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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作家】张杨芝/高中琐忆



高中琐忆



作者:张杨芝

时在一九七一年。

新年一过,春天就来了。对门山上,颜色一天比一天绿。也有早开的山花,不知名姓,开了几朵 ,开得寂寞。

高中的通知书也来了,是在二十余里外。学校名为“荣家湾区高中”。这所学校,原名为“岳阳县第六中学”,解放初兴建,据说培养了不少有用之材。后几经易名。我们就读时,名为“岳阳县荣家湾区高中”。

离家二十余里,当然就不是短距离了,读“跑学”显然不现实,那就只能读“住学”啰。

风,还有些许寒意。竹扁担一根,一头是被褥,一头是口小木箱。木箱里备的是碗筷、粮物(米、咸菜炒油盐豆)之类。中饭后,从洞庭湖边的鹿角村出发,沿荣鹿公路——一条简易的沙石路——向荣家湾行进。沿途有不少挑担的学子,加入行进队列。如山间溪水汇入河流,队伍越走越长。太阳下山时分,我们到达目的地。

当年的校门开在东南方向,极简陋,就是两扇对开铁门。进得校园,是一偌大的运动场,绿草渐次返青,这时,还不能用上“绿草如茵”这个词。操场走过去是教室,平行两栋,每栋四个教室。教室东边是男生寝室,绿车皮火车厢似的,一长溜,四十间,两两相对,中间是过道,光照昏暗,行走其中,如同走穿山邃道。寝室往北过一片菜地,是教师宿舍,十多间,青砖红瓦,平房。开间不大,十几平米,能搁一张床,一张桌,如再放几张椅子,就显十分拥挤。教工宿舍后面是女生寝室、大礼堂;礼堂东面是食堂。平时不开会,开饭就在礼堂里。

出校门往北,是一阔大的水库,名为“白杨”水库。四围寻觅,未见一棵白杨树,不知怎叫了这个名字。但见碧水漾漾,有如绸绢。还能看到横卧远处的京广铁路,不时有黑色、绿色的火车,凶猛地吼叫着,哐啷哐啷,上上下下,火急火燎,驰南骋北。黑色的是货车,特别长,几十个车厢,有时立定看许久,还没看到尾厢。绿色的是客车,一般十二三节车厢,“飒”一下飘过去了。也有旅客将头探出窗外,将面部贴在车窗玻璃上,但怎么也看不分明,都像梵高的油画,变了形。客车是定时的,早八点左右有趟往南,听到火车鸣笛,赶紧往教室跑,那是要上课了;中午十二点左右,有趟往北的,听到“哐当哐当”的声音,条件反射,肚子里便“咕噜咕噜”叫唤。……

站在学校稍高的地方,放眼北望,可看到远处的“麻布大山”,山峦隐隐。目光近收,古称“微水”的“新墙河”就在眼前,碧水悠悠,婉约处子。正所谓“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她发源于平江幕阜山,经新墙、荣家湾向西流入洞庭湖,全长百多公里。抗战时期,日军自北向南攻打长沙,在新墙河受到我抗日军民拚死阻击,新墙河被喻为“东方的马奇诺防线”……

正式上课,环境也算熟悉了。我们那一届编为三个班。鹿角公社来的学生分在三班,友爱公社来的分在五班,荣家湾公社包括荣家湾镇的分在四班。土里土气三、五班;洋里洋气是四班。身份气质,与生长的环境自然有关。看四班的男生女生,似乎个个精神,英姿飒爽,秀色可餐。私下便有人点评,谁谁谁,长得如何漂亮,增之一分则嫌高,减之一分则嫌矮;走路也像在戏台上一样,颇有韵味。

?荣家湾镇上的同学,吃的是商品粮。他们离学校近,不必寄宿学校。一日三餐,均可在家享受。饭后到学校,兜里塞满零食。有酱干子啦、猫耳朵啦、炸麻花啦;有酸杨梅啦、盐水豆啦、炒花生啦……偏又路上将兜捂得绷紧,进校门才开吃,吃得嘴巴流油,一路生香。仿如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蟠桃似的,吃出一脸幸福。然不管城镇乡村,同学间关系都十分融洽。或相互嘻戏,或漫步校园,或驰骋球场……青春年少,宛如朵朵芙蓉,开在这葱郁的校园。

学校没有图书馆,这是一件憾事。然学校有“忆苦园”,就在两栋教室中间。据说,这是我们学校的独创,为的是让学子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忆苦园里有“观音土”、“蜈蚣菜”、“蛤蟆草”、“野莴苣”之类的东西,简介中,对每一物品,有详尽述说。这些,都是“万恶的旧社会”,贫下中农用以裹腹之物。每年开学或重大节日,学校便会组织参观,也会请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进园讲解。讲述者满怀情感,声泪俱下;我们这些学子们则深受感染,心有戚戚。也有女生,难抑情感,潸然泪下,悄悄从衣兜里掏出手绢。

