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场域中，博物馆的叙事具有独特性。借用叙事理论研究的方法，分析博物馆的特殊叙事方式和结构，对促进博物馆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加深理解博物馆的性质与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博物馆的叙事方式，以“人”与“物”的关系为核心，并通过陈列展览来强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而达成博物馆“教育未来”的功能目标诉求。
关键词：博物馆叙事基础目标
内容摘要
叙事理论作为叙述学最基础的理论范式，因其研究视角的独特性，日益受到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重视，而随着对博物馆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必要借鉴这一实用的研究方法来加深对博物馆文化的理解与研究。将博物馆的“人”与“物”、陈列展览、教育目标作为叙事结构研究的文本，具有一定的新颖度。此外，从叙事结构研究角度出发，审视博物馆与其关系密切的事物，如文化遗产所反映的集体记忆等，更能为我们剖析博物馆的时代性、功能性与象征性扩展视野。具体来看，就教育作为博物馆叙事体系的目标而言，在于建构反映真实的集体记忆，并通过博物馆核心的叙事途径和手段陈列展览来启迪民智、开启未来。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尤其是其基本陈列，最能反映博物馆的性格与定位。如何充分依托和研究博物馆的藏品体系，并以此推出满足教育目标需求的博物馆陈列展览，对作为博物馆的叙事主体的策展人来说，将直接关系到其职业道德的奉行，直接关系到博物馆“公众服务中心”的社会定位的确立与巩固。
一、何谓博物馆的叙事？
“叙事”作为一个动词，主要强调的是表达、描述的过程，与作为名词的“叙事”载体、方式、结果等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联系。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除了文学作品以外，还包括绘画、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固定或活动的画面、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1]这最为全面地阐述了“叙事”的广阔性。从现代博物馆的定义与本质来看，公共博物馆自诞生之日起，一直都致力于建构其自身特殊的叙事体系。
博物馆一词来源于古典语言。希腊文为Mouseion，意思是“缪斯所在地”，主要指的是哲学机构或沉思的地方。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的由学院学者和实物及图书资料组成的GreatMuseum更像一所大学的原型，而不仅仅是保存和解释遗产的场所。拉丁文的在罗马时期则主要限定为哲学讨论之地。该词在15世纪的欧洲再次被用来描绘佛罗伦萨城劳伦佐·梅第奇（1449—1492年）的收藏，所传达的意思是收藏的全部内容。劳伦佐·梅第奇是希腊化时代以后第一个再次使用Museum来描述收藏的人。到17世纪，Museum在欧洲被广泛用来表示奇珍异宝的收藏。1683年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Museum)向公众开放，Museum才成为博物馆的通用名称。1753年英国国会通过的《不列颠博物馆法》使该词的收藏含义合法化了。自博物馆成为固定用语后，被广泛地用来表示收藏和展出历史古物、艺术品和自然标本的一种机构，并沿用至今。
《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2007年版）将现行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
19世纪40年代前后，“博物馆”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传入我国。以目前所见史料，汉语“博物馆”一词最早见于林则徐(1785—1850年）主持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此后博物馆之称逐渐通行于中国。到1935年，成立了最早的中国博物馆协会，认为博物馆是一种文化机关，并不是专为保管宝物的仓库，是以实物的验证而做教育工作的组织，及探讨学问的场所；成立大会审定并通过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大纲》，以“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为立会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对博物馆定义的多次大讨论和修改，1979年出台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中才明确规定：“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通过征集收藏文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陈列展览，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虽然世界各地区、各国关于博物馆的确切定义千差万别，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博物馆，都难掩以下四个共性特征：一是具有藏品；二是具备有组织性的展示；三是向社会公众开放；四是有管理与服务的专业人员。
博物馆的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死物，而是与人这一社会认知主体紧密相联的。博物馆的两大核心可以定位为“人”与“物”。
因此，从“叙事”的研究角度出发，博物馆的特殊叙事，离不开对“人”与“物”的关注，也可以说，博物馆的“人”既包括博物馆叙事的主体(主要是策展人），又包括博物馆叙事的受众（社会公众）；博物馆“物”则是叙事对象。博物馆叙事主体如何通过博物馆特有的“物”（特指藏品），利用有效的手段，使逝去的历史画卷得以呈现，使不同的文化得以交流与融合，使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藏得以认知与探索，将是博物馆的叙事理论建构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
二、博物馆叙事方式的基础：
藏品体系与陈列展览
