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商崛起。婺源商人作为徽商队伍中的一支劲旅，或子佐父贾、或翁婿共商、或兄弟联袂、或同族结伙，东进沪、苏、扬、锡、杭，西出湘、鄂、云、贵、川，北上京、晋、冀、鲁、豫，南下赣、闽、粤直至扬帆入海贸易外夷。他们与徽州诸县商贾一道，尊奉朱子，崇儒重道，坚守“诚、信、义、仁”商德，共创了“无徽不成镇”的奇迹！
徽商能从南宋崛起时的一个不起眼小帮，到明清之际跃为中国十大商帮中的翘楚之一，与他们崇尚“贾而好儒”，讲究“以儒道经营”之商德有很大的关系。其以儒道经营之商业道德，具体表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等方面。
以诚待人通常而言，商人的本性是唯利是图，惯用“智”、“巧”、“机”、“诈”等手段聚敛货财是商人的共性。
可是徽商却深刻认识到，商人与顾客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商人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因而，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强调“忠诚立质”，主张“以诚待人”。如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珠江业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市侩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文契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在珠江鬻茶20 余年，虽为此而亏蚀本银数万两，但却“卒无怨悔”。徽商所谓的“诚”，就是儒家所宣扬的“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的道德说教在其商业活动中的具体应用。
以信接物徽商在经营中十分重视自己的信誉，以信接物，货真价实，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在商贸中，有些奸商劣贾常采用手段卑劣的掺假造伪、以次充好、克斤扣两、加码涨价等伎俩经营，借此牟取暴利，但有道德的徽商却不屑为之。他们懂得，信誉是商业之灵魂，是无形资产，恪守诚信不欺的商德，是经商长久取胜的成功之道。如婺源茶商程树梅“业茶三十余载，与人交易，一诺千金，从无契约”。讲信用、重然诺的徽商，凡为他人做事或答应过人家的事，都会守信不渝。清代婺商毕周通，曾接受邻村王某存银60 余两。王某病死后外人都不知有此事，但毕周通却专立一个账本，上面记载他存银的年月。数年后，王某之子长大成人，毕周通拿出账簿，将王某的存银连本带利一并归还。凡此，无不表明徽商把“信用”二字视为重要的商德。徽商恪守的“信”，自然是从儒家“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信修睦”中来的。
以义为利应当说，做生意讲究成本核算，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这是无可指责的。徽商在经营中不是不讲利，也不是不要利，关键是他们能正确对待“义”和“利”的关系。徽商对以靠欺诈手段牟取厚利的行为十分鄙夷，大都倡扬“以义应事”、“轻利重义”，力求做到“利缘义取”、“以义获利”，从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一旦当义、利矛盾时能做到“以义制利”，主张非义之财不取。
婺源米商詹元甲，在外经商时结交了当地太守陈其崧。某年大灾，严重缺粮，太守为缓解灾情，出府库银20 万两委托詹元甲到外地采办粮米。既至，旅店主人告诉他：“此地买米，例有抽息，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詹元甲毫不心动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也。”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数千金。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徽商津津乐道的“以义为利”，其源盖出于此。
仁心为质在激烈的商海竞争中，徽商能“以义为利”，坚守“诚信”经商，与其“仁心为质”、不乘人之危而敛财的良好商德分不开。如婺源米商俞文浩，因清咸（丰）同（治）间（1851～1874）米价昂贵，出谷平粜，村人感之。詹景瑞也是个以“仁心”经商的典型。明万历间（1573～1619），詹景瑞市米四千二百石至饶，值岁歉，尽捐济饥，江右勒石颂德。徽商讲求的“仁”，自然是从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和孟子的“仁者爱人”中来的。
正是由于徽商以儒家“诚”、“信”、“义”、“仁”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之根本，所以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称雄商界数百年而不衰。（陈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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