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晒穷
作者：万辉华
近年颇喜阅晚清民国文人政要的日记，大抵文人之流，即使进士、举人、秀才常在日记里吐槽，大倒缺钱少粮的苦水，有时候家中面临断炊，要跑好多家才能借到钱，有时只好把自己喜爱的书籍和衣物当去，去换钱还账看病。即使是湖湘鼎鼎大名的王闿运先生在《湘绮楼日记》中，每月都要言到缺钱愁钱，这真是君子困穷的典型。看来，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好，在封建时代真是千真万确，然而做书院学长，县学教谕之类的官员，也面临着挨饿的，只有县令以上才有足够养家糊口，甚至买书纳妾的资本。
山西晚清举人刘大鹏，在民国时期当好短暂的县长，一生都是以做塾师为业，因家中人口多，常常青黄不接，为缺钱断粮而困厄。他在《退想斋日记》讲述了一个比他还困难的秀才的故事。
“屈生玉文，本邑老秀才，穷困无聊，凭借舌耕度日，岁修仅得二三十千钱，捉襟肘见，纳履踵决，专来寻我曰：近日教育科员令其本月二十三日到县考试，若不合格即不准设帐授徒，势必生员告绝，请予庇护，身泪俱下。予已应承为之调停。”
此公对与己同样穷的秀才报以同情援助心。曾一度不得已与朋友入股合伙到山区开煤窑，以弥补做塾师的不足。他在六十岁生日的日记里写道，“予年六十，仍未免为乡人，家中食指繁多，值此物价异常昂贵之时，异常受窘，往往告贷以度春秋，此可见龉龊无能，空生于世而愧悔弥者矣。”这恐怕不是个案。王闿运先生在光绪十八年的日记里，回忆某年借了十块银元过春节，充当正月一家十多口的开销。某日，他找到同住长沙的前巡抚郭嵩焘想借200元银元应急，郭大人拒绝了，以他太穷怕还不起。后来，郭大人又怕得罪朋友，亲自送上门来，以友人朱某某的名义赠送给王氏，以解了王闿运的困境。
原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在1942年大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进入了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燕京，也是面临着断炊之忧，只好登报列出书法润笔的启事，好在此老在北平、天津颇有人望，友人不时来涵买其书法，仍然不能维持生活之需，只好把二十四史这样的经典和所藏的书画出售。他婉拒了一些外地友人向他捐款的善意，也不愿到伪北京大学去谋一职位，保持了一个读书人的清高与清白。
刘大鹏作为一个居住在乡间的读书人，也是把读书人的气节看得很重，他在日记里写道，“去岁东家送束修百余，不曰不言明白，即送一百廿金，余坚辞不受，只受百金，以东家诱我以利欲玷我之品也。”
文人有清高的一面，也有抱团取暖，互相奥援的一面。晚清中等官人郭曾炘日志里披露，“伯才来，吾欲求弢、苏二老为沪上某商书寿屏，以便进行救济同乡闲散京官。求书商不难，救济二字谈何易乎？大抵同乡滞京无以度日者，犹有数百家也。”
这不是郭曾炘悲观，因辛亥革命发生后，晚清一些中下级官员和幕僚纷纷失业，在京城靠借贷或变卖家物度日，有的人靠友人救济，离京回故里生活，其成本毕竟低于京城，更多的都没有财力买船买车子带着家小离京，仅一个福建省滞流京城的官人就有数百家，没有人去统计，如果加起来，恐怕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郭曾炘泼冷水，也是情有可原的，这叫杯水车薪。
过去老讲君子固穷，也就是君子不屑于与民争利，不屑于去经商，不屑于升官发财，死守着为传统文化续薪火，焉能不穷。他们在日记里晒出家里的收支账目，富裕的太少，即使进士李慈铭，常常得到李鸿章、潘祖荫、翁同龢等达官贵人的馈赠，也是月底结账，只有超支，难得结余，仍然是一个缺钱度日的记载。好在，大多数读书都是如此，正如我们在上世期六七十年代，国人大都是不富裕，也是常常青黄不接，靠亲友互相支援，才能度过饥荒。当代人的日记里偶尔也能得到一些这样的史料。穷不是好事，人穷不可志短，方可改变窘境，惜晚清的一些文人过于悲观，伤哉，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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