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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家沟秧歌史纪略

文集《而立·儿时》



2019年的农历六月初五,古老而安静的黄土高原小村落常家沟迎来一场欢天喜地的盛事。

金鸡报晓,旭日初升。轰鸣的爆竹声中,随着高亢的唢呐奏起《回娘家》的曲调,总指挥常浩军一声令下,锣鼓敲了起来,彩绸舞了起来,花伞撑了起来,秧歌扭了起来。从常家沟出嫁的女子,方言俗称“女客”,与常年在外的游子们,在这一天盛装出席、同回故里,共一千五百多人,用陕北秧歌——这一颇具黄土地特色的舞蹈形式,载歌载舞,欢聚一堂。


自幼记忆中,每逢正月,常家沟的秧歌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听父亲说自他儿时起便是如此了,想想那已经是刚建国的年代了。能延续至今且日益红火,实属难得。通过整理父亲和各位长辈的口述历史,将常家沟传统秧歌略记一二。


常家沟所在地本是一条普通的沟道,由大家峁、王家梁、前塔上、井子梁四座大山环抱,一条小溪自东向西涓涓流淌。明朝大将、开平王常遇春的后裔迁居此处后形成常氏村落,开启了绵延四百余年的村族史。

从那时起,常家沟便被称为周边有名的“文化村”。在近代和现代,更是走出很多战时的英烈和建设时的优秀人才。以西北革命创始人之一、“抗日县长”常汉山最为著名。常家沟秧歌的起源,便与常汉山及其后人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常汉山在北京求学时便是进步学生代表,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回到家乡后参与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负责党的宣传工作。解放后在绥德师范学校任教导主任,主抓政治教育宣传工作,爱好并擅长文艺,组织学生文艺活动风生水起。

家学渊源,幸有传承。

常汉山的儿子常旗,也是一生喜好文艺,被乡亲们称为文艺多面手。能拉会唱,能敲会打,善排善导,尤其组织起秧歌来更是得心应手。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做到了不仅喜欢,更有热爱。

建国初的黄土高原压抑已久,勤劳的陕北人民用小米、用高粱,勒紧裤腰带支持党中央打赢抗日战争,迎来解放的新中国。该用什么样的形式表达人民翻身做主的喜悦呢?非秧歌莫属了。在常旗的倡导和带领下,红红火火的秧歌在春节闹了起来。没有资金?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全部承担。没有道具?他自己跑县城、跑地区亲自采购。没有剧本?他到地区新华书店一待就是一天,有独立原创,有借鉴改编,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剧本汇编逐渐形成。

腊月刚到,唢呐锣鼓的声音便在沟沟洼洼里开始回响。天南地北读书回来的学生、前村后沟的女娃后生们纷纷赶来报名扭秧歌,管饭吗?不管。那也要报。背词的背词,练乐器的练乐器,踢场子的踢场子,在常旗家院子里尘土飞扬、热热闹闹地排练了起来。

村里要组织好一支能歌善舞的秧歌队,除了一名德高望重、办事认真的“领头”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吹拉弹唱的“把式”齐全,哪个吹唢呐,哪个拉二胡,哪个弹三弦,哪个敲大鼓,哪个拍大钹,哪个击小镲,哪个捶铜锣,少了一样可都不行。很多村子组织不起秧歌队伍就是因为这些人才稀缺。

可常家沟偏是文艺人才济济一堂。常旗、化壁唢呐一绝,教师天宝鼓点非凡,天山的钹、士平的锣,向凡的小镲,常锐的二胡,光宗、常虹、常亮的板胡、琵琶、笛子等,个个都是好把式。成套的乐班都来自常家的叔伯子侄,配合起来默契无间,堪称一个小小的交响乐团。再加上常世才、耀邦、沛仰、进喜、维银等一大批秧歌爱好者,把常家沟的秧歌排练得那叫一个红火热闹!

