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天空依旧纯净，寒冬腊月的农村的巷道里人影稀疏，一座座庄廓院坐落于温暖还未真正回归的大地上，积雪覆盖的屋顶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淡淡氤氲，微风扫过房檐，几簇枯黄的野草随风而动，人们纷纷扫灰尘，擦窗户，准备过年。村边大路上，一辆卖年货的车辆缓缓经过，音响里播放着那首《兰花草》的音乐，恍惚间，记忆被拉回到了十几年前……
作为男孩子，关于过年的最大期盼还是炮仗，时光如白驹过隙，我已不是小孩子了，但想起小时候拿猪毛换炮仗的事，记忆犹新。
十几年前，村里杀年猪一般都要等到腊月二十几，原因有三个，一是担心杀年猪太早，大家借肉的时候把好肉借走，还的时候还次肉。二是担心冬天婚丧嫁娶的事情多，猪肚子和猪肘子作为青海老八盘的必需食材，被“行营干”的人家“借”走，这里为什么要加引号呢？因为在互助农村，如果同姓庄员谁家有“营干”来借猪肚子或者猪肘子，其他庄员要“借”给他，且是不用还的那种借。第三个原因就是害怕娃娃们在杀猪的时候抢猪毛。
前两个还好理解，但为什么要抢猪毛呢？因为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特别对孩子们来说，猪毛算是一种珍贵的资源，可以用以物换物的方式在“收猪毛”的手里换到一些小东西，比如一些小玩具、塑料盆、针头线脑什么的，但对男孩子而言，最想换的还是炮仗。所以，太早杀猪，自己家的猪毛就会被其他家的孩子捡走，甚至会因为猪毛导致自家孩子和其他家的孩子之间爆发一场“大战”。
那时候杀年猪一般是在早晨，全家出动，父亲天不亮就去请“宰把”，“宰把”来了沏上熬茶，端上炉馍馍，在房里烤火，母亲在大锅里烧水，不一会儿，水开了，党家的哥哥们也来帮忙，他们进猪圈把猪用绳子套住往外拉，我不敢出去，就趴在窗户上偷偷看。
不一会儿，年猪已经被杀死了，父亲和哥哥们往烫猪毛的“梢”里提水，准备烫毛，拔猪毛。他们把绳子铺在“梢”上，在把杀死的猪放在绳子上，一边两个人，来回拉，目的是用热水把猪毛烫下来，烫不下来的还要用磨石锻。
这时候我必须准备三样东西，一是能舀水的破桶，二十碾场时用的“金叉”，还有一个尿素编织袋。因为等一下他们把猪吊起来后我就必须赶快去“梢”里捞猪毛，要不然等隔壁的孩子来了又会发生一场“战争”，在收取胜利果实的阶段与敌人发生冲突乃兵家大忌。
我先用桶把多半水舀出来，然后用“金叉”把多半的猪毛刮到“梢”的一边，把猪毛拿出来放到准备好的尿素袋里装好，剩余的猪毛还要等到大人们最后倒水的时候再捡，因为那时还太小了，怕在“梢”口上取猪毛的时候掉下去。
如此，猪毛就全部取到了。接下来还有一份重要工作，那就是在猪毛里挑出猪鬃。尽管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会占用我小半天的玩耍时间，但这活我还是愿意自己干，怕挑好的猪鬃被抢。
弄完这些，就等“收猪毛”上门了。自从收拾好猪毛，我最想见的人是“收猪毛”。那是一个骑着“大连瓦”的中年男人，他是一个又高又黑的大个子，骑车的时候头被“贼娃帽”套得严严实实的，停下来的时候就把“贼娃帽”翻上去，露出小胡子和大黄牙。
他的“大连瓦”自行车总共有三个框子，前面的框子里放着一个扩音喇叭，放的正是那首《兰花草》，但因为音质不行，歌词一个字都听不清，后座挂着两个框子，左边框子是收到的猪毛，右边的框子里是一些他要换给别人的小东西，七八个塑料盆，几样小玩具，一小包袜子……他带的炮仗压在这些东西的下边，但我最关注的还是炮仗和那些小玩具。
依稀记得他带的玩具里有一个黄色的小汽车，我非常想得到它，而我带的猪毛太少了，只能换一吊五百响的鞭炮，我跟他软磨硬泡了半天，他也没答应把那辆小汽车换给我，最后，磨了半天，他多给了我一百响鞭炮。五百响的一吊子，其他一百响是散开的，数了一百个，装满了我的衣服兜。
直到现在，看见街边卖玩具的，有时还会想起那次小遗憾，但想想也就释然了，毕竟，一辈子求而不得的东西多了去了，遗憾不过来的。
时过境迁，收猪毛换炮仗这个行当早就退出历史的舞台了，也不会再有孩子为了几块钱就能买到的鞭炮忍着恶臭去捡猪毛。
新春的喜悦，团圆的期盼，除了这些，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过年，总还有几分忙碌和疲惫。我愿永远心如少年，但奈何光阴如薄刃，那些只为一吊鞭炮、一件新衣服而感到幸福的时光再也不会回来了。
编辑：许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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