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幕
作者：吴亚明
隆冬时候，天空布满了一层厚重的灰色云缦，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气味，不远处传来铳炮的钝响。送葬的队伍迎面走来，几十个人表情麻木，稀稀落落走着。大家忙着购买过年物资，只有灵柩经过自己面前时，才有人瞥一眼死者的遗像。长寿街街道两旁鲜有人打路祭。打路祭是长寿街的风俗习惯，但凡跟死者沾点亲带点故的街坊，就会在自家门前摆上三牲，点上香烛，烧点纸钱，燃放一挂爆竹，表情虔诚地向亡灵鞠躬行礼，以示对死者的尊重，送上最后一程。这个亡人莫非与长寿街人没有关系，街坊们如此冷漠。恰恰相反，死者跟长寿街几乎所有街坊都有过关系。他叫金老亮，一个显赫了大半辈子的屠夫。
在长寿街，你不知道镇长、区长是谁，别人不以为然，你若不认识金老亮，说明你不是正宗的长寿街人。
七十年代，社会上最吃香的四大热门职业：“白衣战士红旗飘，六个轮毂一把刀”。白衣战士指医生，旱涝保收。红旗飘当然是干部，走到哪，吃到哪，虽吃不上山珍海味，也不至于吃斋。六个轮毂指司机，司机除了公干之外，总能捞点外快。一把刀，便是专指屠夫了。在那个看到猪走路，恨不得咬一口的日子，屠夫更是一个让人艳羡的职业。
金老亮在火烧坪对面店铺卖肉，是供销社职工。瘦高长子，两腮塌陷，用针也挑不出肉来。一双鹰隼般的眼睛，看人放出一种攫取的光，刺得人矮了一截，但是看熟人，眼光会收敛一些。看到漂亮女人，眼神格外亲切温和，半睁半眯，在女人脸上、胸脯上溜来溜去。咧着嘴，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齿，颧骨上少有的肌肉会挤出难见的笑。对于我这种小屁孩，当然板着脸，严肃得吓人，不给半点好颜色的。
他的绝活是割肉下刀快、准，你买几毛钱肉，一刀下去，抓起割下的肉，往油涕涕的发着寒光的三须钩上一挂，不多不少，从不解刀，也不再舔搭。弯下腰子，从屠凳下那个盛着水的条盆里，捞出一束秆莆子，根据顾客的生熟，选大的或小的，几扭几扭，打一个结子，用力一拉，往屠凳上一丢。阳澄湖的稻草绑在大闸蟹身上，卖了大闸蟹的价钱，那是后起之秀，祖师爷应该是长寿街的金老亮。金老亮收了钱，拧成一团，往两三米远的桌子上的一丢，百发百中到了那个白铁皮盒子里。后来从电视里见到济公审案，屠夫的铜钱有油，便想起屠凳铺油渍斑斑的钱。
平日里，我们买肉不排队。所有人挨着油腻腻的屠凳往金老亮面前移动。我个头矮，屠凳高，齐了我的脖子，鼻子尖几乎和猪肉是零距离接触。闻着生猪肉气味，我也能浮想联翩，似乎闻到了母亲最拿手的青椒炒肉四溢的香气，不由得馋出了口水。
“金师傅，该我买了！”我学着大人样，举着皱巴巴的票子喊，可金老亮昂着头，斜眼睛都不瞟你一下。他一向优先熟人，将上等好肉送到熟人手上，买几毛钱肉，不喊得你喉干气绝别想买到。
漂亮女人进店买肉，他就招招手，让女人进入肉铺里，直接买指肉（即想要那块肉就砍那块）。女人最喜欢那块柳条肉（腰脊肉），据说那块肉，非常鲜嫩，营养价值特高。金老亮满脸堆笑，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拿出那把尖尖的柳叶刀，就着猪的脊梁骨，细细地剜，不带半点筋绊，然后从桌上选一束最小的干燥的秆莆子系好，含情脉脉递到女人手上，笑嘻嘻地目送女人走出肉铺。
“快一点！”此时，屠凳外有人不耐烦，大声喊叫。金老亮脸色一垮，恶狠狠地骂一句“快，要去赶头刀啊！”再无人敢说什么。长大后，我才知道那句“赶头刀”的杀伤力。这句骂，倒是非常适合金老亮的身份。当年的肉价是七毛六一斤，好肉都被熟人和女人买走了，筋绊和骨头，自然卖给我们这些生疏人。那年月，没有补钙一说，骨头不受青宠。他拿出那把大砍刀，“嘭嘭嘭”将股骨、龙骨、柱子股砍成大小块，明目张胆地裹在肉底下卖给你，你若唠叨不满意，他会用鹰眼瞪着你，刺得你颤栗，再凶狠狠地呛你一句“嫌骨头，去别处买！”那时是一家世主（独家买卖），无可奈何，总不能捡个石头去打天。于是乎，人们纷纷跟金老亮套近乎，七大姨、八大姑的瓜绊亲都成了金老亮的熟人。其实，我也是可以跟金老亮扯上关系的，他的宝贝女儿是我的小学同学，只是他女儿从来不屌我这个朝阳门半乡半街伢子。
长寿街巴掌大的古镇，从河南桥到西溪桥，罗家巷到次青巷，谁家娶亲，嫁女，生小孩做三朝，满月酒等等，要招待宾客办情席，都不能少了肉，自然要求着金老亮。那也是有讲究的，前两天主人亲自登门，向金老亮意思意思。例如生了“恭喜”（男孩），赏封一块二，生了“也好”（女孩），赏封一块。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意思到了，金老亮会把事情做得熨熨帖帖，从不塌场的，到岳母家报喜，生了恭喜送蹄花（肘子）三斤重、生了也好送方肉一斤半或者两斤，整得挑不出半点瑕疵。
