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军营里那些事
作者：张秋良
离开军营已经几十年了，每逢八一建军节，自然而然地想起10多年的军营生涯，件件往事历历在目，久以难忘。
一、新兵连的那些事
八十年代，我以一个豪情壮志的热血青年应了征，带着自己的一颗赤胆忠心和其他几十名充满朝气的战友随部队接兵的邵干事一道乘坐一辆闷罐车，来到了广州某部队这个大的熔炉里。乍到军营，映在眼前的是广阔的军营，亲人般的情感。到达部队后，我们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近100名新兵蛋子安寨在一个几百平米的大礼堂里，里面摆满了密密麻麻的高低床，上下两层，大家都祈祷自己不分在上床，上床上下很不方便，但身不由己，有一半人还是安排在了上床，我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新兵连。连长、指导员、班长几乎都是老广（广东、广西），安顿好的第一天，连长把我们全部集合在操场上，严肃地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要在这里进行三个月的军训，军训是严格的，必须做到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的军人标准；同时，军训也是辛苦的，希望大家彻底抛弃家里那种一心依赖父母、又难以迈出家门的娇气，要从平凡的老百姓转变成一名合格的军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每天的训练中，不能有丝毫的畏难情绪，军人一定要有过硬的军事本领才能打胜仗。看到连长这副严词厉色的表情，每个新兵的头发和眉毛都紧张得似乎竖了起来，都担心自己能不能坚持到底。
“干部应该不会打人吧！”
＂在家听我当过兵的表哥说，军训的动作没做对时班长会用脚踢的！”
“干部真要是打人我就回家种田去！”
“既然来了，就是做牛做马我也要坚持，没有辛苦哪有甘甜。”
连长训话完解散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但声音不大，他们还是怕干部听到。
第一天新兵连还是很平静，第一个晚上都睡得很香，近百号人睡在一间几百个平米的大房间里（是部队大礼堂改造的）却寂静无声，几乎能听到山上的虫鸣声。因为明天就要军训了，大家都在养足精气神，在以后三个月的训练中取得合格的成绩。
第二天紧张的军训拉开了序幕。吃罢早饭，休息片刻，8点正，各班长吹响了急促的哨子声，大家挤好腰带，全副武装，象长了翅膀的小鸟迅急从寝室里飞到了操场上。操场有近千平米大的面积，地面上全都是用水泥沙子铺就的，很平整。我们各自在自己所分的班里列队听从班长的指令。班长都是老兵中的佼佼者，有着丰富的军训指挥能力。军训的内容都是些立正，稍息，向左向右向前，原地踏步，正步走，齐步走，敬礼，礼毕等等这些军训项目，这些名字不是来部队还真从没有听说过，因此都是陌生的。班长也就不厌其烦地在白天晚上给我们讲解每个科目的要领，直到人人完全弄明白为止。
军训没有什么白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炎热天和凉爽天，有时天下着雨也要在操场上照常训练，就是衣服和头发被雨水淋得滴水，没有连长的指令照样要在雨水中煎熬，谁也不敢离队半步。每天规定的训练科目是非完成不可，没有价钱可言，真可谓“军令如山倒”，都能做到认真吃苦，更希望自己在三个月的训练考核中取得好成绩，谁也不愿意因此而又回到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地方去。
军训中我最为尴尬的就是“齐步走”，这动作令我最伤神，每每要我单独出列“展示”时，我是出尽了洋相，那就是手脚同步，而且还有些战友抿着嘴笑，我的脸上总是羞得火辣辣的，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这可能与我小时在家性格内向有关。我在家不喜欢与任何人接触，读书也不和同学来往，成绩也不好，经常被老师请去“做客＂，后来，老师对我也不再严加管教了，我也就变得更加孤僻和单纯，能在一块说话的同学也很少。现在在这种大集体的活动中，也就放不开手脚，时时感到有一种羞涩和胆怯。
我虽然内心很不自然，但我有一种不服输的毅力，别人能做到我也一样能做到，世上没有什么圣人，以后，在晚饭后，只要有闲时间，我就一个人在操场上坚持练习齐步走这个动作，每次都保证一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星期后，、
我的齐步走动作达到了军训的标准，真正改变了手脚同步的坏习惯，班长和战友对我也刮目相看了。
军训是严格的，除了每个科目要达标外，纪律更是严之有严，训练中不能讲小话，更不能做小动作，一个班30人左右，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被连长、指导员、班长监视着，只要被他们看见，那就该你倒霉，一次一个战友满头大汗，一只苍蝇刚好爬在他的右脸上，它的脚不停地在他的皮肤上蠕动着，他忍着，苍蝇越发“热情”，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便趁着班长的视线离开时张嘴用口气吹了一下苍蝇，苍蝇是吹跑了，万没料到这小动作被走过来的连长看见了，连长当即把他喊出队伍，先当众批评了几句，然后，交代班长说：＂散队后给他加二千米跑步。”班长只得应从。