除夕临近,半个多月紧锣密鼓的排练终于结束。当大年夜的爆竹味、大年初一的饺子味还没散去,初二的一大早,鞭炮声声响起来,唢呐阵阵吹起来,伞头打起伞,领着整装待发的秧歌队出了台,去给农户家谒门拜年。村中的男女老少也早已穿好棉衣,根据早早打探到的消息,蜂拥到接待秧歌的大院子准备一睹红火。

谒门的顺序是先从军属、烈属家庭开始,之后顺着走到每一户人家,谁都不能落下。

到了一户人家,秧歌队的长龙必须从大门鱼贯而入。主家忙着给秧歌队和站满门口、脑畔的乡亲们发糖散枣递纸烟,建国初还会发一种小吃叫“油炸炸”。随着锣鼓点由缓转急,秧歌队已在院子里绕成一圈,伞头手腕一抖,迅速扭开了大场子,这大场子阵型是按着地形的不同而展开的。你要是圆形,卷席筒扭一场,你要是半圆形,月照葡萄来一回,你要是不规则,那就走个秦王乱点兵……总之是整个场地的边边角角都能利用上、照顾到。

为什么叫“扭”秧歌?因为陕北秧歌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扭”。随着锣鼓唢呐的伴奏,演员们以腰部为中心,头和上肢随双臂大幅度扭动,脚下以'十字步'作前进、后退、左腾、右跃的走动。上下和谐,步调整齐,彩绸飞舞,彩扇翻腾,就像一个锦簇的花团,盛开在黄土地上。

一场扭罢,锣鼓点放慢,演员们再次围成一圈,伞头独站中央,面向主家窑洞,全场鸦雀无声,洗耳听他亮嗓开唱:

秧歌谒门进贵院,你们的招待赛国宴。

发了瓜子散糖烟,时运又好身康健。

可别小看这几句唱词,往往都是伞头根据每户人家家庭情况的不同而既景生情,现编现唱,很讲究“即才”。建国初的第一批秧歌队里常世才便是伞头,后有进喜青出于蓝,他们的唱词语句浅显、老少易懂,但妙趣横生、诙谐幽默。夸张和比兴,是伞头编唱里最常用的修辞手法。

比如主家是个石匠,便唱“主人的技术不一般,精雕细刻好手段”;主家是庄稼汉就唱“粮食打下千万石,骡马牛羊满圈站”。往往是主家听了高兴,看客听了开心,皆大欢喜,热闹非凡。

听父亲回忆,有次秧歌队走错了一家人的进门路线:没走大门(正门)走了二门(后门)。这可是犯了正月里谒门的大忌讳,主家接待之余,自是面有愠色。正在尴尬之际,常世才张口便唱:“大门没来二门来,家添人口外添财。”仿佛走二门专为添财而来,主家瞬间笑逐颜开。

大场子之后便是踢场子。

通常是有男扮女装,化妆为丑角演出,俗称“蛮婆”、“蛮汉”,相传是来自古西夏国的好吃懒做的流浪人口,留下许多笑话。后被世人加以演绎,类似京剧中的丑角。化妆服饰夸张,丑得滑稽有趣。蛮婆头上插根葱,眼角点眼屎,两耳挂枣,左手拿扫帚,右手擀面杖。蛮汉则前弯腰,后背锅,反穿羊皮袄,左手提烟袋,右手拄拐杖。二人在锣鼓家什的伴奏下,摇头晃脑,你追我赶,夸张扭动,反而丑中显美,逗得观众前仰后合。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踢场子演出的当口也完全不会有冷场的现象存在。乐器刚落,常维凡从人群中一跃而出,“锣鼓喧天真热闹,热闹当中我来到”,一段顺口溜用来垫场、补空,妙趣横生。

一家演罢,继续赶往下一家,如此循环往复,虽然那时的常家沟户数远没有后来多,但谒门也真是一个累人的活计。可你看无论是秧歌队还是簇拥的看客,无论是乐手还是接待的主家,没有哪一个不是兴高采烈,毫无疲累之色。

不像在县城秧歌拜年需要主家给意思一点“喜钱”,我们村的秧歌是没有的。上得门来,生活过得好的,瓜子、醉枣、油炸炸,黄酒、豆芽、猪头肉,再倒一圈酒给演员、伞头们。过得不太好的,一饼盘糖、几颗花生也是同样一番热闹。

