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时间不算长。但改革以来，成就很惊人，至少按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就占总人口的近一半了。而国家统计局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为55％。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在黄亚生和我主编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一书中讨论了“三农问题”的一个可行解决方案是让农民入城去，推动更好的城市化。其背后的逻辑是靠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进而能有足够大的“饼”用来分，这样不管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能得益。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区分了两类不同的改革。第一类改革，指的是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能够直接减少贫困的改革；而那些旨在提供教育和医疗等，且需要不断的经济增长作基础才能实施的改革，称为第二类改革。第二类改革能促进社会包容。没有第一类改革的推动，就无法推动第二类改革。按照中国人熟悉的说法，那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城市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要高，因此随着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变成城里人，由于城市的高效率带来的收益也会使农民工获益。如果这个过程顺利扩展，城市化还能持续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其正面的溢出效应也会惠及农村，慢慢缩减城乡差距。
但问题就在于这个过程恐怕不顺利。每年春运的人潮还在不断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即农民工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城市里扎下根来，诸多城市的福利其实农民工无法享受，也就导致他们无法真正城市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农民工子女在城里的受教育问题，各个大城市甚至还出台了“以教育控制人口入城”的各种政策，导致在教育方面，城乡严重失衡，并且不公平程度还在加剧。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罗思高等人的调查表明，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初中、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持续性贫困导致无法支付长期就学的成本是首要原因。父母外出打工固然能提升一定的收入，但又会出现疏于照料的现象，从而导致学生学习表现差、心理压力大。学习差和压力大又是辍学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如果农村的教育跟不上去，城乡教育差距就会导致城乡劳动力在就业市场的差距，从而形成收入差距。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很可能就会代代遗传，形成代际不公平。
从城市化的结果看，效率提上去了，其正面溢出效应也得到证实了。但“兼顾公平”却被忽视了，不公平带来的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反噬效应也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城市化或者更大范围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只不过是我们通向美好生活的手段。现在是时候回问一句“城市化到底为什么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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