新兵训练还有最难忘的还是夜间的“紧急集合”，每个星期几乎有2到3次，那就是半夜间突然班长吹口哨把你从甜甜的睡梦中唤醒，五分钟内摸黑（不能开灯和有半点灯光）穿衣着袜，还要背着内务、水壶、漱口杯等到操场列队点名，点完名后就是列队在营房外的公路上跑步一大圈，约有近五公里的距离，跑步时，连长、指导员、班长拿着手电在四周跟着跑，跑的途中不能掉下任何东西，否则，第二天又有你好受的。记得有一次，一个战友由于漱口杯没有绑紧，跑步时不慎落在了地上，公路是水泥地，漱口杯落地后的声音在这宁静的深夜显得格外的响，连长命令队伍停了下来，然后道：“是谁的漱口杯掉了，出列。”声音很严肃。中行正中间的一个战士紧张地站了出来。
“你来部队都一个多月了，怎么连一个漱口杯都绑不住，混账，今天就你一粒老鼠屎坏了这锅粥，明天上午罚你跑步五千米，入列。”三班长狠狠地训斥道。今天就他们班出了这件事，班长有些内疚不安。
二、改变命运的那些事
三个月的新兵军训结束了，我由于军训考核成绩一般被分到了维护连电缆排工作。维护连是部队最辛苦的单位，简单地说就是挖电缆沟，埋电缆，爬天线塔。在我们的寝室里挂在墙上的全是爬塔需要穿戴防护用具，如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绳、脚扣、通讯工具等，营房里摆放的也是些斗车，钩头，草帽等，和农村没有两样，初到连队，心里真的有些失落感，总觉得这岗位不体面，后来想到自己的前途，也就打消了这个想法，我想，部队有个这么大的天地，以后多加强文化知识学习一定能改变自己命运的。
在维护连电缆排我干了一年半，每天就是挖电缆沟，这是一项耗尽体力的工作。沟深3、4尺，宽近二尺，一天每人要完成50来米距离长的挖沟任务，完不成就加班，松土挖沟还不费多少力气，一天完成任务也很轻松，尤其是碰上那种坚硬又有石头的土壤，钩头把挖断是经常性的事，手心也常常磨出血泡，有时戴在手上的纱手套还浸有血迹，但为了自己的前程大家都是咬着牙，忍着痛迎难而上，没有人因此而放弃。
我每天都超额完成了挖沟任务，一年半后又把我分到了天线排，这工作比起挖电缆沟还是稍许轻松些，但同样要有好的体力，还要胆子大。每个天线塔都是高大耸立，高的有80多米，最矮的也在30多米左右，你要一步步地从底层爬到顶端对天线进行检查和维护，爬到顶端至少要20分钟时间，如果心脏有毛病或恐高症的人真的是寸步难行。上了天线塔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天气炎热就在腰间绑上一壶茶，渴的时候喝几口。反正在维护连是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可做，春夏秋冬都是戴草帽或安全帽，戴手套在外面作业，个个的肤色都象非洲人。无论在电缆排挖电缆沟、埋电缆还是在天线排爬天线塔，我都克服了种种困难，两顼工作我都能做到保质保量完成好。
每天我除了努力工作外，平时做到少说话多做事，工作之余就多阅读当天的《战士报》，还到连队图书室借些书看，从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同时，还用微薄的津贴，买来方格稿纸和毛笔每天中午做到写二页小楷，除此之外，我还试着写写新闻稿件。起先向报社投了10多篇都是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但我没有灰心丧气，自己本来就是初出茅庐，知识浅薄，对写作这东西真的一窍不通，每次看报纸时，我总是从中摸索别人的写作技巧，标题，构思，语句，我一点点的推敲，慢慢地找到了个中感觉，平时，我就多观察和发现身边的新闻线索，一天中午，连队通信员王志金业余时间帮战友理发，我一时来了灵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好题材，第二天我就写了一篇题为《咱们连队的管头兵》的新闻稿件，一个星期后《战士报》登了出来，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稿子，稿子虽然只有700来字，但在部队反响很好，领导也给了好的评价。
半年后，连队把我调到了炊事班做炊事员。炊事班不但脏还辛苦，但在维护连炊事班，还是一件业余时间比较多又稍有自由的工作。当时我们连队有干部战士80多人，炊事班有司务长、上士、炊事员共5人，我就是个纯炊事员。炊事员除了每天起早贪黑做好一日三餐外还要清扫厨房内外卫生，我们5人团结一心每天忙碌这些事情后，平时的休息时间还是比天线排电缆排充足和自由些，我就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来学习和写作。自从那篇稿子见报后，使我对写作增加了更大的信心，往后，陆陆续续在《战士报》《科学倍息报》《羊城晚报》等报纸上发表了“豆腐块”。我自己已感觉到部队和连队领导对我的印象越来越好，特别是有些战友还把看见的好新闻线索提供给我。
我在炊事班工作了快一年半了，但我没有因为自己仍是一名炊事员而放弃写作和练字，不管部队领导重不重视我，但知识是自己人生的资本，总有一天会要感动上帝的。