学生时代,能学到知识形成理念,一是环境,二是师资。我们那时,虽然“读书无用论”泛滥,但师资不可谓不强大。如张弦之、张炎生、黄景辉、莫君杰、陈健美、朱镁士、荣甘生、钟恒瑞……等,他们都来自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学院”——那是湖南的最高学府。“唯楚有才,于斯为甚”——那里也是培养优秀教师的殿堂。这批老师,年龄大多二、三十岁,正当年轻气壮,精力四射。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没有答不了的“疑”,没有解不了的“惑”;在同学们心中,他们是大师级的。

?张弦之老师“未”等闲,便“白了少年头”。二十多岁,满头银发。数学功底十分了得。他是广西灵山人,记得他讲话不太好懂,总是将“如果”说成“罗果”,将“四”说成“喜”。如此讲话的还有略显瘦小的陈健美老师。黄景辉老师好像是长沙人,讲话不紧不慢,不记得是左眼还是右眼,讲课时,面对学生,总是眨巴眨巴,仿佛总在抛媚眼似的。朱镁仕老师身材高条,齐耳短发,戴副眼镜,斯斯文文,一口纯正普通话,标准的“女先生”范。一学期未完,她便调到武汉去了。莫君杰老师讲化学特别卖力,讲得眉飞色舞,嘴角总留白沫。教音乐的是钟恒瑞老师,头总是向左高高昂起,不正面瞧人。人以为他傲慢,其实不然。善乐,无论什么乐器,到他之手,便显灵气。风琴,无论手拉还是脚踏,演奏起来,美妙绝伦。他会写诗,记得我们读书时,他写了一首名为《踏水谣》的詩发在《湖南日报》上,很让人崇拜。后来听说他调到文化部门去了。物理老师荣甘生,瘦高个,写得一笔好字,上课时板书漂亮工整极了。估摸他是练过瘦金体的。

我们三班高一年级时班主任、语文老师是赵真微老师,年纪约莫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略显瘦削;颧骨稍突,面带微笑。他给我们上课,时有豪言壮语。如“壮志满怀”啦,“豪气冲天”啦,“无所畏惧”啦,“怒火冲云霄”啦,“把反动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啦……开场白总有这些。我疑他是熟读了当时的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语言受其影响。上行下效,于是,我们的作文中,这样的口号也比比皆是。吴加连老师是本土教师,教过我们三班数学。印象深刻的是,他老人家画圆,很少用“圆规”,讲台上站个“立马式”,捏着粉笔,手臂一旋,一个标准的圆形便现于黑板。同学们回应一片“啧啧”声。

说老实话,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教”与“学”,都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突出政治”“业务挂帅”“走白专道路”等“帽子”,说不定随时会戴到你的头上。于是乎,“教”与“学”也就只能那样了。这恐怕不是哪一校、哪一地方的事!

然而那时,学工、学农是倡导鼓励的!我们去费家河修过堤,去毛家湖开过荒,去县农机厂学过开机床。在校内,似乎是分过学工学农小组。记得有开荒组,种菜组,积肥组,养猪组,“九二0”组等七、八个小组。

“九二0”不知是药物还是化肥,反正“科技含量”要高些,向往进入这个组的不在少数,终因名额所限,我是未能加入。后来听说这个组有所就,“制”出了“九二0”,摆在教室前面供人“观瞻”,我挤在人群中去瞄了一眼,像是两块“霉豆渣”。“九二0”组的在那介绍,说是溶解洒在植物上,可促进植物快速生长云云,十分神奇。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

我参加的是“养猪组”。我也没看到学校猪在哪里。我们组有四、五个同学,记得有位姓吴的女同学也参加了。养猪组当然是无需什么“科技含量”的,开展活动,就是提篮扯猪草。扯猪草,反正在家里也做过,不是难事,识得野菜,莫将毒草揽入就是了。我们的工作倒也轻松,上午、下午,分别扯一篮猪草交给后勤组就算完事。扯猪草的范围,大多在学校周边。稍远,我们也去过毛家湖。为了讨好,我们男生常将自己扯的猪草分给吴姓女生。后来,多次相遇,她总要笑着说“谢谢猪草!”我故意逗她:“我不是猪草!”她便笑得腰部弓起。哈哈,我曾在路边采了朵野玫瑰裹在猪草里送了她,只看她还记得否?