那时的陕北农村极度贫困,父亲儿时还穿着奶奶亲手缝制的连脚裤,厚重笨拙。有一次为了赶着看秧歌,一脚踩进河滩的冰窟窿,拖着湿透的裤腿,一直追着看谒门,直追到后沟看完才罢。

第二天的重点,是秧歌小剧,也叫演节目。其实这才是常家沟秧歌的杀手锏。

通常由村里院子大、生活条件好的庄户人家负责接待,白天和晚上分别在两家人院子里开演。因为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看演出的盛况更是空前,婆姨女子庄稼汉,站得满坑满谷。

第一场依旧是一番大场子热热场,整个院子彩扇翻飞。第二场踢场子与谒门不同,必须得规定截止时间,不然人们都毛遂自荐、踊跃着上场,演一会闹一会,看一会笑一会,眼看就要耽误了午饭时间。

第三场便是秧歌小剧了。这小剧的剧情是与时俱进,年年不同的。常家沟编剧也是代有才人出,先有常旗、化壁,后有进喜、维银。剧目多到连演三天不重样,而且均是自编自导,甚至连曲子都是常锐负责原创的。音乐优美、节奏明快,高亢雄浑,委婉清秀,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剧情题材非常广泛,多以政策宣传、民间故事、历史公案为主。50年代有反应旧时代疾苦的《铁算盘》、《穷人恨》、《小寡妇上坟》,60年代有提倡恋爱自由的《反对包办婚姻》,到了70年代有反应农业学大寨的《送肥路上一对筐》,再到90年代有《计划生育好》等等,梳理下来活脱脱是一部鲜活的新中国“三农”政策发展史。

老汉们叼着旱烟锅,娃娃们磕着炒瓜子,男女老少围作一团看得津津有味,忘了已经日落西山。

早年间晚上没有电灯,人们便用棉花蘸上蓖麻油点灯,后来换为需要打气的汽灯,到最后便有了明晃晃的白炽灯了。

晚上的节目更是红火热闹,俗称跑水船,也叫搬水船。用旱地行舟的方式,表演黄河渡口的爱情故事。有老艄公、小艄公和坐船姑娘三个角色。老艄公先有常守治后有常进喜,小艄公先有常维元后有常维勤,只见他们反穿羊皮袄,头戴草帽,引船、推船、停船、拐弯等动作惟妙惟肖,犹如真在水中行驶一般。同时用唱秧歌、说快板、独白、对白等形式对姑娘进行调情打诨。来言去语幽默异常,看的人笑到直不起腰,一直闹到半夜三更,人们意犹未尽地散去。

那时所有的秧歌队员平日都是自愿参与,白天也无财力提供餐食,均是个人自行解决。唯有正月演出结束后,在村大队聚餐一次,无非也是一顿饸饹面,发几根烟。在物质条件如此匮乏的年代里,仍能有这样一批人,为了活跃全村的文艺生活,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演出了村,演出了乡,演到义合镇,一直演到了绥德中山礼堂,在全县人民面前做了汇报演出,摘得数次文艺演出桂冠,上上下下好评如潮。

陕北将庄稼人叫做“受苦人”,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日没夜地辛苦。秋收冬藏,在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里,好不容易迎来这么一个狂欢之节,怎么能不载歌载舞,热热闹闹地闹他个几天呢?

这是父辈儿时的遥远记忆。自我记事起,常家沟第一批秧歌人已年近花甲,如今更是耄耋之年。多是常家沟嫁出去的老女客,或者留在村子里的老年人,有的甚至已经辞世。一代先驱,垂垂老去,让人不胜感怀。但幸运的是,就像19年的女客游子大聚会,新一代的秧歌人依旧用满腔的热情和对家乡的热爱,继承和发扬着老一辈的风采,让喜庆的秧歌在黄土地上红火永续。

今撰此文,一作记录,二作怀念。


笔者从十岁起离开村子,现已年近而立,虽愿为年轻一代记录一点记忆,却自知力有不逮,疏漏颇多。临近年关,仓促撰文,望家乡父老多海涵,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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