苍给予他们帮助。外婆家的辈分在村里最小，随便拉一个大人或者小孩，不是喊老魏爷，就是喊姨呀舅的，弄得我可不好意思。年岁大的，我就直接喊老魏婆老魏爷，或魏爷魏婆；和我年龄相仿或比我小的，我便直呼其名，比如耀华、耀国，还有王辉、王伟……我是客人，邻居家魏婆见了我，总是笑着主动和我打招呼：“哎！贺营的客女，啥时候来的？吃饭没？”我总羞涩地回答她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邻居那些魏婆和老魏婆们问我最多的问题。简单的问候，使我的内心充满了阳光和爱，这阳光和爱温暖了我的心房。每次离开外婆家，她都不放心，生怕我半途掉到路旁的河里。于是，外婆就吩咐我外公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离家不远的岗上，直到看着我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外公才离开。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外婆一家给予了我家最大限度的帮助，才使得我们那个似在大海深处漂泊不定的小舟，有了靠山。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属于我的第一辆轻便自行车，还有儿时春节我和弟弟过节时穿的花衣服，都是外婆家给的。我参加工作后，也不忘他们的恩慧，尽可能地孝敬外公外婆。我父亲本是汉族，后来听说少数民族考试能加分，我便随了母亲的民族——蒙古族。我的长相和爱好也和汉民有所不同，大眼睛，高挑个儿，皮肤白皙，上学时英语成绩好，能歌善舞，这些特征比较偏向于蒙古族。所以，我究竟是蒙古族还是汉族这一问题，让我纠结了好多年，至今仍在汉蒙两边徘徊。当我怀着期待之心踏上内蒙古大草原的那一刻，内心波澜起伏，我想像着先辈们骑着战马驰骋疆场的雄姿英发，为他们的英勇善战而取得历史上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而当我回归现实，踏上外婆的村庄，看着孤零零的祠堂时，历史的轮回又让我的内心多了些许的遗憾和失落。去年的内蒙古之行，在参观内蒙古博物院几大展馆后，让我对母亲的祖先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对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感到震撼，这也更加让我对居住在中原，特别是外公家镇平县砚台村的蒙古族来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20年8月9号上午，在外公的陪同下，我和家人冒着酷暑来到了砚台村调研，并走访了老支书王子厚老外公，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才对外婆村庄的历史有了整体的了解。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沧桑，砚台蒙古人娶当地汉人为妻，繁衍生息。他们早已在语言上和习惯上被汉人同化。他们不会说蒙语，也不认识蒙字，不养羊，也不养牛，更不会唱蒙歌，不会跳蒙族舞蹈；他们住的也是当地的典型民居，而不是蒙古包。村庄在社会发展中，渐渐地没有了牛铃声，没有了麦场和麦场里的屎壳郎，没有了蔷薇花和石榴树。砚潭干涸了，外婆走了，外婆的老屋也没了。但梦里，外婆仍在，石榴树仍在，那一声声问候仍在…… 作者简介：曹向辉，河南镇平石佛寺人，文学爱好者，南阳市作协理事、镇平作协副秘书长、镇平县文史研究员。曾当过教师，现从事文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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