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天空依旧纯净,寒冬腊月的农村的巷道里人影稀疏,一座座庄廓院坐落于温暖还未真正回归的大地上,积雪覆盖的屋顶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淡淡氤氲,微风扫过房檐,几簇枯黄的野草随风而动,人们纷纷扫灰尘,擦窗户,准备过年。村边大路上,一辆卖年货的车辆缓缓经过,音响里播放着那首《兰花草》的音乐,恍惚间,记忆被拉回到了十几年前……
作为男孩子,关于过年的最大期盼还是炮仗,时光如白驹过隙,我已不是小孩子了,但想起小时候拿猪毛换炮仗的事,记忆犹新。
十几年前,村里杀年猪一般都要等到腊月二十几,原因有三个,一是担心杀年猪太早,大家借肉的时候把好肉借走,还的时候还次肉。二是担心冬天婚丧嫁娶的事情多,猪肚子和猪肘子作为青海老八盘的必需食材,被“行营干”的人家“借”走,这里为什么要加引号呢?因为在互助农村,如果同姓庄员谁家有“营干”来借猪肚子或者猪肘子,其他庄员要“借”给他,且是不用还的那种借。第三个原因就是害怕娃娃们在杀猪的时候抢猪毛。
前两个还好理解,但为什么要抢猪毛呢?因为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特别对孩子们来说,猪毛算是一种珍贵的资源,可以用以物换物的方式在“收猪毛”的手里换到一些小东西,比如一些小玩具、塑料盆、针头线脑什么的,但对男孩子而言,最想换的还是炮仗。所以,太早杀猪,自己家的猪毛就会被其他家的孩子捡走,甚至会因为猪毛导致自家孩子和其他家的孩子之间爆发一场“大战”。
那时候杀年猪一般是在早晨,全家出动,父亲天不亮就去请“宰把”,“宰把”来了沏上熬茶,端上炉馍馍,在房里烤火,母亲在大锅里烧水,不一会儿,水开了,党家的哥哥们也来帮忙,他们进猪圈把猪用绳子套住往外拉,我不敢出去,就趴在窗户上偷偷看。
不一会儿,年猪已经被杀死了,父亲和哥哥们往烫猪毛的“梢”里提水,准备烫毛,拔猪毛。他们把绳子铺在“梢”上,在把杀死的猪放在绳子上,一边两个人,来回拉,目的是用热水把猪毛烫下来,烫不下来的还要用磨石锻。
这时候我必须准备三样东西,一是能舀水的破桶,二十碾场时用的“金叉”,还有一个尿素编织袋。因为等一下他们把猪吊起来后我就必须赶快去“梢”里捞猪毛,要不然等隔壁的孩子来了又会发生一场“战争”,在收取胜利果实的阶段与敌人发生冲突乃兵家大忌。
我先用桶把多半水舀出来,然后用“金叉”把多半的猪毛刮到“梢”的一边,把猪毛拿出来放到准备好的尿素袋里装好,剩余的猪毛还要等到大人们最后倒水的时候再捡,因为那时还太小了,怕在“梢”口上取猪毛的时候掉下去。
如此,猪毛就全部取到了。接下来还有一份重要工作,那就是在猪毛里挑出猪鬃。尽管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会占用我小半天的玩耍时间,但这活我还是愿意自己干,怕挑好的猪鬃被抢。
弄完这些,就等“收猪毛”上门了。自从收拾好猪毛,我最想见的人是“收猪毛”。那是一个骑着“大连瓦”的中年男人,他是一个又高又黑的大个子,骑车的时候头被“贼娃帽”套得严严实实的,停下来的时候就把“贼娃帽”翻上去,露出小胡子和大黄牙。
他的“大连瓦”自行车总共有三个框子,前面的框子里放着一个扩音喇叭,放的正是那首《兰花草》,但因为音质不行,歌词一个字都听不清,后座挂着两个框子,左边框子是收到的猪毛,右边的框子里是一些他要换给别人的小东西,七八个塑料盆,几样小玩具,一小包袜子……他带的炮仗压在这些东西的下边,但我最关注的还是炮仗和那些小玩具。
依稀记得他带的玩具里有一个黄色的小汽车,我非常想得到它,而我带的猪毛太少了,只能换一吊五百响的鞭炮,我跟他软磨硬泡了半天,他也没答应把那辆小汽车换给我,最后,磨了半天,他多给了我一百响鞭炮。五百响的一吊子,其他一百响是散开的,数了一百个,装满了我的衣服兜。
直到现在,看见街边卖玩具的,有时还会想起那次小遗憾,但想想也就释然了,毕竟,一辈子求而不得的东西多了去了,遗憾不过来的。
时过境迁,收猪毛换炮仗这个行当早就退出历史的舞台了,也不会再有孩子为了几块钱就能买到的鞭炮忍着恶臭去捡猪毛。
新春的喜悦,团圆的期盼,除了这些,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过年,总还有几分忙碌和疲惫。我愿永远心如少年,但奈何光阴如薄刃,那些只为一吊鞭炮、一件新衣服而感到幸福的时光再也不会回来了。
编辑:许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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