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又被称为《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史学“前四史”。老黄为您讲述精彩的《汉书》故事。
黄河歌者金石点评：
西汉后期的祖宗庙宇之争，看似是国家财力供养与礼义制度问题，实际上动摇了汉朝统治的基础。还好，刘歆比较明白，竭力弘扬汉武帝的不世功绩，他的庙宇没被拆掉，要不然留的是更大遗憾。请看《<汉书>研读》第373章：
王舜
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论说：
臣听说周王室衰微后，四方蛮夷入侵，猃狁最为强悍，就是现在的匈奴。到了周宣王时期出兵讨伐。诗人因此赞颂道：“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说道：“啴（音tān，摊）啴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所以称为中兴。到了周幽王时期，犬戎起兵来讨伐，杀掉周幽王，掠走宗器。从此之后，南夷和北夷交相侵袭，中国国家像游丝一样维持不绝。《春秋》中记载齐桓公率军向南讨伐楚国，向北讨伐山戎，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是摒弃了齐桓公的过失而单单记录其功勋，把齐桓公列为王霸之首。汉朝建立后，匈奴冒顿单于开始强大，他率军向东击败东胡，擒获月氏王，兼并了他们的土地，地广兵强，成为中国主要的祸害。南越尉佗统一百粤，自称皇帝。所以中国虽然内陆平息，却仍然还有四夷患祸，每年都没有安宁的时候。一方出现危急，三面前去援救，所以天下都因此遭受其害。孝文皇帝送给单于很多钱财物资，和匈奴人实行和亲政策，但匈奴仍然不断侵犯。最严重的时候，匈奴出动十多万部众，逼近京师长安及周围地区，汉朝被迫每年征调军兵驻屯防备，匈奴人成为长久祸患，不是一时一世所能解决的。诸侯州郡守勾结匈奴和百粤叛逆的不在少数。匈奴人杀掉汉朝将军郡守、都尉，掠取百姓，其数量不能计数。孝武皇帝怜悯中国疲惫没有安宁之时，励精图治，派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人，率军向南灭掉百粤，建立起汉朝七郡；向北攘除匈奴，收降昆邪十万部众，设置为五个属国，建立起朔方郡，夺取匈奴人的肥饶之地；向东讨伐朝鲜，建立起玄菟、乐浪郡，以切断匈奴人的左臂；向西讨伐大宛，兼并西域三十六国，联合乌孙，建立敦煌、酒泉、张掖郡，以便隔断其与婼羌的联系，分裂匈奴人的右肩。单于势力越来越孤单，远远逃遁到漠北，从此四周再无战事，汉朝的疆域扩展到遥远的边境，建立起十多个郡国。这些功业建成后，汉武帝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安定天下人心，富强充实百姓，做到规范制度。又招集天下贤俊，大家一起协力同谋，建立制度，改定正朔，易换服色，建立刘氏天下的祠庙，封禅泰山，改变官职称号，存恤周朝后人，确定诸侯礼制，让他们永远不再生出逆争之心，到了现在的几世都依赖于这些根基。单于成为守藩，百蛮服从，创立了万世之基，中兴的功劳从从来没有高出此的。高皇帝建立大业，是汉朝太祖；孝文皇帝仁德至厚，是汉朝文太宗；孝武皇帝功高至伟，是汉朝武世宗，这正是孝宣帝宣扬的大德之音。
《礼记·王制》和《春秋谷梁传》中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人两庙。天子七天出殡，七月后安葬；诸侯五天出殡，五个月后安葬。这就是丧事中体现出的尊卑次序，和庙宇数量相对应。其文中说道：“天子三昭三穆，和太祖的庙宇共计七座；诸侯二昭二穆，和太祖的庙宇共计五座。”所以德厚的人流芳百世，德薄的人流芳不长。《春秋左氏传》中说：“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从上至下，每降一级减少两个数字的庙宇，这就是礼义。七者正法数，也是常数，宗这个数不在其中。宗是变的意思，是说有功德的可以为宗，不能先在宗庙中预留其数。所以对殷商来说，太甲叫做太宗，大戊叫做中宗，武丁叫做高宗。周公写成《无逸》的训诫，列举殷商三宗来劝谏周成王。