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
音乐会“祖谱”上的工尺谱字
我在冀中见过上百册民间工尺谱的抄本。每至一乡，造访乐社，务以索谱寓目为快。版面阔大、线装布裱、楷法精纯、楮墨淡雅的抄谱，既体现了集文字与谱字于一体的书法之美，更体现了抄谱人传承文化的苦心孤诣，还在洋溢着乡村笃定情怀的笔迹中彰显出抄谱人守护乡音乃至秉持历史大义的精神。这些抄谱构成了我对贫困中汲取甘泉、苦中作乐的抄谱人的整体印象。据20年前的统计，京畿民间的抄谱有一百多本。一百多本乐谱意味着什么？我真心相信它们不止影响了一百位抄谱人以及十倍于此的读谱人，而是提升了整个京畿文化的品位！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关于抄谱、关于抄谱人的故事已成为一幕幕远去的背景，如同冀中平原上那些飘落的金黄麦穗。然而最近的一次发现又让我加深了对抄谱与抄谱人的敬重，这数卷抄谱不时潜入脑海、酸人胸臆，因为它不仅隽容秀骨、旷世无俦，而且映照的历史意味更是学理湛深、出人意外。
霸州市南头村音乐会的祖谱，部分已经腐烂，一本保持完好
分册的景深
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南头村音乐会老一代会员樊广印（1995年去世、时年90岁），于1970—1985年间，将所传大曲抄录于册，让我们对这位默默无闻的乡村乐师有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他把每一套大曲抄写在一个谱本中，计有《大华严七卷》《好事近七卷》《山坡羊七卷》《大红袍七卷》《西闻经七卷》《大将军七卷》《大成典七卷》《西江月开坛谱》。樊广印手下的所谓“七卷”，就是把每套大曲分别记写在七个调高上。这意味着按照固定名记写的工尺谱字，一律被“移调”记写于七个调高。令人吃惊的是，他把分写于七个调高的一套大曲汇集一体，采用分册装订（线装）方式，“七卷”并辑，单独成册。这种意识便有了意味深长的意义。
按照宋代郭茂倩辑录《乐府诗集》的规矩，汉代乐府辑录乐曲的方式是按“清、平、瑟、楚、侧”的宫调分类方式，如同巴赫写作和排列《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一样，一个调一首曲，共计24个大小调。换句话说，汉代辑录乐曲的方式或者说全世界音乐家按照音乐规律辑录乐曲的方式——按调归类，被樊广印改造为同曲异调的“七卷”，异调异卷，同曲同册。如此看来，他遵循的习惯可就不是分册“装订”那么简单了。
通俗地讲，古代乐器不像现代乐器一样随意转调，一个调的乐器只能奏一个调的乐曲。“随月用律”“改弦更张”说的就是演奏一套乐曲变换一套乐器或改变定弦的规矩。外行人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笙管笛锣”（云锣），内行人看起来却是长短、粗细、薄厚不一的“笙管笛锣”。一套乐器奏一套乐曲，一套乐曲呈现于一个宫调，一个宫调的一套乐曲也就记写在一册乐谱上。所以，一套大曲不但要具备一个调上记写的乐谱，还要具备七个调记写的乐谱。当然，能够用得起、制作得起十二个律高、十二套乐器的乐队只有宫廷，民间没有这等财力，这种规矩也就在宫廷消失之后自然消失了，而保持不同宫调抄谱的规矩也就随之消失了。反过来说，若存在七调分抄的乐谱，就意味着曾经存在过这样的传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樊广印的辑谱习惯具有的“意味深长的意义”。
1986年樊广印演奏云锣的照片
明人王骥德(1557?—1623) 作于晚年（1610）在《曲律》（又称《方诸馆曲律》）中提供了一部鲜为人知的大型曲谱信息，其中“林钟商一调”就有“二百余阕”，可见整体也是按宫调分类的。
予在都门日，一友人撰“文渊阁”所藏刻本《乐府大全》（又名《乐府浑成》）一本见示，盖宋、元时词谱。止林钟商一调中，所载词至二百余阕，皆生平所未见。以乐律推之，其书尚多，当得数十本。所列凡目，亦世所不传。所画谱，绝与今乐家不同……详备之谱，一经散逸，遂并其法不传，殊为可惜！[1]