我们那届高中,在校声势浩大的学农活动是“做砖”(土语:扮砖)和“烧砖”。这定义似乎不那么准确。应该说“学工”“学农”兼具。全体同学都参与,工场就在操坪。有和泥的,有搬运泥巴的,有用“砖模”(木板做成的砖范,中空,一砖大小)做砖的,一百多人分为几十个组,在操坪上忙碌。沙场点兵一般,喔哦喧天。人多、场面大、自由度高,十分热闹,极为快活。当然,工种不固定,一组内可轮换。搬泥巴的可去塑砖,塑砖的可去和泥,和泥的可去搬泥巴,如此更替,很觉有趣。这样的劳作,搞了半月。

?据说,这是当时学校扩大招生,校舍不足,扩建又缺少资金,于是发动学生“自力更生”。既“学工学农”,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我们在塑砖时,不少同学出于好玩,也在砖面刻上年月日,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字迹,抑或刻上自己的名字,大概想如同长城的砖上有工匠的名字一样,流传后世。这些砖胚数量庞大,烧制后,起了第三栋教室。几年后,我大学毕业分配至该校从教。又几年后,教室拆除重建,拆下的红砖码成一垛垛,我在其中穿行,果然在一些砖面上,看到不少刻划的我熟识的名字。物是人非,我站立良久,感慨万千。

砖胚塑好后,就是箍窑烧制了.。烧制红砖,需平地起窑,是个技术活。围箍、通风、铺煤、垒砖都有讲究,马虎不得。学校请了技师,我们学生就是奋力挑砖上窑。当时挑砖最出众者为我们三班邓炎生。他中等个,身体壮实。一百多两百斤,他起肩上窑,走板梯,腿不颤,气不喘。只有他挑砖,每每赢来围观喧闹与掌声。当年大家见到他都喊“炎嘚啰”。“嘚啰”是我们那一地的土话,即“陀螺”也!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大家要给他取这个“外号”,名不符实嘛!为什么不叫他“大力士”或“铁墩”!

?邓炎生除力大无比外,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他盖的是一床“黑被褥”。当时尽管贫困,但上学的孩子,家里准备的还是好看的花被褥,布,大多来自“供社”的“百货”柜台。而邓炎生的被褥,是自家织自家染,大概为了不显脏,染成黑色。起床铃敲响,漆黑的被子里挺出个人来,多少是有些恐怖的。听说邓炎生过世多年了,每谈起高中生活,便想起他,那厚厚的嘴唇憨憨的笑,恍若眼前。记得他是荣家湾公社六合垸人。

高中阶段值得一提的还有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人员从各班挑选。我们这届四班入选人数最多;高一届、低一届的都有参与。几部样板戏都排演了,且皆看得下去。反正当时文艺生活贫乏,戏剧就是八个样板戏,当时几无文艺作品可读,人们笑称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常热闹热闹,何乐而不为?我们三班有位姓“荣”的同学饰演的是《智取威虎山》中的“常猎户”,他演得投入,与中国京剧团《智取威虎山》中常猎户扮演者,几无差异。后来我们便都叫他“常猎户”,真正的姓名倒不太喊了。还有一位五班姓“欧”的女同学饰《红灯记》中的“李奶奶”、《沙家浜》中的“沙奶奶”,那眼神,那唱功、那兰花指,令人叫好;四班一位姓“荣”的女同学饰演“小常宝”、“李铁梅”,辫子一甩,神形兼备,可圈可点。演“少剑波”的是高一年级的一位同学,演“郭建光”的是低一年级的一位同学。他们都是当年同窗们的“偶像”,是让人欣羡的。“宣传队”除在校内有重大庆典节日演出外,也曾走出校门,到守桥部队、县办工厂、围湖造田工地多次演出,均获好评。

说实在话,当年除了这些“宣传队”的偶像外,最崇拜的是军人。新墙河大桥有一支守备队伍,人不多,大约是一个排。他们常来学校搞活动。擎着红旗,身着军装,踏着整齐的步伐,红星闪耀,英俊威武。走入军营,是当时同学们的向往。然这种“向往”,大多数人只是“空想”,只有极少数人变为了现实。七二年下半年,全校有十多名同学符合条件,应征入伍,一段时间,赞叹、羡慕,大家的目光都投到了他们身上。那是冬季,着的是棉军衣,大家站在操场上欢送。我们三班有汤新世、徐德生等同学在其列,他们站成横排,眼里透出自信自豪!校领导致辞。随后,同学们依依惜别,目送他们怀揣詩与理想走向远方……

送别他们不久,我们也到了毕业的时节。我们立的窑还在那里,圆柱形的庞然大物,有如石油化工厂巨大的储油罐;烧的红砖,听说质量上乘,我们没有机会去建造教室了。那个冬天特别冷。

我们曾经就读的学校,现名“岳阳县二中”。站在校门口,看到进进出出的都是嫩花花的少男少女。但少男少女也会老去,老到同我一样。每年再看青山碧水,看世界总有新人。

作者简介

张杨芝,岳阳某行政执法单位退休。喜爱文学。曾有詩歌、散文、报告文学在省市报刊发表。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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