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闭门读禁书

　　人都有一种毛病，越是被禁止的事情越能引起兴趣去做。

　　说起“禁书”，人们第一反应一定是《金瓶梅》。《金瓶梅》自从面世以来就被列为禁书，可那些大呼该禁的几乎所有的士大夫家都有一本，只是不放在桌面上而已。

　　在中国历史上禁书最严重的明清时代，几乎所有的书籍都上过榜，就连现在认为是文学精华的四大名著也位列其中。禁书，中国有，外国也有；古时候有，现在也有。同一种书，在此处被禁，而在别处不禁，甚至被捧起来呢！

　　禁书的理由一般是诲淫、诲盗。其实我看这不过是借口，应另有更主要的原因，人人都懂。

　　鲁迅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不过，鲁迅也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

　　林语堂曾说：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

　　在三十多年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名著都是禁书。那时候，一切“封资修”的书都是“毒草”。《安娜·卡列尼娜》、《简·爱》、《青春之歌》等是最热门的被私下传看的“禁书”。更不必说张扬的那本《第二次握手》，还有反特的《一双绣花鞋》了。那些被人们战战兢兢偷偷翻着的纸张已经发黄缺头烂尾极不完整的旧书，曾经给很多青年人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也给少数不幸被人发现的倒霉蛋儿带来或多或少的灾难和不幸。

　　现在说起读书必说读经典。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

　   窗外的雪花轻轻飘舞着，房顶树枝，积雪已经有了些许。书桌前，手捧着一本禁书，静静阅读。不过不是人人皆知的《金瓶梅》。二十多年前购得的香港繁体竖版影印足本《金瓶梅》正静静地立在书架上。太多的繁体冷僻字和太多的特殊词汇，以我的水平读起来其实有点吃力。

　　几年前，在一个友人家的书架上偶然看到被内陆列为禁书的、第一个华人作家高行健获诺贝尔奖的香港版小说《灵山》，其中有一段话：

　　“我总在找寻意义，又究竟什么是意义？我能阻挡人去建立用以毁灭自己的这纪念碑大坝吗？我只能去搜寻渺小的沙粒一般的我的自我。我无非去写一本关于人的自我的书，且不管它能否发表。多写一本与少写一本书又有何意义？湮灭的文化难道还少？人又真那么需要文化？再说文化又是什么？”

　　清代，曾出过一位人头落地还会称赞痛快的金圣叹先生，他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不亦快哉”。

　　静静的夜晚，灯台幽幽，一杯热茶，一本禁书，确是一件很提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