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宗的开创人魏夫人及南岳衡山，（会稽山又名衡山）就在绍兴。
有证可到晋代
魏华存(252—334)是六朝道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被后世尊为“嗣上清第一代太师”，在梁代陶弘景编撰的《真灵位业图》中位居女真之第二高位，仅决于领录众女真的西王母。魏元君乃魏夫人之道号。魏夫人何许人也?《神仙通鉴》、《太平广记》皆有详细记载。魏夫人名华存，字贤安，任城(今山东济宁)人，西晋司徒魏舒之女。好读《老》、《庄》、《三传》、《五经》、百氏，无不该览。自幼好道慕仙。年二十四，父母强适太保掾南阳刘文为妻。生二子。长成立业后，夫人乃斋于别寝。后夫病故，夫人安抚内外，潜心静养，修真之益，与日俱进。至晋成帝咸和九年(334)，乃托剑化形而去，享年八十三岁。《神仙通鉴》称其“诣上清玉阙，位为南岳真人、紫虚元君”。南岳的黄庭观祠祀的就是这位著名的修道成仙的女真人。
一、魏华存是历史人物
关于魏华存的记载散见于仙传、类书、方志、文集之中，数量可观，然而推究其基本内容，实皆源出于早期上清经派所传承的《内传》。由于《内传》的仙传性质及相关史料的阙如，长期以来，严谨的道教史学者皆不能贸然遽断魏华存为历史人物，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云：“魏华存似确有其人也。”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说：“所谓‘南岳魏夫人’，在晋代似确有其人。”
1998年9月至12月，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北郊的象山发掘了3座东晋王氏家族的墓葬，出土的文物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其中编为9号的夫妻合葬墓保存完好，从中出土了3方墓志，有2方为石质墓志，发现于墓室内死者头部，一为王建之墓志，一为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另一方为砖质墓志，发现于墓坑填土中，亦为刘媚子墓志，其基本内容与石志相同而文字稍简略，估计是“为了日后合葬时便于寻找而有意设置的”。王建之其人于史无徵，据其墓志云：“晋故振威将军、鄱刚太守、都亭侯，琅耶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王建之，字荣妣，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彬之孙，故给事黄门侍郎、都亭侯彭之之长子。”可知建之为王彬的孙子，袭封都亭侯。王建之的妻子刘媚子亦不见于史传，现将其石质墓志全文逐录，标点如下： 晋振威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琅耶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王建之，字荣妣，故夫人南阳涅阳刘氏，字媚子，春秋五十三，泰和六年六月戊戌朔十四日辛亥，薨于郡官舍。夫人修武令又之孙，光禄勋东昌男璞之长女，年廿来归，生三男三女。二男未识不育。大女玉龟，次女道末，并二岁亡。小女张愿，适济阴卞嗣之，字奉伯。小男纪之，字元万。其年十月丙申朔三日戊戌，丧还都。十一月乙未朔八日壬寅，倍葬于旧墓，在丹杨建康之白石。故刻石为识。这方《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以下简称《墓志》)志文不长，却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魏夫人是否历史人物的悬案。