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碟辣椒炒肉
作者简介
许光辉，汨罗人氏，江边长大。得文革之利，是工农兵学员。正式工作时间40年，其中有30余年埋头于公文写作和科普创作,得科普作家虚荣。因基础太差，并无辉煌之作。退休5年，乃惯性所致，仍玩文字，比不得文学作家。不会编故事、设情节、藏机巧，偶有文字见诸报端。
我这个人，向来对穿戴不讲究，只要舒服就行。去湘阴参加同学聚会的头天晚上，我斜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妻子在为我整理衣物，时不时问这件要得不？那件要得不？还有什么要带不？我敷衍着：“就是两三天时间，有什么好讲究的，你说要得就要得啦”。
“你们那些同学也是有点搞怪啦，75年毕业，足足实实43年了，从不搞同学聚会，倒是现在都退休了，忙着要见面、要聚会。”女儿在一旁调侃。“再不见就见不到了。全班40个同学，已经走了4个，到天堂打前站去了。”我回答她。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搞个聚会，见见面嘞？你们同学中也有的是牛人。宋伯伯是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后来又是省政协的工委主任；虞伯伯年纪轻轻就在汨罗当副市长，胡伯伯也是君山区委的老资格副书记，正处、副处、正科、副科好多个，一直搞农业技术也是农艺师啦。”是啊，为什么不早见面、早聚会呢？女儿的话把我一下子咽住了，我不知如何应对。
我们这班同学，是原岳阳地区农业技术学校招收的第一个班，1973年入学，专业为农作物栽培。40个人分别来自原岳阳地区所属的6个县4个农场。主体是贫下中农子弟，有六七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还有好几个是当过兵的退伍军人，年龄跨度是1947年至1954年，我是年纪小的。我们那些人，懂事后受的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对工作看得重,组织观念强，服从性强。从农校毕业后，有36人是直接分配到公社一级当农业技术干部，真正生活在农村，天天催耕催种，泥里一脚水里一脚，与农民毫无二致。
那时候中央有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叫陈永贵，他是“三分之一在中央、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搞调研”，所以上级要求干部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是：县里干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以我为例，那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太忙，为了整体达标，要求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天数是300天，几乎天天吃住在农村。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根本没有时间讲感情、谈交往。后来工作各有变化，但部分同学就此失联，不知所踪。我同女儿讲了这些后，感慨地说：“十几年前是想搞一次聚会，主要是找人不齐，工作在身也没有想尽办法去找。这次为把人找齐，采取的办法分县区负责，定人定任务，基本上花了年多时间才把人找齐。”
说着说着，我手机的微信不停地在响，打开一看是群里同学们在发照片、对话。严钦炳同学发出《入学通知书》《入学须知》《毕业证书》，参加工作《介绍信》等珍贵资料后，一些同学发了很多当年的照片、合影。学姐王菊英发了我的一张全身小照：照片上的我一头乌发，右肩背个挎包，左手叉腰，注明是“华容留念 七五、八”。这张照片我已全无印象，只记得那年是在华容县护城公社兴南大队八队实习，为期好像是3个月。我是个贫苦农民出身，在学校时很少照相，所以现存的照片中基本没有1975年以前的。看到照片后我冥思苦想，回忆为什么给了王菊英一张照片？记忆把我带回毕业前夕。
我们那个班的学生，毕业离校的时间1975年10月10日，而我则在10月９日的宣布毕业班学生去向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做过一次检讨。因为我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经手“偷”了食堂一碟子辣椒炒肉，害得到学校来考察了解农校第一届毕业生分配情况的地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宋裕宽，地区农校首任兼职校长、地区农业局局长刘安斋，以及地委组织部的负责人临开饭时少了一道当家菜！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农校建在花板桥那边桃花山上，即现在岳阳市政府旁“步步高”超市的那个地方。因为初建礼堂与教室之间是一个山包，我们每星期都要像民工一样担两三天土。1975年国庆节后，虽然我们只等分配去向，但劳动还是要照样搞的。不知道10月6日还是7日，我们都在地区林科所那边一个山坡上搞劳动，根本不知道地委领导到了学校。搞完劳动要到食堂边的水龙头洗手脚，无意间发现食堂案板上有一碟辣椒炒肉。当时学校的生活很清苦，基本上是餐餐的“冬南海”，即冬瓜、南瓜、海带，油水很少。厨房师傅做菜，是先把菜炒熟，再在出锅时加瓢油，这菜看起来是有油吃起来没油。厨房师傅有时候会利用职权，自己搞点特殊化，同学们发现过，是有看法的。
当同学们发现这碟肉时，都以为是厨房师傅搞特殊化，心里很不平衡，就小声商量着要把肉偷出来。刚好我离案板最近，于是趁厨师傅不注意，随手把那份辣椒炒肉传出去了。没等我人出来，肉就被外面同学手抓着吃了。领导马上要开餐，唯一一碟好菜——辣椒炒肉没有了，校领导和厨房师傅急得做鬼跳，吃了肉的同学马上把我出卖了，我“肉没吃到惹身膻”。校领导因此决定要我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我也深知自己闯下大祸。
好像是我上大会检讨之前，心情特别不好。王菊英比我大两三岁，懂事些。她见我闷闷不乐，就把我叫到一旁，跟我说了一阵话。具体说什么不记得，大意是错事做出来了，好好检讨就是。关键是今后要记取教训，出了校门就是干部，不是一般人了。凡事要多动脑子多想事，不能率性而为，不顾后果，把事情搞得不好收场。当时我特别地感谢她，认为她真的像亲姐姐一样。临离开学校赴汨罗参加工作时，就把自己一张心爱的照片送给了她，权当纪念。
离开学校整整43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记不清给王菊英送照片的详细过程。同学聚会时说起我厨房“偷”辣椒炒肉的事，大家都一脸茫然，听完我的叙述，同学们哄然大笑，说亏你还记得，确实是有这个事。我说不是王菊英晒出这张照片，我也不记得了。但一见这张照片，我是往事不能如烟，心情不能平静，它给我的回忆是美好多于羞愧的。当时地委副书记宋裕宽一行来学校调研考察，特殊的仅仅是为他们加了一碟子辣椒炒肉，其清廉形象是不是令今天的“公仆”们汗颜呢？！现在，人民生活幸福，衣食无忧，谁也不会为一碟辣椒炒肉去做贼，当然做贼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我之所以愿意把这件“丑”事说出来，一是对学校领导、同学的宽容、关心与帮助表示感谢，二是寄托着我对当时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的清廉作风的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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