在博物馆发展历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藏品即“物”曾一度被博物馆叙事主体作为唯一的核心要素来重视。针对“物”开展的藏品征集、保护、研究等工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一直被定位为博物馆工作的中心。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推进，社会对博物馆的“藏品中心”定位发起了极大挑战。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博物馆学学者鹤田总一郎提出，博物馆是“人与物之间的结合”，其本意是在强调博物馆“物”的基础上，推出博物馆具有“人的属性”和“社会的属性”的重大意义，不想因此却引发部分人群对博物馆工作重心的片面理解，如误解博物馆从“藏品中心”向“公众服务中心”的转变就是要放弃对“物”的重视。再后来1999年的意大利则出现了“没有藏品的博物馆”。这家位于保罗格纳的犹太博物馆（MuseoEbraicoinBologna)没有一件藏品，因而又被称为是一座“空的博物馆”。[2]此外，近些年，日益兴起的完全不具备实体特征的网络虚拟博物馆，也对博物馆的“物”的本质引发了争议。
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对于我们博物馆人来说，应该认同的是，博物馆的“物性”。“物”即藏品，作为博物馆的本质特征，必须被坚守，否则，博物馆同其他机构，如展览馆、美术中心等，有何区别。我们需要达成共识，凡被称之为博物馆的事物，前提条件必须有“物”的收藏。当然，现今流行的诸多冠以“博物馆”称号的机构，我们博物馆人完全不该自乱阵脚，这些冠名现象，其实恰好反映了博物馆因其“物”的特殊性而在社会上展现的重要性与流行性。
所幸的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最近一次修改的博物馆定义仍然重申了博物馆对“物”的坚持，只是这里的“物”已经扩大到人类一切的物质与非物质性的遗产。
博物馆的“物”，即藏品，主要指的是包括直接资料（如实物）、间接资料(如模型、复制品、记录等）以及图书文献在内的全部博物馆资料，[3]它对于博物馆叙事体系的重要性来说，是其叙事得以成功的基础中的基础。
但遗憾的是，尤其是我国现阶段，博物馆藏品体系的完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表现在：藏品的来源、藏品的深度研究、藏品体系的构建等方面。
针对藏品的来源
受我国现行文博行业体制和机制的约束，目前我们多数博物馆藏品来源的考古发掘渠道被生生截断，由于博物馆叙事主体并不直接参与考古发掘工作，而且考古发掘的“物”一定时期内很难入藏进博物馆，这是障碍之一；其二，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博物馆藏品的征集主要依靠购买入藏，但是当今稍好些的文物，或者是成系列的文物，要入藏博物馆，需要的费用不是作为公益性社会机构的博物馆所能承受得了的。
针对藏品的深度研究
目前博物馆界普遍缺乏系统而目标意义指向明确的对藏品的分析研究，我们不乏文物鉴定专家，但是在藏品文化鉴赏方面却略显薄弱。我们对依据自身博物馆的特有定位与性质有目的、有计划地征集藏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少之又少，对基于博物馆教育目标开展的藏品研究考虑较少，尤其是如何将藏品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博物馆叙事受众（社会大众）的文化接纳与濡化之间联系起来推进研究。还有就是，博物馆的藏品与陈列展览之间的交叉研究也较少。
针对藏品的体系化建设
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博物馆的藏品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优化，仍然停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硬性划拨、盲目收藏的格周中，各类博物馆在藏品征集方面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更别提依据博物馆的性质与特殊区域文化建构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藏品体系了。
同样重要的是，博物馆叙事方式的另一个基础：陈列展览。
所谓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指的是“在一定空间内，以文物标本为基础，配合适当辅助展品，按照一定的主题、序列和艺术形式组合成的，进行直观教育、传播文化科学信息和提供审美欣赏的展品群体”。[4]
博物馆利用陈列展览筑起一道沟通历史与现实、公众与自身的桥梁。也可以说，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叙事体系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途径和方式，博物馆通过陈列展览达到再构历史与文化的叙事目的，而目标却在于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及因之配套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相关服务与教育活动能够启迪民智、开启未来，以此来担负博物馆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
在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又属博物馆的陈列。
我们知道，即使是基于最宽泛的博物馆定义，凡称之为博物馆的实体，一定得有以自己的收藏品组织的常设的展示活动，这种常态的展示活动，就是博物馆陈列。
陈列是博物馆自在的标志，每一个基本陈列都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声明，博物馆借助这一声明，宣示自己在遗产服务领域的“归属”、“专业贡献”和“使用者”定位。[5]博物馆陈列与展览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使用的是不同的博物馆藏品资源。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博物馆“物”与陈列展览之间的关系，博物馆“物”成为可以直接定性博物馆展示活动的重要标准。
此外，陈列展览还与博物馆的另一核心“人”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拋开作为博物馆叙事受众的社会公众的“人”不说，陈列展览的责任与义务主要由作为叙事主体的策展人来承担。