据此可知，刘媚子的祖父为修武令刘又，与《内传》所记魏夫人丈夫的姓名、官职相合；父为光禄勋东昌男刘璞，其名与《内传》中魏夫人长子一致，但由于刘璞并非《内传》的传主，故《内传》仅记其官至侍中，与《墓志》稍异。今考《述书赋》注云：“刘璞字子成，南阳人，晋光禄勋，即得道南岳魏夫人之子。”故此光禄勋刘璞即魏夫人主子。又据《墓志》，刘氏的籍贯是南阳涅阳，而《内传》所言刘又正出自南阳。可见，《内传》与《墓志》所记刘氏父子的基本情况皆相吻合。但是，志文毕竟没有直接提到魏夫人及其与刘氏的关系，那么，会不会是《内传》借刘氏父子的真实性来构造魏夫人的实在性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内传》的作者和撰写时间来考虑。
前揭谢聪辉博士论文和武丽霞、罗宁一文都分析指出，《内传》实际上是杨羲托名中侯仙人范邈所作，此论可从。至于其出世时间，《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卷一“救卒中恶死方第一”有云：“按此前救卒死四方并后尸蹶事，并是《魏大夫传》中正一真人所说扁鹊受长桑公子法。寻此传出世在葛后二十许年，无容知见。”王家葵先生认为此段乃陶弘景增补，其中《魏大夫传》乃是《魏夫人传》之讹，并由此断定《魏传》出于葛洪(283—343)死后二十年左右，即兴宁(363—365)初年。今证以《真诰》卷十四陶弘景注“庄子师长桑公子”云：“长桑即是扁鹊师，事见《魏传》及《史记》。”可知陶弘景所见《魏传》的确记载有扁鹊师长桑公子之事。而《真诰》所言《魏传》乃是《魏夫人传》的特定省称，如卷二十云：“掾抄《魏传》中《黄庭经》并复真授数纸。”由此可见，王先生的推断是合理的。根据王彬的传记，知其为王正之子，与“书圣”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亲兄弟。《真诰·真胄世谱》云：“(许迈)与王右军父子周旋，子猷(王徽之)乃修在三之敬。”《晋书》亦云，王羲之“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相与为世外之交”。可见刘媚子的大家琅琊工氏与杨羲的主子句容许氏不仅同处江南促狭之地，同为奉道世家，而且实有宗教方面的密切交往。根据《墓志》，媚子卒子泰和六年(371)，则从杨羲撰写《内传》到媚子去世尚有七、八年的时间，媚子完全有可能知晓《内传》的情况。且琅琊工氏为尔晋第一高门，位高权重。从这儿点来判断，如果魏夫人与刘氏的关系非实，杨羲断不敢向壁虚构而将魏夫人强行“许配”给刘又。综上所述，魏夫人为一真实的历史人物，殆无疑义。剔除《内传》的神化渲染成分，单就魏夫人在世生活状况而言，《内传》所记也应该是属实的。
二、《内传》文本辨正
杨羲撰《内传》于兴宁初，其时去魏夫人辞世尚不为远。杨羲曾于永和六年(350)就魏夫人长子刘璞受《灵宝五符》，有可能于此间获得魏夫人世间生活情况第一手资料。《内传》文本记载应该是相当准确的。然而检视现存的《内传》文本，于基本史事颇多舛异。
刘又，字幼彦，魏夫人之夫。有的文本记其名为“又”，如《云笈七籤》卷四《上清经述》、《茅山志》卷十、《三洞群仙录》卷五等；或记为“文”，如颜真卿《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太平广记》卷五十八《魏夫人》”、顾元庆《阳山顾氏文房小说》所收《南岳魏夫人传》等；又有记为“羲”者，如《述书赋》注文云：“(刘璞)父羲，晋河内修武令。”今据《墓志》，当以“又”为正。《内传》记其婚娶时为太保掾，魏夫人时年24岁，则当为晋武帝咸宁元年本文为全文原貌.
