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商崛起。婺源商人作为徽商队伍中的一支劲旅,或子佐父贾、或翁婿共商、或兄弟联袂、或同族结伙,东进沪、苏、扬、锡、杭,西出湘、鄂、云、贵、川,北上京、晋、冀、鲁、豫,南下赣、闽、粤直至扬帆入海贸易外夷。他们与徽州诸县商贾一道,尊奉朱子,崇儒重道,坚守“诚、信、义、仁”商德,共创了“无徽不成镇”的奇迹!
徽商能从南宋崛起时的一个不起眼小帮,到明清之际跃为中国十大商帮中的翘楚之一,与他们崇尚“贾而好儒”,讲究“以儒道经营”之商德有很大的关系。其以儒道经营之商业道德,具体表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等方面。
以诚待人通常而言,商人的本性是唯利是图,惯用“智”、“巧”、“机”、“诈”等手段聚敛货财是商人的共性。
可是徽商却深刻认识到,商人与顾客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商人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因而,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强调“忠诚立质”,主张“以诚待人”。如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珠江业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市侩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文契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在珠江鬻茶20 余年,虽为此而亏蚀本银数万两,但却“卒无怨悔”。徽商所谓的“诚”,就是儒家所宣扬的“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的道德说教在其商业活动中的具体应用。
以信接物徽商在经营中十分重视自己的信誉,以信接物,货真价实,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在商贸中,有些奸商劣贾常采用手段卑劣的掺假造伪、以次充好、克斤扣两、加码涨价等伎俩经营,借此牟取暴利,但有道德的徽商却不屑为之。他们懂得,信誉是商业之灵魂,是无形资产,恪守诚信不欺的商德,是经商长久取胜的成功之道。如婺源茶商程树梅“业茶三十余载,与人交易,一诺千金,从无契约”。讲信用、重然诺的徽商,凡为他人做事或答应过人家的事,都会守信不渝。清代婺商毕周通,曾接受邻村王某存银60 余两。王某病死后外人都不知有此事,但毕周通却专立一个账本,上面记载他存银的年月。数年后,王某之子长大成人,毕周通拿出账簿,将王某的存银连本带利一并归还。凡此,无不表明徽商把“信用”二字视为重要的商德。徽商恪守的“信”,自然是从儒家“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信修睦”中来的。
以义为利应当说,做生意讲究成本核算,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这是无可指责的。徽商在经营中不是不讲利,也不是不要利,关键是他们能正确对待“义”和“利”的关系。徽商对以靠欺诈手段牟取厚利的行为十分鄙夷,大都倡扬“以义应事”、“轻利重义”,力求做到“利缘义取”、“以义获利”,从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一旦当义、利矛盾时能做到“以义制利”,主张非义之财不取。
婺源米商詹元甲,在外经商时结交了当地太守陈其崧。某年大灾,严重缺粮,太守为缓解灾情,出府库银20 万两委托詹元甲到外地采办粮米。既至,旅店主人告诉他:“此地买米,例有抽息,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詹元甲毫不心动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也。”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数千金。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徽商津津乐道的“以义为利”,其源盖出于此。
仁心为质在激烈的商海竞争中,徽商能“以义为利”,坚守“诚信”经商,与其“仁心为质”、不乘人之危而敛财的良好商德分不开。如婺源米商俞文浩,因清咸(丰)同(治)间(1851~1874)米价昂贵,出谷平粜,村人感之。詹景瑞也是个以“仁心”经商的典型。明万历间(1573~1619),詹景瑞市米四千二百石至饶,值岁歉,尽捐济饥,江右勒石颂德。徽商讲求的“仁”,自然是从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和孟子的“仁者爱人”中来的。
正是由于徽商以儒家“诚”、“信”、“义”、“仁”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之根本,所以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称雄商界数百年而不衰。(陈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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