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初冬，最盼望夏天，先说说夏天的百姓小吃食。
1、新麦面饼子。新麦就是当年当季刚打下的小麦。新麦割下，上场，晒干，生产队长是个厚道人，知道社员们的心思，先偷偷滴给社员们一家分上几十斤，这是不上账的，当年叫“瞒产私分”，可是严重错误！刚刚度过青黄不接的春季，大人老小都是面带菜色，孩子们正值生长发育阶段，肚子整天饿得跟狼掏了似地。记得母亲磨完面，先挖上一大瓢，也不用发面，直接和成面团，先在案子上擀成圆面饼，再下锅慢火烙熟。这种做法做成的面饼叫“死面片儿”（经发酵后烙成的叫“锅盔”），听起来不太好听，但实际上味道好极了！干干脆脆的，有一种新麦所特有的香香的、甜甜的味道。饼子出锅，母亲自己不舍得尝一口，就一掰两半，塞给早已眼巴巴趴在锅台边的我和弟弟。我们让给锅上锅下的父亲和母亲也尝尝，他们坚决不吃，我们就欢天喜地的三下五除二就把它消灭了。后来我们进城了，母亲也不在了，自己也试着烙过这种饼子，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味道了！
咱南阳是冬小麦的主产区之一，“内乡五号”曾经是叫响全国的优质品种，品质极好，亩产也高。但在曾经的不太遥远的过去，亲手辛苦种植小麦的农民，却时时面临饥荒的威胁，连吃顿“好面膜”、捞面条都觉得奢侈。个中原因，既有生产力水平的问题，也有经济体制的问题。国家穷，底子薄，在当年那样的国际环境下，又想搞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只有牺牲农民利益，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积累资金，农村几乎成了城市的殖民地，农村安得不穷?农民安得不苦？所以，国家对农民来说是欠了账的。关于体制的问题已是老生长谈，毋庸赘述。所以邓公是值得感谢的，“大包干”是有历史价值的。大概是80年代初，农村才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孩子的平均身高和身体素质也有了提高。
还有一种吃食，属于粗粮细做，我都不知道取个啥名，让现在的孩子们好理解。
2、“蛤蟆蝌蚪”（上面发的图片）
那些年，细粮国家征购的多，社员秋季分到的粮食以玉米、红薯为主。现在这些东西吃得少了，孩子们反而当点心了，过去可是主打饭食。
玉米、红薯原产地并不在中国，是美洲印第安人最早培育的，经西班牙殖民者引入吕宋（今菲律宾），明后期经福建、广东华侨引入闽粤沿海种植。 因其适应性极强，高产和富于营养而被迅速推广到全国，是导致我国人口在明清时期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据说三年经济困难后期，社员们开小片荒就是以种植玉米红薯为主，对于救荒“厥功甚伟”。
再好的食品，都架不住天天吃、顿顿吃，就是肉，多了会烦。所以，饮食就要讲究个粗细搭配、荤素调剂。 红薯、玉米这东西，吃得少了口感不错，但要是吃得多了，就会烧心、吐酸水，以至于看见它们嘴里就直流水。那些年，煮饭时往往煮得多，人吃过，剩下的直接舀出来喂猪、喂狗、喂鸡子，所以“吃的猪狗食”的说法也不为过。
成年人好说，孩子们不爱吃就成问题了，所以当家的就得粗粮细作，想办法调剂。这方面中国人真把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玉米面（糁）可以蒸窝窝头、烙饼、熬粥。红薯除了蒸着吃、煮着吃、烧（烤）熟了吃之外，就是切片晒干粉碎，擀面条、蒸红薯面馍馍，还可以吧红薯淀粉提取出来，打凉粉、做粉条吃。但我认为最具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就是做成红薯面“蛤蟆蝌蚪”。
红薯面“蛤蟆蝌蚪”做法如下：
准备一个葫芦瓢，瓢的下半部钻出小拇指粗细的小圆孔。把适量的红薯面在盆子里用适量开水烫过，用手搅拌成面泥，然后把面泥放入带孔的葫芦瓢内，用力把面泥挤压到开水锅里。漏入锅内的面泥就成为一个个带着小尾巴的小蝌蚪，伴着翻滚的开水在锅里游动。稍煮，用笊篱捞出，过井拔凉水，装碗，最后浇上用大蒜、十香菜、香油和食盐捣成的作料，自己搅拌好，一份爽滑、筋道、清香扑鼻的特色小吃就OK了。
“蛤蟆蝌蚪”是我们这一带的叫法，安徽等地叫“面鱼儿”，当然也可以用玉米面或者小麦面做，最适合夏天吃。
农村养牛越来越少了，牛肉越来越贵了。
养牛会不会也添加激素催肥？
东苑小区有个芦氏扣碗，每天中午食客很多，较实惠，味道很好。一人一荤一素加饭，20元搞定。
孔明南路王府花园楼下有家王婆大虾很好，味好实惠，一般请客聚餐可以，不带酒水，人均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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