上清经派祖师魏华存，是六朝道教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人物。本文利用新出墓志及零散史料论证了魏华存其人的历史真实性及《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传》所记史事的可信度，辨析了《内传》文本的舛异之处，并从道教史的角度对南京象山王彬家族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作了分析。
(275)。考《晋书》，晋武帝于泰始三年(267)九月甲申，“以太尉何曾为太保”，至咸宁二年(276)八月己亥，才“以太保何曾为太傅”，故刘又时当为何曾的掾属。后又除为汲郡修武令，“善为德政，仁风惠著”，而终“以暴疾殒世”。《墓志》记其最终官职为修武令，刘又该是卒于任上。
刘璞，魏夫人长子，按《述书赋》，当字子成。魏夫人24岁嫁入刘门，假定于30岁左右相继产二子，则刘璞当生于280年左右。《茅山志》卷十记众真第一次降授魏夫人，云：“子息粗立，(魏夫人)乃斋居别室，反修初服，以太康九年(288)戊申岁十二月十六日夜半，感太极真人、青童道君、搏桑肠谷王景林真人、清虚真人来降。”张宇初《岘泉集》卷四《紫虚元君传》所记相同。则魏夫人子息的假定生年与所记真降之时间，可以互证成立。至于《上清源统经目注序》与《玉纬七部经书目》将首次真降系于晋成帝(326—342)时汲郡修武县，按“永嘉(307—313)之后，司州沦没刘聪”，汲郡隶属司州，故其说不攻自破。刘璞历任庾亮(289—340)司马、温峤(288—329)司马、侍中，后仕至光禄勋，赐爵东昌男。考《内传》记其为侍中时，“传法于司徒琅琊王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穆子玉斧，并皆升仙”。既言一杨二许升仙，当为后人所增衍。颇疑此处本云杨羲就其受《灵宝五符》时事，则永和六年(350)刘璞尚任侍中，其年已七十上下。《上清源统经目注序》记此传法事云：“(夫人)去世之日，以经付其子道脱，又传杨先生讳羲。”则道脱当即刘璞小名。刘璞善书，《述书赋》评价其书法曰：“猗欤子成，徇迹过名。正隶敦实，藁草沈轻。元常高风，虽世疎复呈。犹不考击之钟鼓，含律吕之音声。”原注云：“今见具姓名行书及草两纸，共二十行。”可见其手迹唐代尚有留存。此事，聊可备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论“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未竟之例。
刘遐，魏夫人次子，按《阳山顾氏文房小说》本《内传》，字子嵩。在年龄上，当与其兄相差不多。渡江后，刘遐曾任陶侃(257—332)太尉参军，此事《内传》失记。考《绛帖平》载“晋车骑将军庾翼书”，文曰：“故吏从事中郎庾翼、参军事刘遐死罪白：……谨启，翼、遐死罪。”其下，姜夔论云：“庾翼(305—345)，亮之弟，尝为陶侃府从事中郎。晋有两刘遐，其一太宁二年(324)以平王敦功封泉陵公，其一南岳魏夫人之息。此泉陵也。”姜氏以此参军事为广平刘遐(字正长，《晋书》卷八十一有传。?一326)，证据未足。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就质疑道：“按庾翼尝为陶侃太尉府从事中郎，此帖称‘从事中郎’，则当是与侃书也。考《晋书》，明帝太宁三年(325)陶侃都督荆、湘，明年当成帝咸和元年(326)，翼年二十二，始辟陶侃太尉府从事中郎，刘遐(按，指正长)卒于是年，正当翼为从事之初，不应遽称‘故吏’。若谓此书在从事后，则刘遐卒已久，又不应与遐同名。又考遐传，终遐身未尝参军事，则此帖不无可疑。然书法精古，的是真迹，或由史误亦未可定。”虽然王澍终不敢推翻旧说，但其所列论据则确凿无疑地表明帖中之刘遐当为魏夫人之子。又《内传》各本皆云遐曾为陶侃从事中郎，则其追随陶侃而历两职。据颜真卿前揭碑铭及《茅山志》卷十，刘遐又担任过安成太守，而其他文本则将此职系于刘璞。今考刘弇《冲厚居士刘君墓志铭》云：“刘氏之裔其来远矣，至晋刘遐为安成太守，子孙世居焉。”