一年半后的一天上午，我正坐在床边，在床板上铺开方格稿纸练习毛笔字时，部队电影组组长张应钦出现在我面前。张干事学识渊博，和蔼可亲，能说会道，特别是他的毛笔字那是无人可比，部队的宣传栏和幻灯片制作都是出自他手，因此，他在部队的声誉还是比较高的。他先问了一下我的名字，又顺手拿起我写的毛笔字仔细地看了一下，然后和言细语地说：“你下午就去电影组工作，这是部队领导的决定，现在把要带的东西清理好，下午到我这里来！”说完，他就走了，此时，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我终于脱离了这个都不愿意来的苦海。这时，我才确信，知识真的能在任何地方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一次夜间之行的那些事
部队在广州市花县（现改为花都市〉的一个山沟里驻扎着一个营，这里四面环山，有上百亩大的面积，离县城还不到一百里路程，但这里十分安静，每天除了蚊虫鸟叫外，再听不到别的喧哗声，官兵们都说，这里养老是个天赐的宝地，大家习惯了，都能耐得住寂寞。
这里有几百号官兵，兵龄长的已在10年之上。他们的家属小孩每年来探亲也不嫌弃这地方，生活得有滋有味，快乐幸福。
为了减少官兵们的寂寞，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部队给他们安装了电视，建起了文娱室，阅览室，还修建了篮球场，闲时，官兵们可以看电视，打篮球，看书读报，下棋。除此，还规定我们电影组必须保证该营官兵每周能看上1至2次电影。
我分到电影组工作没几年，组长张应钦到外地升学去了，组里剩下了我和宋春，宋春是山东人，喜欢绘画，部队特别把他送到广州美院进了修，他也没辜负部队领导的栽培，在部队绘得一手好的油画，宋春是城市兵，和领导跟得紧，嘴巴又能说，领导都很欣赏他。宋春喜欢睡懒觉，他由于兵龄长，部队指派他负责电影组的工作，我因为入组不久，只能给他打下手，什么事情都是按照他的“指令”去做。后来，又分来了一个叫郑芳生的新兵，这人是部队一把手的近邻，在电影组当然比我走得起些，大多活儿是落在我的身上，如办宣传栏，部队的《浪花》内刊，文化中心管理等，我人坦诚，对待每项工作都是无怨无悔，保质保量完成好。没多久，宋春转业了，组里就只有我、郑芳生，还有一个新来的朱广生。由于郑芳生是一把手的乡邻，电影组大部分的工作都没有了我的份，都是他在安排……
由于种种原因，二营已有近1O天没有看电影了，官兵们闷得慌，强烈要求看电影。
眼下虽然进入了十月，但仍然是秋高气爽。这天下午3点左右，我和郑芳生乘着一辆吉普车，载着笨重的放映器材和影片行驶一个多小时到达了二营。晚上7点左右，天空已落下夜幕，我们手忙脚乱地架好放映机，官兵们带着小板凳列队坐在放映机两侧，认真地观看着电影《洪湖赤卫队》。也许是一段时间没看电影了，大家注目凝神地看着屏幕上的画面，整个操场上没有半点说话声。
9点40分左右，电影已经结束，我们赶紧收拾好放映器材又乘车回太和部队宿舍。就是这次回宿舍的的路上出现了一起防不胜防的事故。
这是一条乡村公路，一百多里路大多没有路灯，山路也特别多，很多地方是坑洼不平，车轮滚滚，泥灰四溅，公路两旁大都是村民的住房，那时的车没有空调，全靠窗外的夜风吹进来，我们都急着早点赶回宿舍。司机杨新谷是一名老师傅，技术精湛，开这么多年车没有出现过一起事故，因此，路况好的路段他就加足油门不要命的往前冲。这次真怪，车子行至一个不明不暗的路口时，一个骑单车的男人鬼使神差钻了出来，杨新谷听到了车子右边的一阵响声。“只怕是他撞车上了。”他立马猛踩刹车把车子停住了，心里有点紧张。
我们三个人都下了车，通过微微的手电光看见这男人坐在车轮旁，单车前胎已压在车的后轮下，稍有变形，估计这单车前轮是报废了。男人在哀叹。“你没事吧！”“你也太不小心了，明明看见来了车就不能等一下！＂我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都埋怨他的不对。
在八十年代广州人对当兵的还是比较尊重的，当地群众时常和部队开展联欢活动，逢每年八一当地领导到部队慰问也是常事，彼此之间都有感情。
手电光下我们发现他双手紧握的右腿渗出了鲜血，还溅到了地上，我们先把他扶了起来，杨新谷便拿出抹车的毛巾把他的伤口捆紧，扶他到车上坐稳，再把他的单车用绳子绑在吉普车的后面，按照他的引路火速来到了附近的一家乡卫生院，我们立即给他挂号，让医生给包扎伤口，还准备给他做其它检查的，他婉言谢绝了：“不麻烦你们了，你们当兵的也没有钱，只有这个腿在单车上挂了一下，其它没什么，今天全是我的错，不怪你们！你们军人真是好样的！”
医生对他清洗伤口，消炎，止血，缝针，整整用了个半小时，一切完成后，我们又驱车把他送回家，他家人也深表感激，临走时，我们每人还给了他一百元钱。然后，我们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回宿舍的路上赶。回到宿舍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半了。这就是我从军以来一次难忘的夜间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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