清代宫廷主编《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之所以称为“九宫”，自然是因为遵循了对音乐家来说操作方便的按宫调分类的习惯。两汉与魏晋沿袭到明清的分类原则，除宫廷外很少在民间提到过。然而，四百多年前在王骥德《曲律》中偶然一闪的记录，却依然在河北的小村庄里遵循着。这让懂得古老分类的人不得其解。他从哪里继承了“诸宫调”传统？他不会“发明”，也没人“指教”，只有习得的传统才能让他遵循已有的做法。规矩来自哪里？值得注意的是，樊广印在每首大曲的始页上方帖上一方红色纸条，以作索引和翻页标志，这是以北京“智化寺”为代表的寺院抄本“涂以长方红框、辨以三角圆圈”的规矩。这个细节让人知道，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按传统行事，绝无“发明”。
如此看来，乡村抄谱牵出的历史线头的另一端就是深不可测的宫廷！岁月把历史之门关闭了，但乡村音乐家却用沿袭的抄谱习惯撬开了“深似海”的“侯门”。今天，音乐史将把他的卷册认作标杆，以此考察宫调理论的民间传承并重新评价其历史纵深。只有看到这样的大曲分卷，才让音乐史家意识到乡村抄谱人笔下凝聚的史迹以及超脱物质羁绊且催人泪下的故事背后潜藏的历史语境和技术景深。
樊广印抄录的乐谱
他让谱页走进诗性
我们之所以用“催人泪下”来形容这则故事不单是因为抄谱含蕴的技术景深，还有主人用的那一迭根本称不上“谱纸”的“纸”。这哪里是“纸”呀！确切地讲，它们是“水泥袋子”——30年前随处可见的“牛皮纸水泥包装袋”——见惯了“纸光如雪、墨气如兰”印刷乐谱的音乐家，无不顿足起呼，相视泪荧，如闻旱雷，如丧魂魄，惊奇不已那一迭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粗糙谱页”！花费时间、花费精力、精心炮制的谱页，让每位懂得乐谱对于音乐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的人百味杂陈。农民没有钱买正儿八经的纸，只好把“人民公社”时期装“水泥”用的“牛皮纸袋”拿回家。一般人认为无用的水泥包装袋，是乡村社会不需任何花费就能公然拿回家的“公共财产”。贫困是所有贫困者无法摆脱的窘境！连饭都吃不饱的农民怎么可能花钱买纸，连纸都买不起的乐师怎么顾得上抄谱，所有的奢侈都出乎这位身处贫困在乡村隐士所能及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南头村每一间拥挤的农舍里都有一位像樊广印一样终日忧劳的农民，每一位农民的脚边都有四五个嗷嗷待脯的孩子，孩子们在寒风凛冽的季节用水泥袋子封堵没有玻璃的窗棱，眼瞅着天一亮就背起粪筐下地干活的父亲迟暮归来。这一家人的贫困记忆与同村人一般无二。然而，连饭也吃不饱、连纸也买不起的人，却想到了“饥不可煮、寒不可衣”的文化，想到了承载音符、承载心愿的乐谱。无论是按照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还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物质匮乏为温饱所困的人都应该无暇顾及包括文化在内的其他需求，而这一切竟然对他都不适用。他超越了“仓廪足而知礼仪”古老规律，一域两境，同步做到。用最低廉的包装纸承载了最高贵的音乐！两种物质之间的不对接或巨大悬殊，让人产生了衔接冰火的奇特体验，不但令人心寒而且令人心痛。
使用后不在意的水泥包装袋，被随手丢弃在脚手架下。“丢”者无心，“捡”者有意。做泥瓦匠的樊广印小心翼翼捡拾回家。他把沾满水泥、泥土、草屑、污垢的牛皮纸，用水浸湿，洗净晾晒，去皱熨平，裁剪成长短一样、齐齐整整的长方形。道道工序，精心制作。贫困到极致又爱乐到极致的人，没有除了对着井水映照自己饥饿的面孔之外什么也不干的颓堕，没有悲观消沉，潦倒麻木，而是刻志益苦。底层乐师绝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沉重和悲苦。相反，他活泼坚强，乐观向上，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世和处境而颓废。爱乐之心毫不苟且，心气甚高。樊广印面目精瘦（只留下一张侧面照片），体魄强壮，意志坚强，是耐得住寂寞、熬得过贫困、跨越过一道道坎、穿越过无数亲朋死亡的伤痛而犹能骨骼强健的汉子。外理生计，内训儿孙，经营乐社，井井有法。与音乐相伴，与乐谱相陪，竟然活到90岁。谁能说对乐谱的酷爱与坚执抄写不是他得享高寿的福报？
音乐会乐师所用老管子和新管子