从这些来看，宗不是固定的数目，但对于劝勉帝王建立大功德却是十分重要的。从七庙角度来说，孝武皇帝的庙宇不应当毁弃；从宗表述的方面来看，他不能不称做没有功德。《礼记》中的祀典说：“圣王制定祭祀典礼，对百姓施行功德应当祭祀，辛苦为了国家应当祭祀，能挽救国家大难也应当祭祀。”臣私下里观察孝武皇帝，他的功德兼具以上各个方面。对于异姓有功德的人，还专门进行祭祀，何况对于先祖呢？或者有人说，天子五庙并没有见诸文献，还说对于中宗、高宗，只要延续其大道而毁弃其庙宇。这种主张是名实各异，不是尊有德贵有功的做法。《诗经》中说：“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茂盛的甘棠啊，千万不要去砍伐它，这是邵伯当年种植的。）”思念其甚至要爱护其植的树木，为什么要延续其大道而要毁弃其庙宇呢？更迭毁弃的礼义自然有固定法则，没有特殊的功德，当然要按照与皇帝的亲疏来推演祭祀。但是对祖宗的次序，多少的数量，经传中并没有明文记载，祭祀先帝这样至尊至重的事情，很难用可疑的虚文来解释确定。孝宣皇帝集合公卿的商议，使用众儒生的谋略，已经认定了孝武皇帝作为世宗的地位，其庙宇建立并传承到万世，已对天下宣布。愚臣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德是这样至伟，孝宣皇帝对其这样推崇，就更不应当毁弃。
汉成帝看完表章商讨后采纳其意见，下诏书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刘歆又认为：“礼制中规定，处理丧事要有等级区别，所以《春秋外传》中说：'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这说明，先祖要每天一祭，曾祖、高祖要每月一祭，远祖则要时时祭，祭坛则要每年贡奉，君王去世要大祭。德盛的要广泛传扬，也有尊重先祖亲人的区别；越是远亲越要尊重，所以禘祭非常重要。后代子孙死后把神主放置在王父那儿，要确定好昭穆的关系，那样就能让子孙常与先祖左右相伴，这就要求迁徙到宗庙时要有所区别。圣人祭祀先祖，是出于真情，礼义中就没有不顺之时，所以不要毁弃庙宇。自从贡禹建议更迭毁弃庙宇之后，孝惠帝、孝景帝以及太上皇的寝园都成为废墟，这就失掉了礼义的本意。”
汉平帝元始年间，大司马王莽奏报说：“本始元年，丞相蔡义等人提议，谥号孝宣皇帝父亲的陵园为悼园，设置三百家食邑。到了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人奏报说，父亲为士人，儿子成为天子，对其父亲的祭祀也要按照天子礼仪，悼园应当称尊号为'皇考’，建立庙宇，增加原奉守陵园的百姓一千六百家，设置为县。愚臣认为皇考庙本来不应当建立，但却几世祭祀，这事非常不对。另外，孝文太后的南陵、孝昭太后的云陵园，虽然以前按照礼法不再修缮，但陵园的名字不正。我谨敬地和大司徒晏等一百四十七人商议，都认为孝宣皇帝是孝昭皇帝哥哥的孙子继位为皇帝。按照礼数，过去孝元皇帝时因为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的亲子孙都没有死尽，所以庙宇没有毁弃。这样国家就有两个根系两个国父，不符合礼制。那时蔡义奏请皇父谥号为'悼’，并且设置奉守的园邑，都符合礼义。魏相奏请称悼园为'皇考’并建立祭庙，增加奉守陵园的邑民为县，远远背离了先祖体统，与礼义不符。父亲为一般士人，儿子做了天子，就要按天子的礼仪祭祀他父亲的情况，指的是像虞舜、夏禹、殷汤、周文王、汉高祖那样的受命于天、称王建国的人，而不是指继承先祖基业做帝王的人。我请求皇高祖考庙奉明园应当毁弃，不再进行修缮，撤销南陵、云陵为县。”汉平帝批复准奏。
司徒掾班彪说：汉朝承继亡秦绝学之后，祖宗制度因时施宜。自从汉元帝、汉成帝后学者太多，贡禹建议毁弃宗庙，匡衡主张更改郊祭，何武议定三公体系，后来多次修改反复，最后纷乱不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方面的礼义记载缺失，古今制度迥然不同，都各自成为一家，要确定下来确实很不容易。考察对比诸儒们的建议，还是刘歆博学论述精深。
刘歆
黄其军
作于2021年12月28日（古历辛丑年十一月廿五）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