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金《难以忘怀的记忆》

难以忘怀的记忆

文/张德金

母亲说，我从小就不让她省心。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我出生于海南万宁南林农场。母亲给我取乳名海龙，这乳名或许与我跟大海有着不解之缘吧。不到两周岁的时候，不知为何，除了父亲之外，举家由海南迁回祖籍山东。听母亲后来讲，途经琼州海峡时，我逃离家人视线，独自爬出船舱。要不是一个船员的发现并及时地抱起了我，我可能就“葬身鱼腹”了。母亲从船员手里接过我，连声说着感谢的同时从竹编的行李箱里拿出一个硕大的椰子表示感谢。同船的旅客中很多人说：“这孩子命大！”

老家的土坯房坐落在村子西南角，非常的矮小。屋檐到地面也就两米多高的样子。四五岁的时候，听大人们说，这房子是我爷爷一个人盖起来的，我哪里肯信。三间土坯房，爷爷一个人是怎么建起来的呢？他一个人又是如何把那么重的房梁扛上去的呢？我去问爷爷，爷爷笑着说：“垒砌一层坯把房梁抬高一层，梁不就慢慢上去了吗？”我无言。

院子西边、南边都是水，大人们俗称“老湾”。这一大片水域便成了我儿时的乐园。

“老湾”常年有水，清澈见底。水中鱼类约有七八种：鲫鱼、鲤鱼、鲶鱼、草鱼......还有至今叫不上名字的；还有虾、河蚌。记得有一年夏天，村里还有人用抬网打捞出一只有多半个脸盆大小的乌龟。我们这些孩子们感到稀奇，围蹲在脸盆周围看那乌龟缩头缩脑的样子，小心的用手指触碰它的后背的盖子，继而赶紧的又把小手抽回，生怕被乌龟的嘴叼住。没等我们尽兴，那人端起脸盆想回家，不知是谁喊道：“走啊！去他家看王八喽!”一气之下,那人随手将龟倒入湾里.小伙伴们好一阵唏嘘,站在岸边眼看着乌龟悠闲而又笨拙的拨动四肢潜入水底。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感到特别失落,像是丢失了什么宝贝。

夏天，去“老湾”里洗澡是必不可少的。水清，水也深，淹死孩子的事也时有发生，于是大人们看管得很严。即使如此，在大人们下地干活的间隙，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们仍能“得手”。我从小水性极好，潜泳能有三四十米远。我还曾经救起过水性不好的两个孩子。母亲下地回来，如果发现或者知道我下了水，先是一阵责骂，后是用柳枝轻轻抽打。还没等打在身上，我就开始装腔作势，像杀猪一般嚎叫。母亲哪里再肯下狠手，最后还是一阵毫无新意的吓唬：“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下湾洗澡，就打死你！”。这句话不知母亲重复了多少次。

秋去冬来，“老湾”显得沉寂了许多。六七十年代的冬天特别寒冷。地冻得裂开一道道手指宽的缝隙，若不慎将玻璃球滚入其中，休想再取得出。冰，冻得也厚，靠近湾边水浅的地方，巴掌大的鲫鱼、鲢鱼一群群像是得了病似的，懒洋洋的，没有了往日的活力。用砖头随意凿开一块水桶口般大小的冰来，鱼儿便慢悠悠的聚拢来换气。此时，若张开五指迅速地深入水底去抓便唾手可得。一次，抓得兴起，不慎滑入冰窟，浑身湿透。那可是母亲一冬天费七八力做的新棉衣。冻得通红的双手里，一手抓着一只小鱼，胆战心惊地跑回到家里。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先是愣怔了一下，二话没说，迅速脱下我身上湿漉漉的棉衣棉裤，光溜溜地把我摁在炕上，用笤帚好一顿痛打。母亲边打边眼含着泪，和着笤帚下落的节奏，嘴里就重复着一句话：“这回看你还穿嘛？这回看你还穿嘛？……”

自知这次“罪恶深重”，我没敢出声，更没有像以往如杀猪般嚎叫。打过之后，被母亲推搡着钻进被窝，在炕上足足老实了一整天。瑟瑟发抖地躺在被窝里仍没忘记哀求母亲：“娘！把那两条鱼放进水缸里吧！”。

六岁那年，母亲怕对我看管不利出事，还不到入学年龄，便早早给我缝制了一个碎花布书包。说是书包，里面也只不过是放着一本贰分钱的作业本和一支母亲用菜刀削好的半截铅笔。在我记忆里，那年月，如果谁家的孩子能用上石板，那肯定是“大户人家”的孩子。