此篇铭文乃刘弇弁为其伯父刘贽所作，既出自刘氏后人之手，当不会错认祖宗。而且杨士奇撰《故广西按察佥事刘长吾墓表》，亦云长吾“系出晋安成太守刘遐”。《真诰叙录》注云：“又魏夫人小息还为会稽时，携夫人中箱法衣，并有经书自随供养。”则刘遐似曾为会稽太守。除此而外，《晋书·郗鉴传》记郗鉴“以府事付长史刘遐”，《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咸康五年(339)并注云：“此又一刘遐也。”其注当是针对广平刘遐而言。又《晋书·褚裒传》及《资治通鉴》载永和元年(345)吏部尚书刘遐、长史王胡之劝裒辞官事，也在广平刘遐卒后。这两条资料虽然尚不能肯定就是指魏夫人之子，但从时间上看是可能的，姑存此备考。从以上材料皆可看出，有些文本记刘遐之名为“瑕”是错误的，或许是后人视其兄名璞而妄改。至于雍正《江西通志》“魏夫人”条注云：“按《豫章书》及旧志，则云生一子璞瑕。”更是错上加错。
三、余 论
1965年以来，在南京象山相继发掘了11座东晋南朝墓葬，按发掘顺序连续编号，其中8座墓共出土墓志11件(含10号墓出土一件，已不可识)。墓主均与王彬有关，6号墓为王彬继室夫人夏金虎，1、3、8号墓为王彬子辈，5、9、11号墓为王彬孙辈，基本可以肯定象山为琅琊王氏中王彬一支的家族墓地。关于王彬的卒年，《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认为“应死于咸和七——八年(公元332—333年)或稍后”，今据《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二年(336)“二月，尚书仆射王彬卒”。《晋书》言卒时五十九岁，则生于武帝咸宁四年(278)。
考察象山出土的墓志可以发现，志文中提到的王家婿、媳，无论是墓主本人或者是墓主的子辈，皆止溯至其父亲。例如，1号墓为王兴之及其妻宋和之的合葬墓，墓志只上溯到宋氏之父宋哲；6号夏金虎墓，墓志言其儿媳“彭城曹季姜，父蔓，少府卿”，大女婿“淯阳丁引，父宝，永嘉太守”，小女婿“长乐冯循，父怀，太常卿”。惟独刘媚子的墓志却上溯至祖辈，考媚子祖父刘又既早死，位亦不显。而据《内传》云，刘又死后，“值天下荒乱，夫人抚养内外，旁救穷乏，亦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将乱，携二子渡江”。颜真卿碑铭引此段作：“值天下荒乱，夫人抚养内外，傍救穷乏，超群先觉，乃携细小径来东南。”此处可以比定为西晋惠帝(290—306)时社会状况，所以，魏夫人渡江当在301年以前，较之两晋之际北方士族的大规模南渡，真可谓“超群先觉”；时其儿息十余岁，正可称“细小”。《内传》又说“夫人在世当(‘當’，应作‘嘗’)为女官祭酒，领职理民”，《登真隐诀》也说：“云以夫人在世尝为祭酒故也。”综合上述，魏夫人实为天师道法在江南传播早期代表，拥有一定信众群体。兴宁年间，魏夫人又被杨、许上清经派塑造成宗师，享有崇高宗教地位。可以认为《墓志》提及刘又，是想委婉地表明墓主与得道上真魏夫人的关系。而琅琊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其家世信仰早有陈寅恪先生《大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阐明，并推断其男丁名中所含“之”字应为宗教信仰的标识。今考象山出土墓志所提及的王氏男丁，名中皆见“之”字。而且，在王彬长女王丹虎墓(3号墓)中，还出土200余粒丹药的实物。表明，王彬一支也是天师道信徒。王建之与刘媚子的婚姻包含宗教信仰因素。（以上考证文字非原创，来自网络）
四、王羲之与魏夫人
魏夫人和王羲之均举家南迁会稽，在当时道教心得都是口传的前提下，王羲之是写不出《黄庭经》的。王羲之《黄庭经》必接于魏夫人之手，其时代正是道教茅山宗上清派成形时期。去年我在无意间发现的魏夫人像正好能说明茅山，南岳衡山，就是越地会稽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