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为南朝宋史学家范晔所写，因其极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超越其他写后汉的史学专著，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是公认的记载后汉历史的正史著作。
黄河歌者金石点评：
仲长统的《损益篇》主张恢复井田制，这是开历史倒车，是极其消极的思想。他对于国家刑罚制度缺失危害的论述，具有积极意义。另外，他认为哪个时代都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统治者识才的慧眼与唯才是举的能力。为什么中国战乱时期反而人才喷涌？就是因为统治者众多，其中总有些真正的伯乐。请看《<后汉书>研读》第221章：
《损益篇》
《损益篇》中写道：
“制度只要有利于天时，有利于万事万物，就可以施行了。如果事情违背了天理，制度不符合时代，就要进行更改。有些制度在古代行之有效，到了现在却不起作用了，就不得不进行更改。改革后还不如从前，有些经探索后遭受失败，也不是不能恢复原来的做法。汉朝建立后，分封子弟为王，委托给他士民，给予他们生杀大权，于是这些诸侯王骄奢淫逸，贪得无厌。他们鱼肉百姓，以满足欲望，放纵淫欲到与姐妹通奸。他们对上有篡逆反叛不轨的奸谋，对下有暴乱残害百姓的阴毒。这虽然借助与皇室有亲近的恩情，大概也是制度设计造成这样的局面。此后的几代皇帝对各诸侯王降爵削土，逐步剥夺，最后让各诸侯王仅享受封国中的俸禄。但是他们的污秽行径，淫乱昏聩的罪行，仍然还是很多。因此，从根本上削弱各封国，减轻对其施予的恩义，让他们仅能假借一日之尊，享受封国财富，允许诸侯国享受特权，把封国传承给后代，朝廷不断用鞭笞刑罚进行警告，他们还能放任自我，为所欲为吗？现在时政凋敝，风俗改变，淳朴的风气成为过去，混乱时代已经到来。爱封子弟在封国中逾越礼制，放纵恣肆的时间太久了，再也不能授予他们权柄，假借给他们资本了。所以才收回他们几世的特权，抑制其横行势头，对善良者早早提拔，对邪恶者尽快罢黜，所以下面的封国中再也没有被埋没的贤士，国朝中没有专权的大臣。这样的更改，可以马上施行。”
“井田制更改后，豪强转而经商，他们的馆舍布列于州郡，田亩接连于方国。豪强没有一丁点国家任命的官职，却能穿三辰龙纹的服饰；不担任编户中的一伍之长，却能役使千室户邑。他们的荣华享乐超过有封地的诸侯王，他们的势力超过郡守县令。他们用财物贿赂经营，即使犯法也不被查处。就连刺客侠士，也愿意为他们卖命。至于贫困弱势少智的百姓，寄人篱下，死后其家属没有钱财购买棺椁收敛，遭受冤枉穷困，也不敢进行申诉。虽然这是因为法网禁令太过疏阔，大概也是豪强无限占据田地才导致的这种必然结果。现在想要建立太平的盛世纪纲，建立对百姓教化的根基，消除贫富不均的状况，纠正风俗中的奢靡之风，不实行井田制无法实现。这种更改看来是失败的，应当恢复原来的做法。”
“肉刑的废除，使刑罚没有了轻重区别，减免死刑的下面就是髡钳，髡钳以下就是鞭刑。被害者不能重生，但受到髡刑对身体根本没有伤害，髡刑鞭笞不足以惩戒中等罪行，怎么能不导致人们继续去杀人越货呢！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男女淫邪私奔，用酒肉贿赂犯罪，打架斗殴时误伤害他人，都不会被判处死罪，因为杀掉他们显得太重，判处髡刑则太轻。不制定中刑以上的对应罪行，法令又怎能不会参差不齐，又怎能不会妄杀无辜呢？现在最担忧的是，轻刑不足以惩戒大恶，那样贪赃枉法被判处有罪的，也会在监狱中假装有病被赦免不被诛杀。定刑的科条没有标准，名实不相对应，这恐怕不是历代帝王的通行法律，也不是圣人制定的良好制度。有人可能会说：对恶人施行刑罚要重一点，这是可以的；对善良者施行刑罚，难道不会轻一点吗？回答说：如果以朝政以来，未曾冤枉伤害过善人，有罪而不处死，这是忍心杀人，却不忍心对罪犯使用刑罚。现在的五种刑罚各有标准，轻重程度科条都有规定，名实相符，只要不是杀人叛逆等禽兽等行径并且情节严重的，都不判处诛杀。要继承周朝的法典，续写《吕刑》，再制定一部新的善法。”