清晰地记得，那天我斜挎着书包，剃着圆圆的像和尚一样的光头，由奶奶领着我入学。奶奶迈动着“三寸金莲”，与其说是走路，不如说是在扭秧歌。

全村差不多大的十几个孩子，排队接受一位姓尚的漂亮女老师的“检阅”。还要挨个问年龄。当有两个小伙伴说到六岁时，尚老师说：“回家吧，不够岁数，八岁才行”。我连忙狡猾地 晃动着光头，跑到最前面，对着满身飘散着肥皂香味的尚老师说：“我八岁了！”尚老师极为高兴，用她柔嫩顺滑的右手抚摸着我的光头说：“去教室吧。”

我特别喜欢上尚老师的语文课，从小不喜欢算术，觉得算术太费脑筋。上第一节语文课，尚老师就夸我 a、o、e 全班写得最好。于是，我就拿树枝在地上满校园里写 a、o、e。回到家里，用石灰块在大门上、瓦罐上、巷子里的土墙上写。到处是我的“手迹”。我的“大作”招来家人、邻居的一片责骂。可就在那时起，我喜欢上了写字。

我尤其特别厌烦学打算盘，一直到小学毕业也没开窍（总算在初中毕业之后，悟出点加减法的技巧）。于是光头上经常被老师用教鞭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疙瘩。放学回家，母亲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边愤恨地说：“活该！不好好学就得挨揍！”。

要说最有趣的还是童年的夜晚，同龄的孩子们一起捉迷藏。玩得兴起，竟忘记了回家，甚至有的孩子在玉米、麦秸垛里睡着了，惹得母亲们半夜里喊着各自孩子的乳名。

夏季里的夜晚去偷瓜，我不是很“内行”。有一次，在芝麻地里只顾爬着往前看，却被看瓜人在背后踩住了腰。

皎洁的月光下，我们这些孩子们，仰望着天空中的明月，扯着嗓子一起诵读儿歌：

月亮奶奶，爱吃韭菜；

韭菜嫌辣，爱吃黄瓜；

黄瓜有种，爱吃油饼；

油饼嫌腥气，爱吃大公鸡；

大公鸡没有毛，扇你娘那后脑勺！

（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远比李白的《古朗月行》好理解多了！）

然后，我们相互嬉戏着，追打着去扇伙伴的后脑勺。那年月，虽然缺衣少食，但我们童年的精神生活却极为丰富。五年的小学学习经历虽极为短暂，却也最让我怀念和留恋。

一九七九年，升初中，我的数学成绩是六分，而语文成绩却是全学区第一名。至此，我的童年不再。

在任张中学的两年里，我是绝对不会把学习当回事的。在班里，虽然是年龄最小的，可我敢跟大龄的男生硬碰硬；给女生起“外号”是我最大的乐趣；弹玻璃球的“硬功夫”无人匹敌。魏校长怕我影响其他同学学习，就让我去学和面、揉馒头、拉风箱；若是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挖男女厕所便成了我的专属；若是到校早，我便把笤帚上放了土，整个放在门扇上，若有人推门进来，便弄得浑身是土……。一次次的“恶作剧”使得我几乎挨过全校老师每个人的“臭揍”。教语文的于兴高老师曾经被我气得咬破下嘴唇，黄且瘦的脸上充满了“阶级仇恨”。他那从笼屉盖子上抽出竹片的架势，酷似日本军官从腰里抽出战刀。

转瞬之间，初中的两年时光已逝去。由于师资缺乏，村级初中没设英语课，需要合校。全班倒第一的成绩可想而知。我央求母亲找关系去乡中学就读，反馈给我的信息说：“三门主科考了三十七分，一看就是个修河的料！”

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第一次刻骨铭心的打击，不得不下决心从头再来。于是所有同学中，六年的初中学习经历“唯我独尊”。

一九八五年六月，正值夏收的季节。和母亲打麦扬场的当际，村支书张奎太送来我考上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母亲不识字，走上前来急切地问我：“这是嘛？”，我惊喜地对母亲说：“娘啊！我考上了！”。母亲好一阵愣怔，转而瘫软地坐在扫帚上抽噎起来，嘴里嗫嚅着，说出了这辈子我永远忘不了的那句话：“俺儿……再也不……修河了！”

当时，顿觉眼里一热，丢下手中的扬场锨，蹲下身来擦拭着母亲眼泪的同时，心里也暗暗地叮嘱自己：以后，再也不能让母亲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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