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为南朝宋史学家范晔所写,因其极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超越其他写后汉的史学专著,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是公认的记载后汉历史的正史著作。
黄河歌者金石点评:
仲长统的《损益篇》主张恢复井田制,这是开历史倒车,是极其消极的思想。他对于国家刑罚制度缺失危害的论述,具有积极意义。另外,他认为哪个时代都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统治者识才的慧眼与唯才是举的能力。为什么中国战乱时期反而人才喷涌?就是因为统治者众多,其中总有些真正的伯乐。请看《<后汉书>研读》第221章:
《损益篇》
《损益篇》中写道:
“制度只要有利于天时,有利于万事万物,就可以施行了。如果事情违背了天理,制度不符合时代,就要进行更改。有些制度在古代行之有效,到了现在却不起作用了,就不得不进行更改。改革后还不如从前,有些经探索后遭受失败,也不是不能恢复原来的做法。汉朝建立后,分封子弟为王,委托给他士民,给予他们生杀大权,于是这些诸侯王骄奢淫逸,贪得无厌。他们鱼肉百姓,以满足欲望,放纵淫欲到与姐妹通奸。他们对上有篡逆反叛不轨的奸谋,对下有暴乱残害百姓的阴毒。这虽然借助与皇室有亲近的恩情,大概也是制度设计造成这样的局面。此后的几代皇帝对各诸侯王降爵削土,逐步剥夺,最后让各诸侯王仅享受封国中的俸禄。但是他们的污秽行径,淫乱昏聩的罪行,仍然还是很多。因此,从根本上削弱各封国,减轻对其施予的恩义,让他们仅能假借一日之尊,享受封国财富,允许诸侯国享受特权,把封国传承给后代,朝廷不断用鞭笞刑罚进行警告,他们还能放任自我,为所欲为吗?现在时政凋敝,风俗改变,淳朴的风气成为过去,混乱时代已经到来。爱封子弟在封国中逾越礼制,放纵恣肆的时间太久了,再也不能授予他们权柄,假借给他们资本了。所以才收回他们几世的特权,抑制其横行势头,对善良者早早提拔,对邪恶者尽快罢黜,所以下面的封国中再也没有被埋没的贤士,国朝中没有专权的大臣。这样的更改,可以马上施行。”
“井田制更改后,豪强转而经商,他们的馆舍布列于州郡,田亩接连于方国。豪强没有一丁点国家任命的官职,却能穿三辰龙纹的服饰;不担任编户中的一伍之长,却能役使千室户邑。他们的荣华享乐超过有封地的诸侯王,他们的势力超过郡守县令。他们用财物贿赂经营,即使犯法也不被查处。就连刺客侠士,也愿意为他们卖命。至于贫困弱势少智的百姓,寄人篱下,死后其家属没有钱财购买棺椁收敛,遭受冤枉穷困,也不敢进行申诉。虽然这是因为法网禁令太过疏阔,大概也是豪强无限占据田地才导致的这种必然结果。现在想要建立太平的盛世纪纲,建立对百姓教化的根基,消除贫富不均的状况,纠正风俗中的奢靡之风,不实行井田制无法实现。这种更改看来是失败的,应当恢复原来的做法。”
“肉刑的废除,使刑罚没有了轻重区别,减免死刑的下面就是髡钳,髡钳以下就是鞭刑。被害者不能重生,但受到髡刑对身体根本没有伤害,髡刑鞭笞不足以惩戒中等罪行,怎么能不导致人们继续去杀人越货呢!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男女淫邪私奔,用酒肉贿赂犯罪,打架斗殴时误伤害他人,都不会被判处死罪,因为杀掉他们显得太重,判处髡刑则太轻。不制定中刑以上的对应罪行,法令又怎能不会参差不齐,又怎能不会妄杀无辜呢?现在最担忧的是,轻刑不足以惩戒大恶,那样贪赃枉法被判处有罪的,也会在监狱中假装有病被赦免不被诛杀。定刑的科条没有标准,名实不相对应,这恐怕不是历代帝王的通行法律,也不是圣人制定的良好制度。有人可能会说:对恶人施行刑罚要重一点,这是可以的;对善良者施行刑罚,难道不会轻一点吗?回答说:如果以朝政以来,未曾冤枉伤害过善人,有罪而不处死,这是忍心杀人,却不忍心对罪犯使用刑罚。现在的五种刑罚各有标准,轻重程度科条都有规定,名实相符,只要不是杀人叛逆等禽兽等行径并且情节严重的,都不判处诛杀。要继承周朝的法典,续写《吕刑》,再制定一部新的善法。”