每一名博物馆从业者都力图让自己成长为独立的策展人，这是从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核心出发的。合格的策展人应具备精深的文化底蕴，并能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对博物馆的“物”具有深厚的研究，能策划出生动形象、令观众喜闻乐见的，并对公众具有一定教育引导作用的陈列展览。一个展览的成功举办，不仅仅是体现在所获得的漂亮的观众数和宣传报道数据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开展一系列服务和教育活动把对历史的思考、对美的追求传递给广大公众，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这样的意义出发，博物馆的策展人也可以算是教育者。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博物馆界对怎样办陈列展览研究不够，特别是没有从专业的角度认真研究博物馆常设展览(基本陈列）的功能、作用，致使博物馆的基本职能没有发挥出来，由此造成了博物馆与社会大众的隔阂。我国博物馆界当下的境况是，陈列展览的实际工作做了很多，而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做得较少，比如，什么是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怎样办好基本陈列，就是一个研究不够的问题；再如，近二十年来，我们对基本陈列与临时展览这对专业概念也研究不够，好像博物馆发展到今天，似乎已不存在基本陈列与临时展览的区别，甚至出现了以展览取代陈列，至少是轻陈列重展览的倾向。凡此种种，对于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办好陈列展览，实现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一方面需要博物馆叙事主体的策展人不断自我解放，不断加强自身工作能力；另一方面从博物馆内部动力的角度出发，则需要改革机制。
以湖南省博物馆为例，自2003年第一个采用新策展机制成功推出“人民公仆郑培民先进事迹展”以来，以行政主导向业务主导转变的业务运行模式，即“项目制”的革新，掀起了湖南省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的新高潮。此后的诸如“走向盛唐展”、“国家宝藏”展、“古典与唯美”展、“凤舞九天”展、“草原牧歌”展等大型临展，也都是成功运用“项目制”的典范。博物馆的策展机制革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仍然需要不断地创新与自我挑战。这与博物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相吻合的，博物馆需要与时俱进，博物馆的“人”与“物”同样都需要不断自我救赎与解放。
三、博物馆叙事目标的转向：
从收藏过去到教育未来
博物馆依托“物”的叙事基础，衍生的系列相关服务创新的内容与方法，如作为博物馆核心叙事途径和手段的陈列展览、不断延伸的博物馆服务等，都在于博物馆界日益达成的“博物馆是公众服务中心”的工作理念的共识。
今天我们的工作，当务之急仍然是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博物馆是公众服务中心的基本理念。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观念和体制的原因，使得我们的博物馆与社会大众有着很大的距离，即便是和社会发生联系，更多的情况下，也是主要为领导、为专家服务。中国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正在打破过去壁垒森严的时代限制，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高雅艺术殿堂，从而最终为社会各阶层的公众能平等地共享文化遗产服务。但是，也正在于“以公众服务为中心”工作理念的确立，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践行博物馆“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宗旨，以此探索新时代对博物馆叙事目标的要求。
不同于叙事目的的直接性，博物馆的叙事目标主要强调的是博物馆的事业理想和终极追求。
博物馆的叙事目标与其功能联系紧密。无论是博物馆的四大基础功能(典藏维护、展示、研究、推广教育），还是现代博物馆的十大功能组合（收藏保存、创造、研究、观光、宣传、展示、休闲、娱乐、教育、经济），一个需要被理解，或者是更需要我们超越来看的时代要求在于博物馆对教育理想的永恒追求。当代博物馆只有真正关注和切实满足公众的需求，以教育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社会，积极成为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新文化的发生器，才能彰显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教育部负责人曾说过，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除了它傲世的艺术收藏，最令人自豪的是可以为五岁儿童到博士学位设计艺术史课程。这不仅是他们的骄傲，也是全世界博物馆人的骄傲。
实际上，无论是博物馆的历史考察还是博物馆学理论的探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博物馆就是一个基于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社会教育机构，这是博物馆最核心的理念与功能。
公共博物馆产生后，其区别于贵族收藏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博物馆以教育为目标，并调动一切手段进行藏品研究、安排陈列展览、组织开放接待、出版资料图册、强化全程脤务，通过其特有的教育形式，将各项工作转化为教育成果。教育，构成了博物馆服务体系的核心内容。
我们不妨说，博物馆之“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就是以博物馆的藏品为基础，通过陈列展览的举办，并围绕这一系列展示活动而专门策划和组织实施的教育活动来实现的。这从本质上体现了博物馆叙事目标的功能性转向，即从独重“物”，关注“收藏过去”向“人与物”的并重，教育服务未来的角色转变。
教育是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一种积极有效的途径，是人类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储备、精神境界的传承和提升行为。博物馆教育区别于社会其他机构，尤其是学校教育，具有自身特殊的所在。
“博物馆的教育是由发生在内部或外部的活动、展览和出版物的组合因素所传递的。这包括一系列结构性的或非正式的行为：实践工作室、课程、电影、音乐会、时尚表演、展览、展示、出版、录像、剧院、流动汽车或火车等等。”[6]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教育作为博物馆的重要社会诉求得到了空前重视和充分彰显。博物馆教育通过为观众自主学习提供服务而实现教育目标，从观众需求出发，积极创造学习的氛围和互动、对话的条件，使观众主动参与博物馆教育传播的过程。
