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掌心里的影院
作者简介
易石秋，中学语文教师，一个用文字丈量生命的行者。
对于我们这帮六零后出生的山乡孩子来说，小时候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件莫过于看电影了。那时的山村无比闭塞，文化活动更是少之又少，看电影几乎成为了唯一的大众化文化娱乐，也几乎成为了我们这些乡下孩子了解历史、了解艺术、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电影中仿佛永远蕴藏着无尽的奥秘，总是牵扯着我们敏感善变的神经，放飞我们对未知世界的想象。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这帮野孩子提供了一个大聚会、大宣泄的最佳平台，尽管不是每一部电影都符合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口味，但我们依然欢呼雀跃热血沸腾，就是因为这一过程能让我们切切实实地疯上一把。当然，看过之后，电影的内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例如我们会为《野猪林》中林冲与鲁智深究竟谁的武功更高而争得面红耳赤，会为设想《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坏蛋男主角周忠良最后将会被他做新四军的弟弟严惩而洋洋自得，以致我至今都怀疑我们这一代人的复述能力与文学评论基础就是在这个时候萌芽的。
但那时还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能掺杂进去的也就是《英雄儿女》《南征北战》等极少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教育片和《三打白骨精》《野猪林》《打铜锣》《补锅》等无关时政的传统戏与地方戏，片源严重不足。再加上一个乡（那时还叫公社）才一个放映队（说是队，其实也就是两个放映员，一部放映机），好不容易来了一部影片，要到全乡十几个村来一个大巡回，真够你等的。由此，放映员也就变得十分的金贵起来，尽管是两个大劳力，器材又相对简单，完全可以自己担着，但是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放下身段去担的，往往提前几天就要通知放映单位派人去“接电影”，害得我们这帮孩子总是要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好觉，梦里都是电影。
特别是有一次，轮到在我们小队放电影（当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村里为示公平，这次在这个小队放，那次就轮到那个小队），我们的屋场不大，劳力本来就很少，加上那几天刚好有事，实在是派不出人来，只得准备放弃了。眼看到手的鸭子就要飞走，我们几个小伙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筹莫展，最后毅然决定自己去接。尽管那放映器材对于成年人不算什么，但对于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说，那还是重若千斤的，更何况还有好几里的弯弯山路要穿行呢。但我们义无反顾，抬的抬，托的托，一路轮来换去的，迤逦于山间小径之中，仿如蚂蚁搬家似的滑稽。到最后几乎是一步一挪，却硬是把放映器材完好无损地挪到了队里。尽管最后已经是筋疲力尽，但我们仍然充满着壮士凯旋般的幸福感，那汗水与欢笑凝聚而成的记忆，至今仍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温暖着我们的心。
这还不是最糟的，有时片源太稀少，要以乡为单位跑片，那就真够等的了。记得有一年冬天，到乡政府前的大操场去看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才真是铭心刻骨。受时局与知识面的诸多限制，那个时候大人们能够敞开来聊的内容很少，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最让他们津津乐道常说常新的，弄得妇孺皆知，以致我们这帮小孩认为这应该是全天下最精彩的故事之一了。听到有这样的电影来我们乡里放映，我们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一下课就赶四里多路去乡政府占位置。那时候下午才两节课，下课早，到乡政府也就才五点钟不到，看到露天里已经挂起了银幕，不禁激动得乱跳。可是由于交通不便，路途很远，等了几个小时，都快到晚上七八点钟了，片还没有来。由于已是寒冬，愈到夜晚，天气愈寒，再加上我们属于大云山腹地，天气变化更大，到八点多时，夜空里竟然飘飞起雪花来。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星空下的飞雪，在耀如白昼的白炽灯的映射之下宛如片片洁白的梨花飘落，蔚为奇观，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但我们早已没有了平时对雪花的喜爱，更无心吟诵“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之类的儿歌，冻累交加之中，甚至也已经没有了对电影的那份执着的渴望，竟然生出丝丝悔意来。