“《周易》中说:'阳卦是一君二臣,这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二君一臣,这是小人之道。’君主称孤道寡,作为人上之人;百姓众多,大多数都是人下之人。一伍的伍长,其才能足以管理一伍中的人;一国的君主,其才能足以治理一国;天下的帝王,其才能足以君临天下。愚昧者受有智者役使,就像枝叶附着在主干上,这样的道理是天下常法。治理国家,就要把人们分类管理,处理各种事务,也要分门别类,对于远方的百姓则难以绥靖。现在远方的郡县,有的相互距离几百上千里,虽然有些地方多山陵湖泽,仍然有百姓在那里居住种植五谷。朝廷划分各郡县边界,使最远的地方距离县城不超过二百里,并在户籍上注明,以便于识别查阅,用什伍制度使其相互连接管理,限制每户耕种的田地数以杜绝兼并,确定五刑拯救死亡,增派官员进行管理,以农桑为急务增加积蓄,抑制工商业以便专注于农业,敦促教育转变百姓心性,表彰德行移风易俗,考核才世量才为用,选拔精壮之士讲习武备,修缮武器防守攻战,严禁法令防止僭越,重赏刑罚惩恶扬善罚,纠正荒嬉戏杜绝奸邪,明察苛刻减少繁暴。以上十六项都是执政要务,执行起来都是常法,考察时内容具体,国家安宁时不能懈怠堕落,国家有事时不会惊慌失措,即使圣人再起,也是不变的道理。”
“前者,天下的户籍超过一千万,除去其中的老弱,每户至少有一名壮丁,这就是一千万人。这样计算,遗漏的当然更多,其他蛮夷戎狄内居住在汉朝土地上还不在统计范围。丁壮十人中,肯定有能力堪当什五长的人员,推举什长以上的,就会有一百万人了。再依次十中取一,那么具备佐史之才的就有十万人了。再十中取一,那么能够辅佐朝廷、治国理政的就会有上万人了。靠出卖体力的是劳动人民,要在人民中选拔壮丁;靠才智治理国家的称为士,在士中选拔耆老和尊者。按照这种办法使用天下之人,天下人才就会绰绰有余,怎么会总嫌人才不足呢?只能说是没有很好利用,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有人才得不到重用,不能说是缺少人才。这样来看,就能探讨上天本性,追究人事道理,振兴颓废的时局,利用好现有人才,网罗遗漏的贤士,这就符合天人合一了。”
“有的人说:善于执政的,都想去除繁杂严苛的政治,合并裁减官吏,以无为而治的态度,去做不可为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三代就不值得借鉴,圣人就不配为师了。君子使用法制达到天下大化,小人使用法制却导致天下大乱。都是同一种法制,有的达到大化,有的导致混乱,这是因为行事方式各不相同。假设让豺狼去放牧猪羊,让盗跖去主管征税,肯定会国家混乱,官吏百姓放肆无度,又怎么谈及维护国家利益,制止恶人恶行呢!国家只有君子治理,然后才能达到大化;国家只有储备丰富,才能没有忧患。君子并非从事农桑来谋求衣食的劳动者,积蓄也并非是依靠横征暴敛来取得的财富。食用国家俸禄者德行仁厚,可以杜绝官商勾结盘剥百姓;国家积蓄增多,就能在出现战事和水旱灾害时不会无法应对。按照大道行事,百姓不认为是奢侈;按照大道向百姓收纳赋税,百姓不认为自己辛劳。天灾流行时,打开国家仓库赈济,不也是仁德吗?自己衣食有余,减少奢靡浪费施舍给他人,不也是大义吗?那些君主官长居于士民之长的位置,本来应该食用美味,穿着高级丝帛衣物,现在的风俗,反而称赞那些居于陋室的为高尚,那些吃素食的为清廉,这实际上开了虚伪的名声,让那些小谋小智者居于大位,虚夸政绩不实,原因也未必不是在这里。得到廉洁之士,却失掉有才之人,这不是建功立业的目的。凭借贪廉举荐士人,这并非是君子之志。选拔人才肯定要选贤良善士。善士中富裕的少贫苦的多,其俸禄不足以供养自己和家庭,怎么能保证其不钻营私门呢?以此来定罪,这是设置好陷阱,等待天下君子自投罗网啊!”
“盗贼加上灾年,九州同时并起,饥馑突然来到,军旅被突然征调,税赋强征到贫弱百姓身上,削减官吏俸禄,缺少赖以生存的钱财,巧取豪夺者的财富积累,军队在万里之外作战,首尾不能相顾,兵役徭役沉重,农民舍弃本业,亿万百姓高呼苍天,贫穷者辗转死在沟壑中。现在,按照土地肥瘦的标准,计算征收的田赋,每亩产粮三斛,每斛收取一斗赋税,不算是太多。一年之中就会有几年的储备,就是兴起不合法劳役,恣意奢侈花销,广为赏赐皇帝的宠幸所爱,也不能耗尽。不遵循古法,只规定为轻税,到了一方出现警报,一个方面出现灾难,支撑不了三年,再审计时国库亏空,那时只能坐视出征战士食用蔬菜,看着饿殍布满道路,作为帝王,能这样治国理政吗?二十税一是古代貊国的制度,何况是三十税一呢?用削减官吏的俸禄来充实军资,其做法来自于秦国征伐诸侯,通过这些征服四夷。汉朝继承秦朝基业,于是不作更改,危国乱家,大概正是来源于此。现在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官吏俸禄还要发放,官吏的品级没有常法。朝廷应该制定标准,把租税统一为十税一,更赋仍然像原来一样。现在地广民稀,中等土地还没有开垦,虽然是这样,还应当限定豪强大户兼并,不允许他们拥有过多田地。凡是地上长草的土地,全部收归为官田,让有能力的农民耕种。如果听任百姓占有,一定会留下后患的。”
仲长统的思想
黄其军
作于2023年1月25日(古历癸卯年正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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