他的创意就在于从贫困的“日常”中发现“非常”，让废品连接天音。于是，包装袋脱胎换骨，一步跨进“诗性”！世界上最低廉的纸张闪烁出华丽的辉光！他弹去了灰尘和世俗，让垃圾变宝贝，卑微变高贵，平凡变非凡，粗糙变精致，腐朽变神奇，尘土变金石。天下独此一份的谱页，是主人高贵心灵飞跃诗国的双翼。看到升华版的“水泥袋子”，观者一惊而悟，乡村精英一笔一划、腐心焠掌托出的诗心，且止一步登天！
在乡村，人类精神世界最美好的“乐谱”没有被印刷在精美的书册中，没有被摆放在干净的玻璃柜中，没有被收藏在书架中，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的精美乐谱那样，而是随随便便丢置在乱七八糟的农舍炕头上。粗粗剌剌、落满尘土、残破不全、勉强装订在一起的谱页，像农具一样被毫无怜悯地随处一丢。贫困以及在贫困中养成的习性，就是当地百姓对待音乐的态度。乡村音乐家被围裹在司空见惯的习风中。然而，樊广印不一样！他的谱本，工工整整、齐齐整整、平平整整、方方整整、严严整整。那是我见过的最高贵的“品相”！
七套大曲分抄于七册乐谱上花费了多少时间？他用了整整十五年！暂不提“辛苦”这些不给劲的轻描淡写以及被弄得面目扭曲的“手抄笔耕”的隔靴搔痒，仅仅“十五个春秋”就足以称得出分量！我们无法想象十五个年头中多少日日夜夜是伴着谱页度过的，工工整整密密麻麻“刻”在谱页上的“音符”凝聚了主人多少劳作？消耗了晨抄暝写、孜孜矻矻、迎送无数暑去寒来的民间精英多少生命能量？高粱正茂，天过霹雳，细雨忽集，不能出工。值此坏天气，他却喜不自胜。研墨舒笔，手不停草。每装订一册，主人都会扣板而歌，其声其板，响彻堂壁。
音乐会保留的云锣
七大册乐谱，以字数算，约数十余万言。谱字大小相同，间隔疏阔均匀，笔划略无懈笔，点板换以朱红。我们不能拿书法家的标准要求抄谱者，但整体排列，中规中矩，像一排排篱笆间开满的“黑色郁金香”！
翻动册页，品鉴切口，巧妇一般的线装针脚，让人不得不说：制作册页的手是天底下最巧的手，制作册页的心是天底下最细的心。干起农活来粗粗剌剌的手，对待谱页却像巧女绣花。看得出主人的合眸定息，看得出主人的嗜好之笃。“殆无日不沉酣于此”！没有人了解艺人的良苦用心，没有人理解他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一样渴望把自己的乐谱工工整整记写下来、干干净净保存下来的愿望。然而，他靠着自己的意志做到了。
乐谱抄完了，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可以说，他的顽强生命被一点一滴移到了谱页上！因为这是他苦难生命中唯一的欢欣和宽慰。僧院式的十五年里，每一页都填满了抄摹经书般的虔诚。“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宅瑟瑟，案冷如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2]
南头村音乐会的会员告诉我们，老人去世前千叮咛万嘱咐要把音乐传下去，要把乐谱传下去。徒弟们嘉叹师傅，心怀敬重，没有辜负嘱托，用精致的银色盒子存放乐谱。打开盖子，一册册乐谱，纤尘不染，绝对想不到“前世”的水泥袋子，若无会员们解说，谁也看不出其“贫贱出身”。然而，樊广印给她穿上了“水晶鞋”，给她披上了“女儿装”，梳帖“花黄”，容光焕发，承载了一身“高贵”。于是，这家乐社“花气随风，香无断际”。
大事可以通过小事体现，学术就是借小事解读宏大。天底下唯一一份“水泥袋子”上的抄谱，托举出一份敬业精神和诗国天心！樊广印的抄谱让人看到了乡村精英能做的、所做的、倾力而为做出的、冲破了“小事”而成的“宏大”。
音乐会老乐师所用笙
抄谱故事与人性光辉
需要注意的是乐谱抄写的起始年头——1970年，这是“催人泪下的故事”的另一层函义。传抄不但发生在正常年景，还发生在“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的年头——一堆堆印刷的乐谱和印刷的“文明”彻底解脱图书形式、投入烈焰、化为灰烬、化为纸浆的年头。我无数次接过会员递来的“残谱”，发现该出现“大曲”标志性曲牌的地方戛然而止。按常理，此后还应有必然连接的曲牌，然而能看到的就这么多了，核心曲牌，不翼而飞。那时恨不能把撕谱人拉出来暴打一顿。“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3]
