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哩鸡脑
作者：郑保光
“街上崽哩”与“山哩鸡脑”，是上世纪某特定时期长寿街土语。前者有一种从骨子里萌生的优越感，而后者是少数“街上人”对山里人一种固有的偏见所赐予的“外号”。“山哩鸡脑”有时也用于熟人之间调侃。如大人逗崽哩（小孩），崽哩与崽哩之间互怼，如果你是山里来的或是在山里住过一段时间，就会笑你是“山哩鸡脑”。至于为何不叫“鸭脑、鹅脑、狗脑”，尚无资料考证。
从“街上崽哩”到“山哩鸡脑”的蜕变是从1968年开始，那年我五岁，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是第三个年头，本来在街上医院上班的父亲，自运动之初就自告奋勇到黄金洞山区的诊所工作。我们兄弟姐妹有五，姐姐是家里的老大，家里人丁旺，父母压力山大。
到了1966年，姐已中学毕业，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就在农村小镇长大的姐姐，因有着吃“国家粮”的身份，也与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一样，要去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放到我父亲工作的地方——黄金公社石堰大队，成了一名“见习”农民。
山区缺医少药，父亲在诊所自然成了忙人，看病捡药一肩挑，姐姐因为是知识青年，算是文化人，安排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母亲带着我们四兄妹住在街上，哥哥已读小学了，眼看我也快到了读书年龄，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也为了节省书籍费，父亲决定要我到姐姐教书的石堰小学读书，并要姐姐到街上接我进山。“崽哩记得千年事”，姐姐接我进山好像快过中秋了，因一个人怕走山路，便邀了在山里结识的闺蜜嫦娥姐姐做伴，并提前一天步行五十多华里赶到街上。嫦娥姐比我姐小一岁，印象中穿了一件打了几处补丁的蓝花衣服，扎两条长辫，长得有蛮标致，虽只在我家住一晚，便与她相处得很熟，且姐前姐后似乎成了亲姐弟。
进山那天母亲为我换了身蓝色卡基布新衣服，一双亲手纳成的“千层底”黑色灯芯绒布鞋，裤子也由开裆裤换成了蒙裆裤，说是进学堂穿条开裆裤次银（羞人）。那年代物资匮乏，母亲本想买几个当地的传统月饼“麻子饼”给我们带在路上，但没能买到，只好买了三个大烧壳饼，当地习惯称肥饼，这是为路上充饥准备的干粮。
从长寿街到黄金洞虽然通了公路，但没有开通班车，公路上也很少看见汽车，倘若有车经过，定会招来一大群伢妹崽围观，或跟在汽车后面边跑边喊：“汽车来哒我不怕，我跟汽车打一架”，所以进山全靠步行。
吃了早饭，姐姐和嫦娥姐带着我进山了，第一次徒步出远门，加之又能见到好久未见的父亲，难免高兴与兴奋，跟在两位姐姐身后又蹦又跳。但走了不到十华里就明显感觉迈不开步，姐姐为了鼓励我，教我唱“流行歌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刚开始还奏效，时走时停勉强又走了几华里，到了猫公石实在走不动了，就闹着要回街上。姐姐没办法只好背着我走，那时姐姐只有18岁，加之比较单瘦，只能背一程歇一程，又鼓励我走一程，接着再由嫦娥姐姐背一程。就这样走走停停，从姐姐背上到嫦娥姐姐背上，五十多华里，大约走了十个小时才到达父亲诊所所在地——石堰大队中段大屋。
此时已是傍晚掌灯时分，父亲已做好了饭菜等待我们。嫦娥姐姐就住在隔壁，她母亲是一位非常慈善的聋哑人，知道我来了，送来几个鸡蛋和小菜，嘴里叽啦呱啦，手不断比画着要我去她家里玩。
两年后嫦娥姐姐出嫁了，嫁到了金塘大队的竹山咀大屋，虽相隔不远，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是我一生中除母亲和姐姐外，唯一背过我的女人。
姐姐教书的学校在雷公岭，是大队部所在地，离父亲的诊所有五华里。恰逢小学启蒙入学由秋季改成春季，因此留在了中段大屋父亲身边。中段大屋与我同龄的崽哩多，可能听大人们说我是吃“国家粮”的，也不懂什么意思，“国家粮”在他们口中变成了“北瓜狼”，我就是吃“北瓜狼”的“街上崽哩”。时间一长便成了小伙伴们家里的“常客”。