“《周易》中说：'阳卦是一君二臣，这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二君一臣，这是小人之道。’君主称孤道寡，作为人上之人；百姓众多，大多数都是人下之人。一伍的伍长，其才能足以管理一伍中的人；一国的君主，其才能足以治理一国；天下的帝王，其才能足以君临天下。愚昧者受有智者役使，就像枝叶附着在主干上，这样的道理是天下常法。治理国家，就要把人们分类管理，处理各种事务，也要分门别类，对于远方的百姓则难以绥靖。现在远方的郡县，有的相互距离几百上千里，虽然有些地方多山陵湖泽，仍然有百姓在那里居住种植五谷。朝廷划分各郡县边界，使最远的地方距离县城不超过二百里，并在户籍上注明，以便于识别查阅，用什伍制度使其相互连接管理，限制每户耕种的田地数以杜绝兼并，确定五刑拯救死亡，增派官员进行管理，以农桑为急务增加积蓄，抑制工商业以便专注于农业，敦促教育转变百姓心性，表彰德行移风易俗，考核才世量才为用，选拔精壮之士讲习武备，修缮武器防守攻战，严禁法令防止僭越，重赏刑罚惩恶扬善罚，纠正荒嬉戏杜绝奸邪，明察苛刻减少繁暴。以上十六项都是执政要务，执行起来都是常法，考察时内容具体，国家安宁时不能懈怠堕落，国家有事时不会惊慌失措，即使圣人再起，也是不变的道理。”
“前者，天下的户籍超过一千万，除去其中的老弱，每户至少有一名壮丁，这就是一千万人。这样计算，遗漏的当然更多，其他蛮夷戎狄内居住在汉朝土地上还不在统计范围。丁壮十人中，肯定有能力堪当什五长的人员，推举什长以上的，就会有一百万人了。再依次十中取一，那么具备佐史之才的就有十万人了。再十中取一，那么能够辅佐朝廷、治国理政的就会有上万人了。靠出卖体力的是劳动人民，要在人民中选拔壮丁；靠才智治理国家的称为士，在士中选拔耆老和尊者。按照这种办法使用天下之人，天下人才就会绰绰有余，怎么会总嫌人才不足呢？只能说是没有很好利用，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有人才得不到重用，不能说是缺少人才。这样来看，就能探讨上天本性，追究人事道理，振兴颓废的时局，利用好现有人才，网罗遗漏的贤士，这就符合天人合一了。”
“有的人说：善于执政的，都想去除繁杂严苛的政治，合并裁减官吏，以无为而治的态度，去做不可为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三代就不值得借鉴，圣人就不配为师了。君子使用法制达到天下大化，小人使用法制却导致天下大乱。都是同一种法制，有的达到大化，有的导致混乱，这是因为行事方式各不相同。假设让豺狼去放牧猪羊，让盗跖去主管征税，肯定会国家混乱，官吏百姓放肆无度，又怎么谈及维护国家利益，制止恶人恶行呢！国家只有君子治理，然后才能达到大化；国家只有储备丰富，才能没有忧患。君子并非从事农桑来谋求衣食的劳动者，积蓄也并非是依靠横征暴敛来取得的财富。食用国家俸禄者德行仁厚，可以杜绝官商勾结盘剥百姓；国家积蓄增多，就能在出现战事和水旱灾害时不会无法应对。按照大道行事，百姓不认为是奢侈；按照大道向百姓收纳赋税，百姓不认为自己辛劳。天灾流行时，打开国家仓库赈济，不也是仁德吗？自己衣食有余，减少奢靡浪费施舍给他人，不也是大义吗？那些君主官长居于士民之长的位置，本来应该食用美味，穿着高级丝帛衣物，现在的风俗，反而称赞那些居于陋室的为高尚，那些吃素食的为清廉，这实际上开了虚伪的名声，让那些小谋小智者居于大位，虚夸政绩不实，原因也未必不是在这里。得到廉洁之士，却失掉有才之人，这不是建功立业的目的。凭借贪廉举荐士人，这并非是君子之志。选拔人才肯定要选贤良善士。善士中富裕的少贫苦的多，其俸禄不足以供养自己和家庭，怎么能保证其不钻营私门呢？以此来定罪，这是设置好陷阱，等待天下君子自投罗网啊！”
“盗贼加上灾年，九州同时并起，饥馑突然来到，军旅被突然征调，税赋强征到贫弱百姓身上，削减官吏俸禄，缺少赖以生存的钱财，巧取豪夺者的财富积累，军队在万里之外作战，首尾不能相顾，兵役徭役沉重，农民舍弃本业，亿万百姓高呼苍天，贫穷者辗转死在沟壑中。现在，按照土地肥瘦的标准，计算征收的田赋，每亩产粮三斛，每斛收取一斗赋税，不算是太多。一年之中就会有几年的储备，就是兴起不合法劳役，恣意奢侈花销，广为赏赐皇帝的宠幸所爱，也不能耗尽。不遵循古法，只规定为轻税，到了一方出现警报，一个方面出现灾难，支撑不了三年，再审计时国库亏空，那时只能坐视出征战士食用蔬菜，看着饿殍布满道路，作为帝王，能这样治国理政吗？二十税一是古代貊国的制度，何况是三十税一呢？用削减官吏的俸禄来充实军资，其做法来自于秦国征伐诸侯，通过这些征服四夷。汉朝继承秦朝基业，于是不作更改，危国乱家，大概正是来源于此。现在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官吏俸禄还要发放，官吏的品级没有常法。朝廷应该制定标准，把租税统一为十税一，更赋仍然像原来一样。现在地广民稀，中等土地还没有开垦，虽然是这样，还应当限定豪强大户兼并，不允许他们拥有过多田地。凡是地上长草的土地，全部收归为官田，让有能力的农民耕种。如果听任百姓占有，一定会留下后患的。”
仲长统的思想
黄其军
作于2023年1月25日（古历癸卯年正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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