这样的背景却出现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樊广印逆流而上，在最不该抄谱却最该保存乐谱的年头，“胆大妄为”，独步天下。空谷足音当然是因为乡村社会的“保护机制”。递个眼神，老会员们便于僻静处递过来一本乐谱，四处张望一下，悄悄塞进腋下。这个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可思议、令人骇惧的事，在聚族而居的乡村发生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
民间艺人居于边僻之区，交游既寡，闻见复稀，获得一点文化信息极不容易，因而极为珍视。他们在“燕山胡骑鸣啾啾”的乱世中保持了清醒。谱页流出的是什么？当然是野火烧不尽的坚执。
本雅明说：“书抄一遍如同在一条乡村道路徒步跋涉，人们因此看到了景致的千变万化，那比浮光掠影的默读不知要强多少倍。”[4]三百年前，年轻的巴赫从哥哥手中偷出乐谱，一个符头、一条符干、手抄了几本乐谱。暴虐的哥哥发现后将其付之一炬。倔强的巴赫重头再来，结果又是在劫难逃。乐谱烧了，巴赫却从中学会的赋格写作，印在脑中的技术会像火焰一样发光，那是烧不掉的。瓦格纳年轻时代把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一个声部不缺、一个音符不漏地抄写一遍，从中收获也是读谱永远深入不到的。西方音乐史中几位近于疯狂的抄谱者都在如醉如痴、懵懵懂懂、酷爱音乐而不计其余的年轻时代做出了超常举动，这些连行为者本人也难以估量的壮举，就是其日后登上音乐巅峰的阶梯。藏身谱页的“精英式作为”，谁也想不到竟然是一个人迈向音乐巅峰的最初步伐。谁能说他们之后的伟绝鸿功不与早年留在谱页上的点点滴滴有关呢？
遥想分布于不同时空的抄谱人何尝没有相通感受？抄谱就是缺乏教育时代的最好课本。抄录不仅是记录，还是思考的耕犁。心得比之道听途说更深刻。今人怀着同情之心看待那个时代无法获得印刷品的音乐家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重复劳动而不免叹息，其实“磨刀不负砍柴工”，日后效率就在抄写之中。
樊广印抄录乐谱一册的“粗糙”封面
抄谱赋
呆在城里和图书馆里永远听不到打动人心的故事，看不到光芒鉴影的手抄谱本。“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杨万里《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其一）我听到了好听故事，感受到了以个体生命的投入衡量的谱本分量。小人物的故事可以传递非常强大的痛苦。用冰冷冷的学术概念替换田野实录，就是用学术冷静取代人性温暖。此时此刻，我宁愿用音乐家的易感代替音乐学家的冷静，因为抄写人的故事以及“水泥袋子”的“品相”让人禁不住动容，这也是我相信“纸贵”寓言依然存活的另一种分量足以倾城倾国的“自表述”。我选择的描述方式对于学术来说可能是最坏的一种，对学理来说却是最好的一种。
南宋安子顺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我要补充说：读樊广印抄谱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无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对于世界上的故事要用“巨大的耳朵”去倾听，惟其如此才能听到世间的卑微和人性的高贵。这个短语让我想到萧梅教授的女儿程之伊办的微信公众号“行耳”。乡村抄谱人的生平都是空白的，时光过去了，除了一点事迹在冀中的纵深处“南头村”流传外，多数人不知道了。我们只能根据后人一鳞半爪的口述，拼接起一段被勉强连接起来的故事。我们愿意洗耳恭听，只要听到一个抄谱人的名字，听到一段抄谱人的故事，就应该组织起一篇记述，塑造为一个有血有肉、意志坚强的乡村乐师的形象，让他立起来，传下去，以供缺乏个体鲜活资料的民族音乐志考量。
樊广印的故事大抵就是夙好音乐的农民惨淡经营、把一生融入区域文化传承、往往难以留下痕迹却幸运留下了痕迹的事迹，这自然是民族音乐学应该用“巨大的耳朵”去附耳倾听的隆隆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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