到了九点钟的光景，电影终于开映了。却是古装体戏曲片，总是男女主角慢条斯理咿咿呀呀的唱，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之中的精彩与激烈，弄得我们大失所望，最后几乎是咬牙切齿起来，真后悔平日听信了大人们口中的“鬼话”。不等电影散场，就三三两两败兴而归了，活像鲁迅先生笔下小伙伴们看社戏的场景。
读高中时住校，再加上刚刚恢复不久的高考的压力，学校根本不允许我们看电影。但每当附近村庄里放电影，我们的七魂八魄都仿佛被那声响巨大的高音喇叭钩了去，常常借故跑出去对着那放映点发呆。好在学校晚自习时间不太长，九点半就下自习了，而乡下难得放电影，一般一次放两部影片，或者一部《新闻简播》加一部正片，开始又比较晚，我们下晚自习时放映还没有结束，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就趁下晚自习的空档偷偷跑出去看一点尾子。为了糊弄检查晚就寝的老师，就把被子铺开，把衣服塞在被子底下，装着有人睡觉的样子。幸好当时农村学校条件差，都是两个同学睡一张床，一张高低铺上睡四个人，所以大家轮流着打掩护，倒也少有穿帮的时候。
不过老师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这种冒险而又刺激的游戏不久就被老师掌握。以后每当附近村庄放电影，老师都要一个个查人，直到电影散场为止。这样一来，无论心里对电影的渴望是多么地热切，也只能凭空幻想了。
八十年代初进城上大学，才知道有电影院这类条件好、又可以有选择地看自己喜欢看的影片的好地方。不过由于囊中羞涩，整个大学时代基本上没有进过电影院。幸好大学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文化重地，各类文化活动十分丰富，看电影就更是家常便饭了，只要不是雨雪天气，每个周末都会在田径场上放露天电影。那时正值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不仅片源充足，题材广泛，并且时不时有一些轰动影片，吸引力巨大，弄得我每放必看，以致大学四年所看的电影比生平其他时期所看影片的总和都要多得多。每当周末，甚至还没等太阳下山，就邀上几位室友或者同乡早早地来到田径场，一边摆上两副扑克“升级”，一边等电影。而周边也坐满了我们这类边“升级”边等电影的人们，整个场面蔚为壮观，成为当时大学校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1985年定居岳阳工作时，岳阳尽管已经是地级市了，但城市规模很小，还只是相当于城关镇这样的小城，文化娱乐设施自然不是很多。有名的电影院也就“岳阳影剧院”、“天岳山电影院”、“工人文化宫”、“军工俱乐部”等为数不多的几家，看电影仍然是一种时髦，甚至是当时不少青年男女爱情的见证。很多从乡下来城里务工的人员，尽管手头十分拮据，也要想方设法到城里的电影院里体验一下。最有味的是，初来城里的人究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场面，尽管拿着票，不少人还是竟然找不到位置。于是又学起了乡下看电影时找不到同伴时的老一套，放开喉咙大喊起早进来的同伴的大名来。一时间满座皆惊，眼光齐刷刷向那边扫去，仿如看把戏一般，于是“乡下计龙哥”的绰号不胫而走，在本地几乎与“刘姥姥进大观园”可以相提并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影视渐趋普及，到了20世纪末期，“家庭影院”已经风起云涌，不少曾盛极一时的剧院早已改建成为住宅小区，除了岳阳市志中曾有记载，已经了无痕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像“汇泽”、“大地”之类的各种现代化、特色化的综合影城，其片源的充足，功能的齐全，效果的高清，环境的高雅与舒适，都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但是看电影的群体已经大大减少，过去那种人头攒动一票难求的看电影的图景，再也无法复制了。因为影院早已走进家庭，走进手心，由于互联网及手机的高度普及，只要在掌心轻轻一点，各种影视就可以纷至沓来，让你目不暇接，随时都可以享受欢娱或精神的盛宴。
原来我们在梦里祈求电影，今天电影伴我们酣然入梦，明天我们的电影又将如何超越在美梦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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