作为叙事目标的博物馆教育，要引导观众利用博物馆资源，激发其探求知识的欲望，简而言之，就是要培养和激发公众对博物馆的兴趣。
博物馆教育的服务对象是全社会的广大成员。不同的服务对象，其教育活动的设计也应有所不同。博物馆教育从服务对象的年龄构成来看，有未成年人教育和成年人教育；从服务对象的组合形式来看，有个体式教育、家庭式教育和团队式教育；从服务的区域来看，有馆内教育和馆外教育。博物馆教育有着多种多样的传播形式，大体包括围绕藏品和陈列展览开展的讲解（导览）、演示、出版及咨询服务、演出、教学、讲座、学术研讨、专题鉴赏、座谈、家庭日活动、手工坊、夏令营、比赛、博物馆之友、电子网络服务等。
博物馆教育活动能够得以组织和实施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有二：一是有能充分体现教育功能的专职机构；二是有开展社会教育的专业人员。当然，博物馆教育必须是建立在一定的藏品及对藏品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同时，还需要必要的经费和适宜的场地及设备等。
四结语：傅物馆叙事体系的完整内涵
在博物馆的叙事体系中，我们可以剥离出与之密切相关的几个核心要素，即“人”（叙事主体主要是策展人与叙事受众的社会公众）、“物”（叙事基础的藏品）、（叙事途径的）陈列展览、（叙事目标的）教育。这些核心要素之间通过线性链条构筑起紧密的网络联系，形成了博物馆特有的内在结构和机制。当然，只是具有结构并不能构成整个博物馆的叙事体系。博物馆的叙事体系是一种丰富的、多渠道的、多形式的反映博物馆整体形象的有机组合。
它将以藏品资源为主要“原料”的陈列展览打造成能满足教育目标的核心文本，并配合该文本，衍生出一系列相关服务的内容和方法，如从广度上讲的，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机构，为全社会服务，要充分考虑到不同观众对博物馆服务的不同要求，保证服务的可获得性，像博物馆为残障人士的服务，包括行动不便者、视觉障碍者、听觉障碍者、智力障碍者等，同时，博物馆还要走出去，把服务延伸到社区、学校和能力所及的一切范围；而就深度来言，博物馆在研究藏品、展陈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自有资源，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内容，如交互式的展示环境、虚拟的网络空间、博物馆的深度探索等等。诸如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博物馆叙事体系的完整内涵。
此外，博物馆的叙事放置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时空中来看，与文化遗产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建构的集体记忆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博物馆叙事的意义正在于利用虚拟的场景和真实的遗产重塑历史的“客观存在”。博物馆以其丰富而珍贵的藏品资源打造的陈列展览文本，在于重塑历史，揭秘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而成为人类领悟文化与生命，追溯记忆的“殿堂”，属于建构的真实。这种建构的真实，是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之中，通过博物馆叙事主体的集体失忆与记忆，选择或丢弃某种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达成的认同。当然，这样的集体失忆与记忆也是来源于对悠久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捕捉，甚至是想象。任何一名博物馆叙事者，甚至是所有具有良知的学者都不放弃力图重构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只是可能会囿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而不能完全复原。因此，以“社会公众服务中心”定位的博物馆必须谨慎地推出自己的教育服务项目，尤其是在代表着一个博物馆品位与性格的核心产品方面，要秉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研究态度。
总之，博物馆的叙事要最为真实地反映客观存在，为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需要博物馆保持叙事的高度自由和科学，需要叙事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治学的严谨态度，才能真正做到“博物馆不在乎它拥有什么，而在乎的是它用拥有的做了什么”。
注释：
[1]http:aike.baidu.com/view/37900.htm.
[2]RobertMacdonald,MuseumsandControversy：财对C如阶极Curator，1996(39):167-169.转引自杨玲、潘守永主编：《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第36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
[3]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第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同[3]，第246页。
[5]甄朔南：《文化与自然遗产营销学：以博物馆为例》，载徐嵩龄等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第36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6]罗杰·迈尔斯、劳拉·扎瓦拉著，潘守永、雷虹霁等译：《面向未来的博物馆——欧洲的新视野》，第15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
作者：舒丽丽，湖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民族民俗文化、古代物质文化及陈列展览，出版发表《中国民族村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侗族地区乡村治理文化机制探究》《漫谈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博物馆叙事方式刍议》《浅谈博物馆建立公共收藏的途径与方式》等编著论文20余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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