后来街道办给居民发肉票了，为了过个好年，大家平时尽量少吃肉，也要将肉票聚拢聚拢，等到最后多买点过年肉。半夜三更去排队，从朝阳门到火烧坪的街上死一般寂静，乌漆墨黑，走路踉踉跄跄。只有火烧坪百货仓库门顶上有一盏电灯，泛着乌浊浊昏黄的光。我顶着刺骨的寒风，缩着脖子，蹲在台阶上排队，将烧木炭的篾火炉夹在两腿间，买一次肉，两腿之间就会留下鲜红的火斑，要好久才能褪去。也有很多大人亲自排队，搬来一张竹困椅，往上面一躺，身上盖一床旧棉絮，呼呼呼直打牛皮鼾，流着鲶鱼涎。本以为自己会排在前面，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冷风吹得人瑟瑟发抖，牙关咬得嘎嘎直响。母亲用灰埋好的炭火越来越微弱了，手脚被冻得僵硬，只好双脚弹跳起来，运动取暖。太阳快升上屋顶了，金老亮才来肉铺拖那辆破板车，灵泛的人马上从困椅上弹起来，抢过金老亮的板车，跟在他后面向肉食站方向走去。
一个小时后，帮金老亮从肉食站拖肉的人来了，猪肉堆得像小山样高，在板车上一颤一颤地晃动，板车被压得叽叽呀呀地叫。拖肉的人脖子上的青筋根根暴起，伸长脖子喘气，金老亮跟在板车的后面，昂着头，双手拢在袖管里，抱在胸前，蹬着长筒套靴，走着方步，一路叽咕叽咕响。直到火烧坪肉铺前，金老亮停下脚步，不紧不慢地掏钥匙，打开江山牌弹子锁，立马有人奔上去，帮着卸下店铺门板，拖肉的人快快地将肉一边一边地搬到屠凳上，自然是享受优先买肉资格。接着是帮忙卸铺门的人，最后才是按排队顺序买肉。
尽管肉票紧张，每月父亲发工资，母亲还是让我去买五毛钱肉，开开荤。而每次我都被金老亮塞大骨头，心里自然气愤，总想着扳回一局。动武，无论是年龄和体力，我都不是他的对手。躲在暗地里向他投掷石头，这是阴招，传出去不好听。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感觉突然像开了天目一样，心生一计。记得那天肉铺人不太多，我照样去买五毛钱肉。金老亮故伎重演，手脚麻利切一块筋绊肉，底下包一个大骨头，从条盆里拿出一束最粗的浸饱水的秆莆子，在肉上几扭几扭，一拉，打个结，系得严严实实，神气地丢到屠凳上，翻着眼皮，用鹰隼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交钱和肉票。我瞥了一眼筋绊骨头肉，不紧不慢地说再买五毛钱，要夹精肥肉，精肉做药引子的。金老亮端详我半天，见我脸色平静，估计我没有撒谎，可能发了善心，按我的要求，又割了五毛钱肉，放在屠凳上。我提起那块上等好肉，将手上的筋绊骨头肉、五毛钱和肉票丢在屠凳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箭步射出了店铺。身后的金老亮发现上当了，暴跳如雷，大喊站住，任凭他屠刀拍得砰砰响。我还回头用挑衅眼光看他出丑。他想冲出屠凳铺来捉我，被众人拦阻了。他眼睛瞪得灯盏大，气得脖子上青筋暴暴，也只好作罢。
这个自称“大河堰（大风大浪）都闯过的男人”，想不到在我这个牛脚迹眼里翻了船，一辈子的霸气男人形象大打折扣，成了笑话。不过，我也好几年没有进过他的肉铺了。
八十年代开放了。肉铺不再是独家经营，长寿街突然冒出了石屠夫、究屠夫、奉富等好几个屠夫，乡下人也自宰自销在长寿街卖肉了，大屋坪、登仕巷、担水巷一下子涌现好多条屠凳。金老亮再俏不起来了，屠夫不再是皇帝，成了正儿八经的服务员。人们不再去巴结屠夫，反倒是顾客成了上帝，也可以吃指肉了（挑选）。
金老亮虽然占据了最好的码头，但生意却越来越冷淡。一天卖不了半边肉，尽管他早已收起鹰眼的光，满脸堆笑，热情招呼着从火烧坪经过的行人，还是很少有人进他的肉铺。他每天拖着那破板车早早到肉食站领肉，经过石灰仓库那陡坡，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口干舌燥，即便熟人从他身边经过，也没有人愿意搭把手推一下。老婆年岁大了，帮不了他，想自己的宝贝女儿帮帮忙，却被女儿呛白了几句。
金老亮见别人半天卖两头猪肉早收摊，甚是不解。也曾站在远远的地方暗暗观察，感觉跟自己卖肉没有什么区别。直到领导找他谈话，供销社职工自由组阁，自己没有人要了，最后下岗，他也没有想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落差太大，金老亮衰老也极快，原来还在街边上缓缓溜达，后来，就缩在家里不出门了，仿佛在长寿街蒸发了一样。
直到送葬的铳炮响了，人们金老亮的遗像，才想起他来。鞭炮稀稀落落响着，引路纸钱向阳雀垅方向撒去。灵柩经过西溪桥后，送葬的队伍里只剩下金老亮的老婆和女儿。
金老亮在悲寂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属于他的时代也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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