刚开始不太习惯的是上厕所，街上称“茅斯”，山里叫“灰房”，所谓灰房必有一堆土窖灰，男人尿尿就尿在灰堆上，那是很好的家肥。在茅坑顺手处有一捆白篾片和一只旧箩筐，白篾片是刮屁股的，旧箩筐用来装刮屁股后留有粪便的篾片，装不下了就拿去一烧，灰又成了肥料。第一次用篾片刮屁股是在小伙伴家，由于未掌握用篾片的技巧，结果屁股未刮干净还拖出了血，还有几根小篾刺扎入肉内，回家后父亲帮我挑出了篾刺，用红汞和紫汞清洗了伤口，并交待我今后出去玩带两张包药纸放在身上。
去小伙伴家玩，还有一桩与街上不同的是，大多数人家的卧室，他们称“眠房”，在寝门角落必放置一木制尿桶，主要为女人小解备用，当然晚上不想去灰房，男人尿在桶内也是允许的。一走进眠房，定会有一股浓浓的尿骚味扑鼻而来，所以不管多生疏的地方，要分辨卧室在哪？顺着尿骚味准没错。
一晃五年，我该读高小（五年级）了，父母亲担心我在山里待久了，今后难以融入社会，决定要我到街上的八完小读书。出山那天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到中午才走到黄金矿，从黄金矿坐了一个多小时班车才到达长寿街老家，迎接我们的是叔叔婶婶一家人，但在我的脑海中已印象模糊，以至妈妈要我喊叔叔婶婶，我还一下涨红了脸，好久才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叔叔爱逗崽哩，见我如此，赶紧将我揽在怀里，边笑边说：“我家的山哩鸡脑回来啰”，从此“山哩鸡脑”便成了我的一张被儿时玩伴取乐的身份名片。
街上果然与山里不同，除了人多热闹，“街上崽哩”似乎也比“山里崽哩”聪明调皮，伢啧会弹钢珠、推铁环、打三角板、讲扯泡故事；妹啧会跳绳、踢毽子、跳房、唱歌、跳舞，如且个个长得漂亮，不过再漂亮我也不敢正面看，只能偷偷瞄一瞄，却被小伙伴取笑为“扯蛇丝眼”，弄得我看见妹啧就躲。
有一次和一位自认为玩得最好的小伙伴，到老河沟河堤乱草丛中捉船丁（知了），他肚子痛要解手没带纸，我便将山里学到的办法毫无保留传授给他，谁知一回去他就出卖了我，以至我家用篾片刮屁股的假新闻成了次青巷头条，引来一大群伢妹啧涌入我家“茅斯”，见此场景我母亲笑弯了腰。
回归“街上崽哩”仅仅一年，母亲在黄金公社卫生院谋了一份当炊事员的差事，我又被打回“山哩鸡脑”原形，11岁的我只好卷起铺盖再次进山，就读于黄金中学。学校实行寄宿制，男女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两年的初中生活，给我留下了最美好回忆，曾在我少年的梦里萌生过无限遐想，虽可笑却不失纯真。
第三次进山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分配是命令式的，是全区最偏僻的医疗点，离黄金公社所在地还有25华里，没有公路全靠步行。命运如此作弄，看来“山哩鸡脑”永无出头之日了。
三年多的煎熬与等待，好友们大多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了，心里的那个急和苦，让我有了人生最勇敢的一次冲动。我买了一瓶1斤装的邵阳大曲，也不知喝了多少，醉醺醺找到院长家放臭（耍赖）：要么想办法把我调到街上，要么替我找夫娘（老婆），一天找不到夫娘，我就天天坐到你家来。
不久，真的调到街上了，后来才知道，院长为我的调动，多次到区卫生所说好话，自此我把这位院长视为生命中的贵人。两年多后，我有了与我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一辈子的爱人，有了一个温馨的家。
今昔对比，如今的黄金洞已不再是贫穷闭塞的代名词，眠房的尿骚味，灰房刮屁股的篾片，早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湿地公园熠熠生辉的名片，老百姓富足且丰富多彩的生活。街上与山哩，城市与乡村已被时代发展进步所融合，现在是出山安家容易，进山享受难，想回头做“山哩鸡脑”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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